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傅绍良

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近十多年来较受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不过，当于俊利博士将她的《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书稿递到我面前时，我还是深为她的勤奋和成果所打动，因为她抓住了唐代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内容，且将它从制度层面的描述深入了文人的精神世界和由此生发的文学领域，打开了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唐代礼制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隋唐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数百年南北分裂的历史，其各种制度的建立，具有鲜明的承前启后和融合南北的时代特色，礼制也是如此。《新唐书•礼乐志》云，唐初用隋礼，历贞观礼、显庆礼，至唐玄宗时期形成开元礼，“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唐代礼制以其历史的包容性和时代的特殊性，在中国制度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人们。唐代文人与礼制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互动层面上。其一，他们是唐礼的修改和制定者，如魏徵、张说等人都参与了贞观礼和开元礼的撰定，体现了执政者和礼学者对唐代礼制的规范作用。其二，他们是唐代礼制的实践者，在遵礼或违礼的道德礼法的绳规下生存，历经政治沉浮，写就成败人生。这种互动性也折射到了文学创作中。在为政仕途和社会人生生活中，文人们的社会交际和情感生成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礼制。而他们那些与礼制相关的文学创作也充分展示了礼制的政治评判和社会约束功用。

其实，唐代文人及其作品与礼制的关系也可从唐代礼制形成的渊源上考察。陈寅恪先生在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曾将唐代制度的渊源分为三支：一为西魏、周；二为南朝河西；三为北魏、北齐。论述之精，已基本理清了隋唐制度的历史承传，为治唐代制度者提供了研究思路。显然，唐代礼制的南北融合是依赖人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来实现的，文人在这种实践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文人占籍可以确定其出生或成长的环境，南北不同环境下成长的文人，在唐代的不同发展阶段，所受到的礼制引导和规范或多或少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可以成为他们角色构成的一部分，体现于其为政为学和为文中。唐代有关科举的争议、新旧党争、经学革新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文人的家族及其礼法渊源相关。所以，如同文学上的南北文风相差迥异一样，不同礼制渊源下的文人，其才性气质也会有所不同，而这都将会对文学创作带来较明确的影响。

因此，研究唐代礼制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涉及面相当广泛的课题，它不仅仅是单一的与礼制制度层相对应的显形文字，更是与政治、思想、文人风貌相对应的隐形蕴含。解读显形，挖掘隐形，即可立体地展现唐代礼制与文学的关系。方法上的突破往往能打开一个更大的领域，学术研究的魅力也就在于此。

于俊利博士的这部专著，也许就是带着这种学术使命动笔的。其中虽然还有许多有待深入探讨之处，但从学术规范和研究思路上来说，是一次成功的开拓。序幕已拉开，精彩联翩来，我们期待着。

是为序。

2014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