二　趋同与消解：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

国民革命时期也即国共的第一次合作时期，此时，在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指引下的新三民主义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上是一致的，也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也是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自身的革命历程。中国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且许多工作是为国民党而做。1924年2月，《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中提出：“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13]因而，使得在政治符号形式上趋同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这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中国共产党自身政治符号的特性。

在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呈现出了如火如荼的革命热潮，人们再次受到革命的洗礼。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14]此时，革命成为社会发展的潮流，成为人们活动的目标，人们热衷于此。“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革命标语口号随处可见。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15]“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16]

正是因为在新三民主义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治符号开始趋同于国民党的政治符号，“民族、民权、民生”成为二者共同的政治符号，特别是“民族主义”俘获了当时的人们。这与中国共产党一直所开展的阶级革命相背离，为此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这种现象并加以修正。1925年4月4日，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中指出：“惟同时在有国民党组织的工人群众中，须加紧宣传民族争斗虽然重要而不能代替阶级斗争的理由，并须宣传民族的党和阶级的党使命之不同，使工人群众不至民族主义化。”[17]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巨大革命洪流下既想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又想实现自身纲领的纠结。但这种纠结没有持续多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踏碎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梦想”，间接说明了两个临时趋同的政治符号之不同。

然而，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如1927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中就提到：“不仅湖南一省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发生坚强的信仰，全国各地的工农，定要遥瞻国民革命的旗帜，认识国民党的党徽，为他们自由之标志。他们必定自己起来向国民政府之敌作战！”[18]虽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两党合作的忠诚，但中国共产党的退让并没有换来革命的妥协，“七•一五”事件再次伤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愤怒的中国共产党发动了反抗这个曾经合作过的盟友的斗争，尝试着去开辟自己的革命道路，也开始新的建构自己政治符号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