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学术史的回顾

因本书涉及礼学思想及其文化功能、唐代礼制以及仕宦文人与文学繁荣的种种关联性，故所阅读及参考的成果大体包括礼学思想及其文化功能的研究、唐代礼制的研究、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三个方面。为了避免面面俱到地描述，在此我们只关注那些与本书的思路、材料或问题关系较为密切的论著。

一　礼学思想及其文化功能的研究

中国“礼”之起源甚早，礼学又在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所以千百年来一代代学者为其皓首穷经、探赜索隐，对礼学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注疏、考证类的研究；二是对中国古代礼仪制度和礼学思想的研究。其中第一类研究成果的历史积淀相对丰厚，但是这类研究只注重琐碎的考证，忽视对礼学作整体的、历史的、文化的、本质的把握。20世纪，礼学研究逐渐摆脱了对传统经学的依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许多学者从历史学或哲学的角度研究古代礼文化，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梁漱溟。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随着甲骨文、金文研究的发展及地下文物的大量发掘，礼文化研究走上了一条更宽广、更科学的道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就突出者如顾颉刚、沈文倬、杨宽、杨向奎、李安宅、高明士等。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一轮文化热的到来，中国礼文化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学者和论著，这些学者从礼学元典、礼学思想、礼制、礼文化、礼俗等各方面作了开拓。

其中，在礼文化元典研究方面，有钱玄的《三礼通论》，钱玄、钱兴奇的《三礼辞典》[33]，杨天宇的“三礼译注”[34]（《仪礼译注》《礼记译注》《周礼译注》），彭林的《仪礼》[35]注译等；在礼学思想研究方面，有蔡尚思的《中国礼教思想史》[36]，沈文倬的《宗周礼乐文明考论》[37]，杨向奎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38]，庞朴的《先秦儒家研究》[39]，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40]，勾承益的《先秦礼学》[41]，刘丰的《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42]，柳肃的《礼的精神——礼乐文化与中国政治》[43]，苏志宏的《秦汉礼乐教化论》[44]，林安弘的《儒家礼乐之道德思想》[45]等；在礼文化研究方面，有邹昌林的《中国礼文化》[46]，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47]，陈明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48]，顾希佳的《礼仪与中国文化》[49]，金尚理的《礼宜乐和的文化理想》[50]等，他们的阐说构成了本书立论的有益参考。

二　唐代礼制的研究

关于唐代礼制研究的学术史有两篇重要的文章值得参考，其一是甘怀真先生为胡戟《二十世纪唐研究》所撰写的《礼制》一章[51]，从礼制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出发，分专题回顾了20世纪学界对于唐代礼制的研究，并对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前景作了展望。其二是张文昌先生《唐宋礼书及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52]此文虽以“礼书”为叙述脉络，但比较全面地清理了唐宋礼制、礼俗等各个方面的成果。对于唐代礼制与文学相关研究的清理除了笔者收集的材料之外，这两篇文章可说是本书论述的重要参照。[53]

论及唐代礼书研究，甚至隋唐制度之研究，陈寅恪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54]是首要必读之巨著。陈书提出隋代制度有三个源头：一为北魏、北齐，二为梁、陈，三为西魏、北周，而河西文化亦是重点，不过后者多已融入北朝文化中。在此三源中尤以北魏、北齐一源最为重要。在陈书所列举的史料与课题中，“礼仪”章所进行的讨论，可说是该书最具关键性的论证。陈书说明“唐礼”多承袭“隋礼”，所以隋代制度的三源说，对“唐礼”研究而言仍属有效。隋唐制度的“三源说”为唐代礼制研究提出了重要思路。

通论性的断代礼制史专著目前有两部：陈戍国先生《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和任爽先生《唐代礼制研究》。[55]《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依时间顺序，分别讨论了隋、唐、五代的祭祀、丧葬、皇帝登基、册礼等，并根据王梵志诗和《唐律疏议》讨论了唐代礼俗、礼法的关系问题。该书充分利用隋唐考古成果，如将唐代墓葬的形制、壁画、随葬品以及为数众多的墓志材料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力图对于唐代的丧葬礼仪提出更多的感性认识。《唐代礼制研究》上编依次讨论吉、宾、军、嘉、凶五礼，下编讨论礼法关系、礼制与社会和政治关系等问题。作者认为，首先，唐代前期是“缘情制礼”原则逐步确立的时期，服制调整前后的关键差异在于母族、妻族在服纪制度中地位的提高，而这一特征正是将家庭与宗族、家族区别开来的标志。其次，在唐代，政治生的宗法关系逐步代替了血缘生的宗法关系，宗法观念的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即由孝于家、孝于父转向强调忠于国、忠于君。最后，作者揭示了唐代礼制下移的趋势。这两部书在唐代礼制的讨论上或有谬误，但不论从纵向的时间面或是横向的课题面上，对于唐代礼制研究提供了通论著作所应有的贡献。[56]另外，雷闻先生的《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57]讨论了唐代国家祭祀活动，涵盖了中央和地方，强调了空间场景与国家祭祀的实践层面，从总体上建立了一种国家礼制与民众生活相互影响又有着互动关系的新思维。[58]还有郑显文的《唐代礼学的社会变革》[59]一文则从功能上讨论了礼学对唐代社会的影响。郑文指出，唐代礼学的发展造成旧有礼俗的改革，使礼学由贵族普及至庶民、由仪注化进步到日用化。甘怀真《“制礼”观念的探析》[60]一文，则是单就汉、唐间国家礼典之编撰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国家礼典的定制始于“五礼”俱备的《晋礼》，制定礼典的根据则是礼经、先朝故事与儒家官僚的公议；而国家礼典的功能在于彰显天子威仪以及教化士庶，其目的在于使各种身份的人，彼此能共同遵循礼法制度所规范的秩序。其他从各个角度研究的成果，有甘怀真的《唐代家庙礼制研究》[61]、章群的《唐代祠祭论稿》[62]等。

还有学者以敦煌文书为线索进行研究，考察当时当地的民俗状况，如周一良、赵和平的《唐五代书仪研究》[63]，姜伯勤的《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64]，吴丽娱的《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65]等。《唐五代书仪研究》对唐五代书仪的类型、源流、演变等进行综合性、个案性研究，还专题探讨了唐五代书仪与中日文化的关系，以及书仪中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生活问题。姜著重视通过敦煌书仪等文献观察全社会对礼制的接受与反应。他发现，开元之际的杜有晋书仪等关于五服的记载与《大唐开元礼》中服制规定的变化基本同步，认为这是《大唐开元礼》将礼制、仪注法典化的成果，使其开始影响到庶民阶层的生活。在对贞元、元和年间礼的变迁的讨论中，他认为，当时关于礼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怎样解决礼仪与社会生活脱节的问题。贞元、元和年间五礼之学以“变礼”“新礼”“新仪”为特征，一方面是郊祀、宗庙等礼制的整备和简约化；另一方面是将士族家礼、家训和通行习俗纳入五礼中的吉凶之仪，使礼仪庶民化、实用化，不脱离社会生活实际。敦煌文献中关于傩礼的材料，也反映了当时祭礼的世俗化现象。吴丽娱也通过书仪研究礼制在民间的接受与变化情况。她分析了唐代不同时期所盛行的书仪题材，发现唐前期书仪多是反映世家大族家庭礼法的家法、家仪，目的是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确立尊卑等级。之后的书仪中所体现的家庭关系的礼仪逐渐用平趋轻，而官场诸般礼仪则开始充斥书仪中，单复书的合流和官牍别纸的出现，体现了官僚礼仪的繁文缛节。吴先生认为，这反映了人们关注的重点从家族转移到了官场，官僚化社会取代了贵族社会，同时全社会也走向了平民化。

也有一些论文关注唐代礼制的研究。这方面较早的文章有赵澜、吴丽娱等所著的一系列文章。赵澜《〈大唐开元礼〉初探：论唐代礼制的演化历程》[66]侧重礼典自身的发展。和其思路不同，吴丽娱《〈显庆礼〉与武则天》[67]更重视讨论礼典与皇权膨胀，特别是与皇帝个人政治权谋的关系。吴丽娱《营造盛世：〈大唐开元礼〉的撰作缘起》[68]一文也是分析帝王心态与礼典制作的关系的，认为《大唐开元礼》和《唐六典》一样，都是玄宗营造盛世的精神产品。此外，吴丽娱还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研究论文，探讨《大唐开元礼》的修订、行用问题。[69]此外，还有甘怀真、雷闻等研究唐代礼制的系列论文。对唐代礼典建设进行研究的文章有杨华的《论〈开元礼〉对郑玄和王肃礼学的择从》[70]，姜伯勤《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71]和黄正建《王涯奏文与唐后期车服制度的变化》[72]等。

以金子修一为代表的一些外国学者也对唐代礼制予以了关注，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论著。如金子修一的《关于唐代后半期的郊祀和帝室宗庙》[73]《唐代皇帝祭祀的特质——透过皇帝的郊庙亲祭来检讨》[74]《关于从魏晋到隋唐时期的郊祀、宗庙制度》[75]和《唐代长安的朝贺之礼》[76]，户崎哲彦的《唐代的禘祫论争及其意义》[77]，妹尾达彦的《唐长安城的仪礼空间——以皇帝仪礼的舞台为中心》[78]等，魏侯玮（Chovard J.Wechsler）的《玉帛之奠》[79]等。

除上述专著和论文以外，近十年来还有多篇关于隋唐五代时期专项礼制研究的论文发表，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展开。

综上所述，从史学角度对唐代礼制的研究，尤其对于唐代祭祀礼仪即吉礼研究的成果丰硕，而且，对于唐礼的研究，偏重于国家礼典的部分，特别是国家祭祀的变化、祭典仪式与皇权的关系议题最受注意。敦煌书仪被发现后，民间俗礼的部分也逐渐受到关注。

三　唐代制度与文学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在唐代制度与唐代文人文学关系的研究方面颇有创获，如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80]，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81]，王勋成的《唐代铨选与文学》[82]，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83]《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84]，傅绍良的《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85]，戴伟华的《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86]，胡可先的《唐代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研究》[87]，马自力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88]，吴夏平的《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89]，李德辉的《唐宋时期馆驿制度及其与文学之关系研究》[90]，霍志军《唐代御史与文学》[91]等。上述学者分别基于自己的学术背景，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和结论，将研究的问题引向深入，使我们看到了更为繁富的内容，拓展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宽度，也对本课题研究观点的立论和研究思路的展开给予诸多的启迪和帮助。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无论从史学角度对唐代礼制的研究，还是对唐代制度与文化结合的研究，都成果迭出，但将研究重点放在礼制视野下全面考察唐代文士的生活境遇与心理状态，并探析其对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成果寥寥。就目前所见，李俊的《初盛唐时期的盛世理想与文学》[92]，赵小华的《初盛唐礼乐文化与文士文学关系研究》[93]，姚倩倩的《武周时期的礼乐改制与文学》[94]，孙娜的《唐代元日朝贺诗文研究》[95]中有所涉及，但或时间限于初盛唐，或仅集中在对礼制一个方面的探讨上，皆非关于此专题的全面的系统性研究。在笔者目力所及范围内，迄今尚无此方面系统的研究专著，吴夏平先生的《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中亦谈到，唐代礼制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是目前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96]因此，本书旨在这个目前学界尚涉及较少的领域，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唐代文人及文学进行探索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