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

政党、党纲、政治口号、演说等都是影响传播的“有意义之符号”[40]。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代表中国广大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夺取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日起，就以参与政治、夺取政权、建立理想社会为目的的政党，因而，具有中国共产党特征的携有政治信息、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主要包括理论符号、行为符号和视觉符号这三个主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符号主要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宗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革命先辈的革命思想，以及苏维埃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虽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符号大都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又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理论符号的发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符号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灵魂和核心，起主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行为符号主要表现为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独立自主、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赤化、革命、解放、长征、三项纪律八大注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民主集中制、人民当家做主、解放战争等。行为符号是在理论符号指导下逐渐培养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1941年6月20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提到：“要是一个政党，它的言论与它的行动不相符合，要是它不履行自己的言论，要是它的言论不兑现，这样的政党必然要失去群众的信任，必然要遭受失败。”[42]以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为例，它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优良作风，因此也成为区别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与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43]

中国共产党的视觉符号主要体现在党名、党纲、党章、党旗、党徽、党歌、革命领袖、革命标语口号、革命纪念日、革命英雄人物、革命建筑、革命遗址、革命服饰、革命美术、革命证章、革命歌曲、革命故事等等上。旗帜、服装、绘画、雕刻、建筑等标志象征，可以成为树立革命理想、保持团结、忠诚、区别于他人、唤起革命意识、形成革命观念的极其有效的手段。[44]视觉符号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具体表现。其实，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符号，还是其行为符号，最终还是通过视觉符号来体现。

“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符的组成就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政治符号，“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集中体现其名称上。名称从来就不单单是一个符号，而是名称的负载者个人属性的一部分；这一属性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保护，它的使用必须排他地、审慎地仅只归属于名称负载者本人。[45]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不仅仅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而是与其他象征相结合形成的一个概念。正如格雷厄姆•沃拉斯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政党一经成立，它的命运就取决于人性的各种因素，慎重思考只是其中之一。政党主要是个名字，和其他名字一样，一听见或一看见就滋生出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变为自动理解它的意义。和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名字及其自动的心智联想尽可能清楚，被尽可能多的人占有，并引起尽可能多强烈的感情。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用的莫过于政党的彩色标志。我们的老祖宗在识别语言以前就一定已经能识别色彩了，而简单和较强烈的感情附丽于一种色彩比附着于一个词更容易。”[46]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不单单只是她的名称，同时还有其自身所特有的意义指称。“有那么大量的事物，以致我们不能够清晰地记住它们。因而，我们通常给它们定个名称，让这种名称代替整个印象。”[47]因而，“中国共产党”这一名称符号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政治内涵，是这一政治符号系统的重要指称。

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并非一成不变，其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又会演绎不同表现形式的具体政治符号。“革命象征在革命前夜的准备时期、着手起义时、实际战斗中、胜利或失败的一瞬间、日常工作及仪式典礼、行军、集会等不同场合，受各种场面、局面、空间、时间影响而不同，不管利用何种媒介，也是要受上述影响而发生变化。但是，革命象征能反映出革命的目标、意义及正当性，鼓舞士气，因此对视觉、听觉等感觉器官，可以直接地产生作用。”[48]如从“列宁”符号到“毛泽东”符号，从“苏维埃”符号到“人民”符号，体现出中国革命实践和革命场景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历史变迁。从“打倒军阀”到“打土豪、分田地”，再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再到“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口号变化，无不体现出中国革命形势的复杂性。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符号的生产工厂，不同的革命环境和革命形势决定了不断变化的革命任务，决定着会生产出不同的政治符号产品。

即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也并非一蹴而就就是如今这样的，也是经历一系列变迁和革命实践的发展形成的。党旗是一个政党的旗帜，政党的缩影，政党的标志，是政党的象征之一，是政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产物。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众进行革命过程中所使用的旗帜是为了引领反帝反封建这一民主革命任务的前提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象征性革命符号，处处体现其革命性与象征性相统一的历史特征。因而，在引领革命道路、教育革命群众、区分革命组织、彰显革命象征、传播革命理念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旗帜符号，经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从简单模仿到质朴创制，从简单制作到统一制式，最终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发展要求，形成了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旗帜符号，体现出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镰刀和斧头的组合，最初的联想是农民和工人的联合，再次出现在红旗上时有了工农联盟政治制度的实践，接着不断反复出现，最终成为一种政党的标志和信仰的象征。

可见，无论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符号、行为符号、视觉符号，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方面政治符号，它们既是政治形势的现实反映，又是政治发展的历史记忆；既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外在特征，又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本质；既有表现整体的，又有代表局部的；既有“商标”式的符号，又有象征性的符号。因而，体现中国共产党特征，携有中国共产党信息的符号都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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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urray Edelsman，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Chicago：Markham Publishing Co，1971.p.2.

[2]特德C.卢埃林：《政治人类学导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3]祝基滢：《政治传播学》，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3页。

[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5]同上书，第46页。

[6]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2页。

[7]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64页。

[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9]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2页。

[10]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73页。

[11]余志鸿：《传播符号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12]同上书，第82页。

[13]参见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周立方、李启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

[14]科尼利斯•瓦尔：《皮尔士》，张世英、赵敦华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00—101页。

[15]《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页。

[16]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56页。

[17]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72页。

[18]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19]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 of Politic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4.p.5.

[20]参见哈罗德•D.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王菲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21]Harold D.Lasswell，Wor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 sec ur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5，chs10.

[22]哈罗德•D.拉斯韦尔、亚伯拉罕•卡普兰：《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王菲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107页。

[23]杜奎英等：《中国历代政治理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页。

[24]同上。

[25]同上。

[26]张之傑、黄台香：《百科大辞典》（第二至五册），名扬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7页。

[27]马启华：《政治行为》，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163页。

[28]同上书，第164—168页。

[29]参见马起华《政治符号与知觉的认同》，《民主评论》第十五卷，1964年第5期。

[30]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页。

[31]《辞海》上，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5页。

[32]亚伯纳•柯恩：《权力结构与符号象征》，宋光宇译，台湾金枫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

[33]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19页。

[34]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35]张意：《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6页。

[36]列•沃伊塔西克：《政治宣传心理学》，邓本中、钱树德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页。

[37]同上。

[38]哈罗德•D.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39]同上。

[40]参见祝基滢《政治传播学》，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13页。

[41]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4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4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6页。

[44]中野实：《革命》，于小薇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

[45]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3页。

[46]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3页。

[47]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06页。

[48]中野实：《革命》，于小薇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