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
一 营口开埠与资本主义势力渗入东北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东北地区也成为其染指的主要目标。1858年，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天津条约》第十一款中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16]据此，英国最先取得了在牛庄开埠通商的特权。
牛庄，位于营口东北90里，嘉庆、道光时，由南方渡海至辽东沿岸的闽浙等省船只，“皆由三岔河入港，至枭姬庙河口登陆，以牛庄为贸易市场，一时牛庄口岸名闻中外”。[17]在铁路等近代交通工具尚未出现之前，中国各海口的货物运输主要依靠车马和水运。辽河航运在东北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因辽河上游源于蒙古沙地，滚滚而下的巨流挟带的大量泥沙，到下游沉积后常常淤塞河床，使大船难以通行，辽河口岸也常常因此发生变动。辽河港口最初在“营口上游三十海里之白华沟”，后又“移向下流十海里之田庄台”。不数年再推至兴隆台，到道光初年，“又进至今之营口”[18]，已是四迁其地。道光中叶以后，营口逐渐取代牛庄，成为辽河入海口新崛起的商业集散地。据资料记载，1839年，停泊在营口的商船“已有八百五十九只”[19]。由此可以想见当年营口贸易繁华的盛况。
《天津条约》规定，牛庄于1861年4月正式开埠。5月，英国第一任驻牛庄领事密迪乐，乘军舰到辽河口勘察，发现此时的牛庄已今非昔比，由于辽河下游泥沙淤积，河道变更，使得牛庄远离出海口，商贸地位远远不如营口，遂决定以营口代替牛庄。他以牛庄轮船出入不便为由与办理牛庄通商委员乌勒洪额、山海关监督福瑞、牛庄防守尉毓昌、海城县知县张鼎镛等交涉，强行要求把位于牛庄下游的没沟营（今营口）辟为通商口岸，代替条约上的牛庄。[20]清政府不敢违抗，被迫遵照执行。从此，营口成为东北三省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但因“条约文字不便改易之关系，故国际通称之名词仍曰牛庄”。[21]这样，中国东北的南大门便在列强的炮口下被强行打开了，西方列强相继在营口派驻领事，开设洋行，它们的政治、经济势力从这里迅速向东北内地伸展开来。伴随着政治、经济势力的延伸，传教士们也纷至沓来，他们以营口为踏板，把自己的触角渐次伸入这片广袤的土地。
二 初抵东北的基督教士
据史料记载，第一位到达中国东北的基督教传教士是郭实腊，但关于他来中国东北活动的相关记载却迥然不同。有的资料对此事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一八五二年，有德国教士郭实腊君，自暹罗乘鸦片船来满售书，北至锦州，继到营口，初来时当河口结冰，其船胶滞难行，冻死水夫一人，遂由盖州下船，地方官相待甚优，此为关东有福音种子之始也。”[22]有的资料又有如此的记述：“（郭实腊）乘坐英国商人的船于同年（1832）10月12日第三次出发到中国沿海进行罪恶活动。这次他北上一直窜到东北奉天地区沿海一带，直到次年4月29日才折返澳门。”[23]又有资料这样写道：“清咸丰二年（1852），德籍传教士郭实腊从暹罗（今泰国）乘鸦片船来东北出售《圣经》，先到锦州，继而到营口。因当时河口结冰，所乘船只胶滞难行，改由盖平县（盖县）下船，地方官予以优厚的接待。这样，东北才开始有了基督教的传播。”[24]还有资料如此描述：“1852年（清咸丰二年）冬，德国人郭际烈由暹罗（泰国）乘船到盖平传播基督教，成立两个福音堂。它是东北最早的基督教堂。”[25]同一事件竟有如此多种说法，且这些记载有重合，有矛盾，让人感到莫衷一是。
郭实腊，又译作郭士立、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等，德籍传教士。在华期间，他既传教，又充当间谍，走私鸦片，还直接参加了英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近代来华传教士中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他在中国沿海以传教为名，多次乘船到沿海城市侦察，刺探情报。《满洲基督教年鉴》所记郭实腊到东北的时间是1852年。但据关于郭实腊的一些传记资料记载，郭实腊于1851年夏就已经于香港去世了。[26]显然，他在1852年到达东北是不可能的。他来东北只能是在1851年以前的某个时期。那么，郭实腊是什么时间抵达东北的呢？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记载，郭实腊“从1831年到1838年期间，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有十次”。其中，在第三次沿海侦察时，他“北上一直窜到东北奉天地区沿海一带”。这次航行的时间是1832 年10月12日至次年4月29日。[27]据此推断，郭实腊在中国东北沿海一带活动的时间应在1832年10月12日至次年4月29日之间。
《清实录》道光十二年十月下甲子（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公历1832 年12月13日）条记载：“盛京副都统国祥等奏，英吉利夷船驶至奉天海面，派员驱逐。”[28]在随后所下谕旨中，对此事记述详细了许多，“盛京巡查夷船佐领徐士斌等，于十月初二日在隍城岛遥见夷船一只，当即驾船追逐，初十日尚未追至盖州”。[29]这里交代了发现“夷船”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道光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公历1832年11月23日，地点是旅顺口外的隍城岛。因当时清政府海禁未开，不准许外国船只在中国沿海任意航行。所以发现“夷船”后，佐领徐士斌等人“即驾船追逐”。但由于他们“稽延怠玩”，致使追逐了八天，初十日即12月1日时“尚未追至盖州”。
随后，发生了让清政府十分震怒的事情，这些夷人竟然在盖州“登岸入城”，海防的松弛和地方官员的疏漏，令皇帝恼怒异常，下旨对此进行了严厉惩处，守汛卡官骁骑校富明阿及领催兵等因“任意擅离汛守”而被分别“革职”和“革役”，盖州防守尉集成与“同城官兵擅离汛守，不能查出揭报”，盖平县知县张攀桂“扶同隐讳病毙夷人，及夷人入城，会报守汛兵役盘获，意存规避”，被“交部分别严加议处”。[30]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得知，此船“竖立三桅，载有炮械”，“该船有说华语之人”，此人“系前次胡夏米船内之夷夥甲利”。[31]夥甲利乃“郭甲利”（郭实腊）音译不同而已。据上述记载可知，郭实腊所乘“英吉利夷船”于1832年11月23日在旅顺口外的隍城岛被盛京巡查夷船佐领徐士斌等人发现，12月初因有“病毙夷人”而在盖州“登岸入城”，12月13日被驱逐。时间和活动地点与顾长声先生所记郭实腊第三次在中国沿海侦察情况颇相吻合。由此可断定，郭实腊曾于1832年冬乘船在奉天海面活动，并于当年12月初在盖州登陆。《清实录》中关于夷船在盖州“登岸入城”时有“病毙夷人”的记载又和《满洲基督教年鉴》所记郭实腊“由盖州下船”时有“冻死水夫一人”的记述地点及情形相吻合。由此可知，《清实录》中上述相关记载与《满洲基督教年鉴》所载郭实腊到东北“售书”及顾长声先生所记郭实腊第三次在中国沿海侦察活动记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满洲基督教年鉴》所记载的时间有误而已。
《满洲基督教年鉴》记载，郭实腊“来满售书”是自暹罗乘鸦片船而来，这和顾长声先生所记郭实腊从澳门乘船出发北上第三次赴中国沿海侦察是有出入的。[32]顾长声先生是根据郭实腊回忆录《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作如上记述的，应该比《满洲基督教年鉴》可信。而从前文论述中已知郭实腊来东北和顾长声先生所记郭实腊第三次在中国沿海侦察是同一事件，那么，郭实腊来东北的出发地点应该是澳门。郭实腊曾于1831年从暹罗来华，那是他从曼谷乘坐商船首次来到中国，随船到达天津，后南返广东，并未到达东北。[33]可见，《满洲基督教年鉴》所载此次出发地点是和郭实腊首次来华出发地点混为一谈了。
再来看一下《满洲基督教年鉴》记载的郭实腊北至锦州，继到营口，再到盖州的行程，这种含糊的记述也是不确切的。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禁教政策，除了广州、澳门以外，洋人不能随意到中国沿海活动，这从当时清廷所下谕旨中可见一斑。当1832年9月初清廷得知“英吉利夷船”在山东沿海活动的情况后，即针对此事连下谕旨，在给军机大臣的谕旨中指出：英吉利夷船“前已驶至福建、浙江、江苏等省，叠被驱逐，尚敢乘风驶至山东，情殊可恶。降旨令驱逐出东境，不准容其进泊，并著飞咨江苏等省，派拨弁兵，于交界洋面寻访接护，一体押令南行”。同时，担心洋面辽阔，“稽察难周”，夷船“复乘风北驶，冀图向山海关等处海口停泊，销售货物”。又命令盛京将军奕颢等“严饬山海关税务监督翔凤及该处弁兵妥为防范，如该夷船向海口停泊，即行驱逐，毋任片刻停留”。如果处理不当，“致有别起衅端之处”，政府将对相关人员“从重治罪不贷”[34]。在随后所下谕旨中，又对各省“督抚提镇”发出警告：“各省设立水师，原以巡历洋面为重，将备卒伍等，平日操防果能得力，自可远涉波涛，认真巡哨，何至有外夷船只乘风驶入内洋之事？”说明“各省提镇，性耽安逸，并不亲身赴洋，以致本年英吉利夷船顺风扬帆，毫无阻隔，水师废弛，已可概见。嗣后该督抚提镇等，务当严饬所属，各按定期，巡洋会哨，并责成该管巡道，临时查察，取结具报，倘各镇不亲赴会哨，立即据实揭参，如敢扶同捏饰，查出一并参办”。督抚提镇等要对所属“各营弁兵”，严加训练，对沿海防务严加督查，如因监察不利，造成“操防疏懈”，“水师兵弁，虚靡粮饷”，一经发现，“定将该督抚提镇等从严惩处，断不能倖邀宽典也！”[35]从这些犀利的措辞中可以看出清廷对“洋人”在沿海活动的防范是相当森严的，而对由于防范失误造成影响的人员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这从上文朝廷对郭实腊等人盖州登陆事件的处理中可见一斑。对于朝廷的这种态度，地方官员是知悉的，“洋人”在沿海登陆，地方官员会立即上奏朝廷，以减轻自己的罪责。既然如此，郭实腊在东北沿海的活动，备受政府关注，如果他们“北至锦州，继到营口，再到盖州”的话，那么他们在锦州、营口等地的活动情况应该很快上报而不至于到盖州以后才被驱逐，由此可以推断，郭实腊等人并未到达锦州、营口等地。
郭实腊等人的行进路线我们可以从《清实录》的记载中勾画出大致的轮廓。他们乘船从澳门出发后，沿途经过“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外洋”，“驶至朝鲜国，被该国王驱逐，不与贸易”，“复由朝鲜驶至盛京”[36]。到盖州“登岸入城”后被驱逐而南返。于1833年4月29日回到澳门。
《满洲基督教年鉴》又载，郭实腊乘船到东北的目的是“来满售书”，[37]而顾长声先生说其来东北是为了“搜集情报”，[38]二者观点迥异，孰是孰非，我们只能从郭实腊在中国的实际活动中考求出更加客观的答案。
郭实腊是1831年从暹罗乘船来到中国的，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传教，在船上，他以激动的心情表达了这一想法：“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39]但当时清政府教禁未开，传教士只能在广州和澳门一带活动。为了实现他的既定目标，他随船对沿途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记录。此举得到了伦敦会的支持，“赠给他一大箱《圣经》和福音书及一些药品”。商船1831年6月从曼谷启碇，途经海南岛、厦门、台湾、定海、宁波、上海，终到天津。一路上他详细记录了“航海路线和港口水域的情报，并利用向群众散发宗教书籍和治病的机会，接近中国人，了解各停靠口岸的民俗风情和经济情况”。[40]后又随船抵达澳门，受到了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的接待。
郭实腊在中国沿海首次成功航行及其带来的情报，引起了在澳门的英美商人的高度关注。东印度公司聘请他和公司的高级职员胡夏米等，乘坐该公司走私鸦片船到中国沿海作第二次侦察航行。此次目的更为明确：“探明中国沿海港口的航道，测绘较准确的海域图，侦察港口及沿海地带清政府的防务和兵力布置，调查各地出产、商业状况、风土人情及沿海走私鸦片的可能性。”[41]郭实腊带着这个任务及基督教宣传品、药物、测绘仪器等，于1832年2月从澳门出发，开始了第二次中国沿海之行。这次航行，用了7个月时间，于当年9月返回澳门，郭实腊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作了详细汇报。这次航行后，郭实腊在澳门成了轰动人物，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以最优厚的待遇雇用郭实腊，让他乘坐走私鸦片的飞剪船再次到中国沿海进行侦察和走私活动。这样，郭实腊又开始了第三次侦察航行。就是此次航行，郭实腊等人在中国东北奉天地区沿海一带活动，并从盖州“登岸入城”，情形如前所述，此不赘述。由此可见，郭实腊此次到东北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教，而是侦察情况，尽管其“所到之处”，即“将书籍赠送”，[42]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而已。
综上所述，《满洲基督教年鉴》关于郭实腊到中国东北传教的记载讹误之处较多，郭实腊到达中国东北的正确时间应该是他在盖州“登岸入城”的时间，即1832年12月。此次航行，他是带着侦察如何在中国沿海扩大鸦片走私的任务于当年10月从澳门出发的，沿途经过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外洋，驶至朝鲜，被驱逐后折返到盛京洋面，在盖州登陆后被逐，于次年4月返回澳门。所到之处，他散发宣传基督教书籍掩盖刺探情报的真实意图。他是最早到达东北的基督教传教士，但他的活动却远远超出了传播宗教的范围，背离了一个真正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宗旨。
基督教传教士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是在郭实腊东北之行30多年以后，这时，东北的大门已经在列强的炮口下被强行打开了，传教士以条约为护符，深入中国内地与边疆，积极扩展基督教在华势力与影响，被清廷视为“龙兴重地”的东北，也成为其传播福音的重要地区之一。揭开东北基督教传教序幕的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他于1829年生于苏格兰，1855年来华后，在上海传教，两年后因病回国。1863年，他又代表苏格兰圣经会再度来华，在烟台传教。[43]他在山东的传教工作持续到1886年。在此期间，他一直从事基督教文献的翻译工作，直到离开这里去上海。1866—1868年间，他受苏格兰圣经会的派遣赴东北长途旅行考察，到达了松花江边的三姓（今黑龙江依兰）。[44]关于韦廉臣旅行传教的情况，在其他史料中有更进一步的记载，《满洲宗教志》曾载：1866年，英国圣经会传教士韦廉臣从牛庄登陆，到东北散发汉译《圣经》，三年时间内，在满洲各地传道旅行，足迹西起长城，东至朝鲜北海岸，北达扶余、阿城和松花江沿岸的三姓等地。其间，他用马车拉载《圣经》、传道小册子沿途售卖，或无偿赠送。[45]在《吉林省志•宗教志》和《黑龙江省志•宗教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清同治五年（1866）苏格兰圣经会宣教士韦廉臣从营口登陆，经盛京城出柳条边，进入吉林将军境内伯都讷（今扶余市）和吉林城，售卖经书和传教，曾远达三姓，但未久而返回”[46]。“1863年，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韦廉臣受苏格兰‘圣经协会’派遣，第二次来华。1866年韦氏由芝罘（今山东省烟台市辖内）泛海，登陆牛庄，经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境内），先后到阿什河（今阿城市）、三姓（今依兰县）等地散发《圣经》，游行布道。”[47]《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中“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法国人入境活动事致吉林将军三姓副都统咨文呈稿”记载了此事的一个片断，现将原文照录如下：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右司为法国人入境活动事致吉林将军三姓副都统咨文呈稿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右司案呈，为飞报事。
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准双城堡总管衙门咨开，右司案呈，兹据管理查街处事务•蓝翎尽先即补骁骑校春德报称，据看守西门委官兵等报称，于四月二十二日未刻，突有洋人一名，跟随从人四名，坐载小车二辆进城，在永盛车店住宿，等语前来。当即饬派查街官巨常奎带领兵役赴店盘诘。据该洋人声称，系法国传教士韦廉臣，由伯都讷一带抵堡，持来第九条约执照。当即查验执照，内载特赴辽东各处游历、通商字样。该洋人即在街市售卖书籍，声称系耶稣修身之书。随将在市售卖四宗之书，追出四本送署。并该洋人于二十三日卯刻目视出城，奔赴阿勒楚喀去讫之处。除飞报将军衙门外，相应呈请，咨行贵副都统衙门，请烦查照可也。须至咨者，等因飞咨前来。当饬各该处，如有法国人到境，如何动作，刻即声报，等情札传去后。
旋据查街防御珠尔松阿报称，于四月二十四辰刻，有法国洋人韦廉臣一名，跟随民人四名，小车二辆进街。当即带领查街官兵等向法国洋人韦廉臣盘问，伊称声称，由双城堡前来此街上售卖书籍。至午刻该洋人出城奔往姓城去讫，等情呈报前来。据此，本衙门复查无异。合将该法国人由阿经过，奔往姓城去讫之处，先行备文飞咨三姓副都统衙门查照外，理合飞咨将军衙门，希为查核可也。右咨将军衙门暨三姓副都统衙门。[48]
从呈稿内容看，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即1868年5月14日未刻（约下午1—3时），韦廉臣率随从四人，乘小车两辆，抵达双城堡，自西门入城，住进永盛车店。总管衙门得到报告后，即派查街官巨常奎率兵役前往盘诘，韦氏声称系由伯都讷一带而来，并“持来第九条约执照”。所谓“第九条约”，即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条。该条规定：“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执照由领事官发给，由地方官盖印。经过地方，如饬交出执照，应可随时呈验，无讹放行；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如其无照，其中或有讹误，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领事官惩办，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虐。”[49]因有执照在手，当地官员没有为难这位错被当成法国人的英国传教士，他随即在街市售卖宣传基督教的“四宗之书”，负责监视的官兵“追出四本送署”。次日卯刻（约早5—7时），韦廉臣一行人等出城，奔赴阿勒楚喀（今黑龙江省阿城）方向。双城堡总管衙门立即飞报吉林将军衙门、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韦氏一行于二十四日辰刻（约上午7—9时）进入阿勒楚喀城街，该处查街官兵立即前往盘查，韦廉臣声称“由双城堡前来此街上售卖书籍”，至午刻（约中午11时至下午1时）出城奔往三姓而去。此片断翔实地记述了韦廉臣以“游历、通商”为名经伯都讷、双城堡、阿勒楚喀、三姓等地售卖圣经传教的情况，尽管当时没有固定的传教场所，但基督教向东北的传播却由此拉开了帷幕。
在韦廉臣东北旅行布道的次年，即1867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维廉来到营口，在此驻足传教，开启了基督教在东北传播的新时代。宾维廉，1815年4月生于苏格兰，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他自幼就对基督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39年，他获得独立传道的资格，开始在苏格兰各地传教，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847年4月，英国长老会派遣他来中国传教，同年11月抵达香港，后相继到广东、厦门、上海、汕头、福州、北京等地。[50]1867年，他“发矜惘满洲之念”，遂“展转东来”，[51]于当年10月6日从牛庄港（今营口）登陆。[52]翌年，设立东西街两福音堂。当时有外地在营口的一些商人入教。同年4月4日，宾维廉因病去世，安葬于此地。尽管宾维廉在营口传教刚刚半年就因病身亡，但他在此期间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对以后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此定居并成功建立教堂，为永久性的传教工作奠定了基础；二是他在营口布道期间，不断地向本国基督教会宣扬向中国东北传道的紧迫性，推动了教会发起的东北传教运动，点燃了基督教向东北传播的星星之火。[53]
据上可知，最早到东北活动的基督教传教士是郭实腊，最先拉开基督教在东北传教帷幕的是苏格兰圣经会的韦廉臣，而奠定基督教在东北传教基石的则是宾维廉。此后，西方传教差会不断派遣传教士到东北布道，基督教亦逐渐由沿海向东北腹地传播开来。
三 基督教传入东北及其发展
（一）基督教的传入与发展
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与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66—1900年，一些较大的基督教差会进入东北并获得初步发展；第二阶段，1900—1931年，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基督教在东北地区遭遇挫折，经过整顿以后，获得快速发展。
第一阶段，西方基督教差会从营口纷纷登陆，并以此为踏板，向东北腹地渗透。这一时期，来东北发展教务的基督教差会主要有苏格兰圣经会、大英圣书公会、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丹麦路德会和美以美会。其中，苏格兰圣经会只是派遣韦廉臣来此售书，并未建堂传教，大英圣书公会和美以美会势力较弱，苏格兰长老会、爱尔兰长老会和丹麦路德会经过努力，开拓了一些传教区域，为后来形成东北地区教务势力最强的教会组织奠定了基础。
苏格兰圣经会和大英圣书公会同属圣经会系统。圣经会是基督教专门从事《圣经》出版和发行的组织。1712年由德国男爵康斯泰因创立。宗旨是为扩大《圣经》传播范围，出版和发行《圣经》，不加评论或注解。[54]1780年和1792年，在英国和法国也出现类似组织。19世纪初，英国圣经会（即大英圣书公会）、苏格兰圣经会、美国圣经会等相继成立，均由基督教各宗派联合组成，它们除印行《圣经》外，还为减少售价而从事募款活动。[55]现代《圣经》出版运动即由此起源。
在近代中国专门经营《圣经》的差会机构有三个，即大英圣书公会、大美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各会在中国同一以翻译、印刷、校勘、装订、发行、分售、播散圣书于中国各地为职务”。[56]大英圣书公会1836年进入中国广东，1842年后，活动中心移往香港并开始进入上海等地。1860年，该会代表卫义廉以数年时间在华中、华南、华北各地作巡回传道，[57]后该会工作得到内地会的帮助，遂大为扩展。到1916年，该会在中国出版的《圣经》达到30余种，还将其译为中国各地的方言和少数民族的文字出版，“对于闽粤各地，苗瑶各部，有土语，对于满蒙西藏，各有其本族文字之圣书以应之”。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圣经》内容，还“将官话和合、文理和合、浅文理和合及广东土白之四福音书”，“均行加添二层眉注，略加诠释，俾读者易于考究”。[58]
1866—1868年，苏格兰圣经会派韦廉臣来东北售书布道，揭开了基督教向东北传播的序幕，情况前文已详，此不赘述。1881年，大英圣书公会派遣德儒博牧师来东北售卖《圣经》，同行者还有4名售经员。他们以营口为据点，逐渐把势力向北推进。[59]1886年，德儒博在营口购买地基建造会所，成立了圣经公会，为上海分会。后到辽阳建立会所，辽阳圣书会结束后，又分别在吉林、奉天设立两处会所。吉林圣书公会后来分成长春与哈尔滨二会，后长春圣书公会与奉天合并，成立奉天基督教圣书公会东北总支会，德儒博牧师夫妇常驻奉天，负责主持工作。[60]圣书公会在东北地区设有营口及哈尔滨两处支会。1921年，德儒博退休回国，由英国人韩德生接替，不久也归国。1929年，英国人罗培生任该会经理。1931年，中国人王凯牧师任该会售经布教指导干事，每年售卖经书最高纪录：《福音书》80余万册，《新旧约全书》2万部。[61]
爱尔兰长老会，又译称哀长老会，英国基督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in Ireland”，成立年代不详，本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62]代表该差会最先来东北传教的是万特和很德，他们于1869年在营口登陆，开堂布道。[63]1874年，教会又派盖雅各到营口，扩大传教区域。同年，盖雅各牧师到锦州售书布道。[64]1880年，邵武斐牧师奉派来锦州，在城内南街租房设立福音堂，盖雅各亦常来此售书传道，教务渐开。1885年，先后有邓玉堂、高启隆、高起赫等受洗入教，遂于此正式建立教会。1884年，傅多玛牧师奉派来华，驻足营口。1886年，他差派白日新和曾继述在宽城子（今长春）创立教会。三年后，为首批信徒洗礼。1892年，教会又派遣纪礼备等来此“驻邑布教”。[65]此为爱尔兰长老会在东北地区最早开辟的三处宣教师驻在地，他们以此为据点，逐渐把教务推进到周围地区。
紧随爱尔兰长老会之后来东北开教的是苏格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又译称苏革兰长老会，英国基督教教会，16世纪中叶诺克斯创立，西名原称“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Mission”，本部爱丁堡。1567年被定为苏格兰国教。[66]1872年，该会派遣罗约翰来东北传教，他在营口登陆后购地建屋，以此为立足据点。[67]翌年，为王静明、林万镒等人洗礼，[68]此为东北第一批受洗教徒。该会主要目标是在奉天（今沈阳）开辟传教据点。为此，该会原来在山东潍县开展传教工作的马钦泰于1875年横渡渤海湾来到营口，协助罗约翰开展工作。[69]鉴于当时定居奉天的条件尚不成熟，他们只能不时地从营口前往奉天。后来，罗约翰在奉天一个小客栈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下来，在此居住了6个月，但遭到当地人的强烈反对，很多人向他扔泥巴，甚至有几次几乎酿成暴乱。[70]1876年，罗约翰差派王静明从营口到奉天赁堂布教，尽管此时依然是“人多歧视，侮辱频仍”，但王静明忍辱负重，坚持下来，终于打开了局面。在3年时间内，罗约翰成功地为黄禄、刘全岳等数人洗礼入教，[71]还在奉天郊区“小河沿”购买到一处带有住房的地产，实现了在此定居的梦想。1882年，司督阁奉派来华，在营口学习一段时间汉语后，于次年抵达奉天，创设医院，施医布道。其后，魏雅各等相继到达，奉天传教士驻在地就这样被开辟出来。
苏格兰长老会较早开辟的另一处宣教师驻在地是辽阳。1881年，罗约翰从国内休假回来不久，就赴辽阳开辟传教区。和初到奉天一样，在这里，传教工作也是非常艰难的。当1882年司督阁赴奉天途经此地时，就亲身体验了当地人对传教工作的强烈反对情绪。当时，司督阁和罗约翰一行到达辽阳城，在那里临时逗留了一天，亲眼目睹了传教士遭到反对的情景。“传教士们和中国的传道者到街上小礼拜堂，在那里每天都有公开的宣教和辩论”，“外国人的突然出现，吸引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游手好闲的人和性情粗鲁的人，在这些人的煽动下，一些人起来制造麻烦并对讲话者大喊大叫。教堂的座位被砸碎，纸糊的窗户被撕毁，似乎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暴乱”。[72]后来，仍然是先派王静明在大街上讲道，等到局面打开后再开设教堂，经过努力，一个新的传教师驻在地最终被成功地开辟出来。
随着教务的发展，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觉得有必要建立一个两派联合组织，携手合作，以推动基督教在东北地区的快速发展。为此，两会代表于1891年4月16日在奉天小河沿开会，达成了在东北地区统一传教行动的决议，并成立“关东长老会老会”。[73]与会代表公推马钦泰为会正，拟定了公会章程、组织教会条规等文件，还就设立堂会名目、各教会选举执事、长老以协助牧师、教士完成会礼、襄办会务等具体问题达成共识。[74]此次会议后，两派教会在东北携手发展势力，教务发展迅速。1895年以后，两派信徒达6000人左右。[75]
较长老会稍晚来东北布道的是丹麦路德会，又称丹国路德会、关东基督教罗德会、关东基督教信义会等，母会原称“Danske Missionsselskab”。成立年代不详，本部哥本哈根海勒鲁普。属信义宗。[76]该会于1891年派于承恩牧师来华传教，半年后因病回国。1893年又派柏卫等到中国开教，驻汉口，拟于内地与同宗教会商得一隅之地为布道区，未取得任何进展。
丹麦传教士最早抵达东北是在1894年，当时正值中日战争时期，传教士约翰•古以丹麦红十字会女护士身份到旅顺口，请求救护清朝受伤士兵，清廷官员以其为“洋人”而拒用。[77]翌年，柏卫与外德劳一起再次来到东北，与长老会协商，划得沿海若干地区布道。1896年，在旅顺及大孤山设立教会，后又设教会于岫岩（1898年）和凤凰城（1899年）。[78]1900年以前，丹麦路德会只在此四处设有教会，其中外德劳牧师驻在旅顺口，柏卫驻大孤山，古牧师驻岫岩，李牧师驻凤凰城，受洗教徒30人。[79]
美以美会，美国基督教宣教会，1819年成立，本部纽约市。属卫斯理宗。1844年南北分裂，北方袭用旧称。1847年9月，柯林及怀德夫妇奉派来华传教，初抵福州，后驻南台中州。其后，又有麦利、喜谷等传教士相继到达，遂于1856年8月于茶亭建成亚洲美以美会第一堂——“真神堂”。1877年，正式成立福州布道年议会，教务日兴。[80]1891年前后，美以美会在宁远州（今辽宁兴城）中前所、前屯卫两处租赁民房，各设教堂1处，开展传教工作。[81]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前屯卫教堂被拆，“房间一切什物，尽被流民毁掠一空”，[82]中前所教堂因被业主急速收回而未遭毁坏。义和团运动结束，美以美会向东北地方政府索取赔款后，将传教工作撤回关内。
第二阶段，1900—1931年，这个阶段初期，中国东北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动荡，首先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继之1904年又爆发了日俄两国争夺东北权益的掠夺战争，这些都给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直到日俄战争结束后，东北社会逐渐恢复了平静，基督教才又在东北地区重新发展起来。这一阶段，经过短暂的挫折和调整，基督教在东北不但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发展较快，成为其在东北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率先传入东北的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继续保持着发展的势头，丹麦路德会发展迅速，除此以外的其他宗派也开始向东北地区派遣传教士，各派都在适宜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初步形成了各自的传教网络和布道范围。
苏格兰长老会与爱尔兰长老会
在1891年初步合作的基础上，为了加快教会在中国东北的发展，1907年，关东长老会在营口召开大会，决议“升老会为大会”，统摄本系统东北教会，为了方便管理和发展教务，将工作地划分为辽东、辽西和吉林3个区会，下面分划为16个教区。[83]据1916年统计，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区域主要分布于“奉天腹部及吉林南北边陲与黑龙江之南角”，跨辽东区会辖境的4/5和吉林区会辖境的1/4，此时，该会有外国牧师10人，中国牧师8人，长老60人，成丁教友1.0781万人，堂会32处，受洗儿童360人。[84]教会主要分布于海城、辽阳、沈阳、本溪、辽中、铁岭、开原、清原、海龙、新宾的永陵、朝阳镇（今辉南）、磐石的烟筒山、阿城、呼兰、海伦等地。[85]而以关东西北部为主要布道区域的爱尔兰长老会，经过发展，到1917年，该会拥有9总堂，15支堂，西教士33人，华传道408人，受餐信徒9188人，主日学校74所，小学校99所。[86]教会主要分布在营口、盖县、盘山、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北镇、黑山、台安、新民、法库、康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87]据资料统计，1921年，苏格兰长老会72名宣教师中有40人驻于沈阳，而爱尔兰长老会宣教师则多数分驻于吉林省的各总堂。[88]
随着教务及形势的发展，1922年，关东大会名称易为中华基督教会关东大会，[89]后相继设立教务委办、常务委办等机构，并规定教士升迁标准章程，添设教区董事会，掌握、利用布道助款及本地捐款。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1年，为了更有利于教会的发展，大会把原来的3个区会改为8个中会，皆冠以地名称之，即营锦中会、辽沈中会、新北中会、开法中会、兴海中会、吉延中会、长榆中会和呼阿中会。
丹麦路德会
这一时期，在原有四处教会的基础上，十年间，路德会相继于宽甸、桓仁、大连、绥化、哈尔滨等处建立教会。[90]把传教区域由辽东沿海一带进一步扩大到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地，在传教区内设立了12处总堂。1916年，该会有西教士47人，华传道109人，受餐信徒764人，小学校24所，中学校3所。[91]1915年，为了便于发展教务，设立临时教务中心，作为各教会联络教务的机关。1923年，在凤城县召开大会，制定《章程》，决议把会名改为满洲基督教信义会，大会为其最高领导机关，设在安东（今辽宁丹东）天后宫。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信义会总会，为团体会员之一。[92]丹麦路德会主要布道地区集中分布于大连、旅顺、金县、新金（普兰店）、复县、岫岩、庄河、孤山镇、东沟、丹东、凤城、集安等地。[93]
加拿大长老会
该会成立于1843年，本部安大略省多伦多。属长老宗。1871年，偕睿理（马偕）奉派来华开教，驻台湾淡水，开辟了台湾教区。1888年，古约翰等奉派至河南开辟布道新区，以彰德为基地，开辟了豫北教区。1902年，马牧师夫妇至澳门，1907年转江门，合原台湾教区而成华南教区。1916年，与其他在华长老宗差会合组全国长老会总会。1917年有9总堂，西教士86人，华传道209人，受餐信徒3733人，主日学校36所，小学校79所。1925年，母会与卫斯理宗及公理宗数会合组为加拿大联合会，在华相关差会亦随之结合。加拿大长老会辖境成为加拿大联合会之河南教区及华南教区。嗣后两教区先后加入中华基督教会。[94]加拿大长老会主要从两条路线进入东北地区，一条是从中国内地来东北开辟新教区，另一条路线是从朝鲜半岛开辟的教区来东北发展教务。从中国内地来的加拿大传教士主要在汉族中传教，而从朝鲜半岛来的传道人则主要在东北的朝鲜族民众中发展教徒。
率先来东北开教的加拿大长老会来自朝鲜半岛，1903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巴克尔等人从朝鲜半岛进入珲春、龙井一带传教。1912年成立传教部，次年修建教堂和住宅，后相继有传教士克里申、福特、施考尔、马丁等往来该地，在周边发展朝鲜族信徒，创办施医院和教会学校。1921年，所属教会并入“间岛”长老会（1925年易名东满长老会）。[95]
在中国内地成功开辟教区以后，加拿大长老会总部于1927年2月派古约翰和瑞阿克两牧师从河南彰德赴梨树县四平街（今吉林四平），开辟四平街至洮南之间的传教区。到达四平街后，两人招募中国华北神学院毕业生苏泉亭、张永祥、何振东等人及一批经过短期培训的传道人员，派往四平街及其周边城镇开展传教工作。当年就成立了四平街教会，从信徒中选出张子寿、许点礼为执事，协助发展教务。1928年2月，四平街教会派姜乐亭牧师到洮南开辟新区，姜乐亭到洮南后，于康乐街租门市房一处，建立教会。同年6月，瑞阿克牧师由四平街来洮南经理教会，姜乐亭牧师协助会务，又于老马市街租房作为福音堂，请刘义忱主持工作。加拿大长老会便以四平街和洮南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发展会务，相继建立了塔子城、鸶鹭树、公主岭、辽源鱼市街、泰来等处教会。[96]
1930年，加拿大海外传教本部决定，在中国东北地方分设南部教区和北部教区。南部教区办事机关设在四平街北九条街12号教会内，负责人为古约翰和瑞阿克，高洪德牧师协助工作。教会主要分布于四平街至公主岭铁路沿线的双辽、梨树、怀德（今吉林公主岭）等地方。北部教区办事机关设在洮南县小北门里六经路三纬路513号教会内，负责人戴卫仁牧师，戴卫道（戴卫仁夫人）、葛玉英、郭维新等三位教士协助工作。北部教区在四平街至齐齐哈尔铁路沿线开展传教工作，教会主要分布在今吉林境内的有四平、双辽、白城、长岭、通榆、洮南、镇赉等市县，1933年两教区合并，称为平齐教区，古约翰牧师为总负责人。[97]
朝鲜基督教长老会
朝鲜基督教长老会是全球长老会中的一个分派，在朝鲜半岛传教过程中，有的隶属于加拿大海外传教本部，有的隶属于爱尔兰和苏格兰差会。1907年，在朝鲜半岛的4个长老会代表在平壤联合组建了朝鲜耶稣教长老会独老会，把“宣教部享有的所有教会权限移交新组织的独老会”，并分派牧师到朝鲜半岛以外传教。[98]1912年9月，朝鲜半岛的7个长老会联合成立朝鲜耶稣教长老总会，这个总会将中国延吉周边地方的基督教会，先后划归咸镜长老会和平北长老会管辖。[99]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与朝鲜半岛有着族源与地缘的密切关系，自然成为这些传教团体发展教会势力的主要对象。
1902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具礼善、洪淳国，在中国延边一带朝鲜族中发展教徒，于1906年建立龙井教会。[100]随着教务的发展，1921年，各教会代表在土城堡开会，决定与朝鲜的平北长老会分离，成立“间岛”长老会。1925年，又易名为东满长老会。办事机关设在龙井，教会主要分布于延吉、龙井、和龙、珲春、图们、舒兰、汪清等地。[101]
1910年，朝鲜平北长老会差派金振瑾和韩敬熙牧师在中国延吉一带朝鲜族中传教。1913年，金德善牧师来到奉天，建立西塔教会，这是辽宁地区朝鲜族基督教最早的正式活动场所。其后，朝鲜族长老会中的义州、山西、龙川等老会也先后到辽宁传教。朝鲜族长老会在辽宁地区传布较广，主要分布于奉天、新民、大连、鞍山、海城、抚顺、清原、本溪、桓仁、安东（今丹东）、凤城、宽甸、锦州、营口、铁岭、开原、盘山等地。[102]1917年，该会教士曾到黑龙江省的穆棱、密山等地朝鲜族中发展教徒。
1914年，朝鲜山西长老会传教士鞠谷致、玄大宣等人，在吉林通化、临江等地朝鲜族中传道。1920年，这些教会宣布与朝鲜山西长老会分离，成立南满长老会，在海龙县（今梅河口市）教会设立办事机关。主要分布于海龙、桦甸、磐石、柳河、通化、辑安（今集安）、永吉等地。朝鲜耶稣教长老会也于1930年派遣牧师金昌德等人赴奉天、四平街等地朝鲜族中发展教徒。[103]
东亚基督教会
1889年，加拿大传教士卞为益在朝鲜忠清南道传教，1905年，创立大韩基督教。1906年，韩泰永等人从朝鲜进入中国，在延边一带朝鲜族中布道。1912年，相继在中国东北成立南满和北满两个教区，北满教区负责人是崔成业，辖吉林、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9个教会，南满教区辖凤凰城、鞍山、临江、磐石等6个教会，负责人是李钟德。192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弱化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教会名称中不许带有“大韩”字样。大韩基督教遂更名为“东亚基督教”。[104]主要分布于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吉林、永吉、磐石、梅河口和临江等地。[105]
监理会
美国南方基督教卫斯理宗的教会之一，美国独立后，卫斯理派教徒脱离圣公会而组成独立的教会。英文名称为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初无汉译。1844年该会南北分裂。南方于原名后加South（意为“南方”）一词，在中国一般译称“监理公会”。[106]南监理教会正式成立于1846年，本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1848年，教会派遣戴医生及秦右夫妇来华开教，先后抵达上海。1852年后耿惠廉、林乐知等纷至沓来，布道活动渐次推广至苏州、嘉定、青浦一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教会中断了派遣传教士来华。1875年，该会再次派遣潘慎文等来到苏州，兴办学校，设立医院，开展布道活动。1885年，成立中国年议会。到1917年，该会在华已经拥有上海、苏州、松江、常州、南京、湖州等诸总堂，37支堂，西教士108人，华传道706人，受餐信徒7899人，主日学校145所，小学校43所。[107]
1921年夏，美国南监理会总会蓝华德会督亲赴东三省考察，不久因病去世，临终前嘱托，一定要到东三省开展布道工作。为此，1922年3月，李仲覃、孙闻远、霍约翰等奉派再赴哈尔滨，进行工作调查，并于当年组成了东三省布道部，全权负责对东三省布道事宜。根据调查情况，教会拟定了在东北的布道计划，决定以哈尔滨为立足点，挑选华人牧师来此布道。1924年4月，霍约翰和竺规身两牧师从上海来到哈尔滨，在道里租房建堂，定名为“基督教卫斯理堂”。相继发展教徒70余人。1925年，该会与哈尔滨市信义会、浸信会、国内布道会东三省总协进部、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等共同组织哈尔滨基督教联合会，筹备自立工作。1927年1月，教会正式由华人独办，改名为“哈尔滨道里中华基督教会”，经费由江浙监理会信徒负担。从1929年1月起，除教师俸金仍由布道部负担外，其余一切费用，均由哈尔滨市教徒自行负担。[108]
除此以外，在近代东北布道的还有来自朝鲜半岛的监理会传教士，他们主要在朝鲜族中发展信徒。1908年9月，美国南监理教会朝鲜宣教年会派遣李和春等到龙井一带朝鲜族中传教，在龙井村和附近地区先后建立了9所教会，发展信徒500多名。[109]翌年8月，根据长老教派和监理教派协定，李和春将延边地区的监理教会移交给长老教派，返回朝鲜。1910年，美国北监理会朝鲜年会派裴亨湜进入中国，在图们一带传教，建立教会。[110]1920年5月，南监理教会再次派遣传教士进入延边地区传教。从此，监理教的两派在延边各地发展教势。1921年7月，南监理教会在苏联的海参崴召开“西伯利亚满洲宣教年会”第一次年会，推动教务发展。1922—1925年，南监理教会相继在龙井、汪清、局子街、珲春、百草沟等地建立了多处教会。监理教势力的急剧发展，引起当地长老会的强烈不满。为了解决两派争夺教徒的矛盾。1929年1月，双方代表在奉天召开会议，就两个宗派在中国朝鲜族中传教范围问题达成协议，规定长春地区为监理教传教区域，延边地区为长老会的传教区域。但是，监理教派为保持教势，不顾协定，仍继续在延边地区传教。
浸信会
基督教浸礼宗教会之一，该宗传入美国后，在南北战争期间分裂为二。从美国南方传来中国的教会译称“浸信会”，以区别于北方各州的浸礼会。[111]本部设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浸信会一贯主张信徒受洗礼入教时，必须全身浸在水中，实施大水洗，反对点水洗。1845年，咖笠顿（高立敦）及啤士夫妇奉派来华开教，驻广州。1847年，晏马太夫妇抵达上海，修建老北门礼拜堂。1860年，花雅各夫妇及海雅西赴烟台开拓山东教务。1904年，陆德恩夫妇及施爱理至郑州传教。至此，浸信会四大教区初具规模。[112]
浸信会于1910年传入大连，逐渐发展到营口、奉天、哈尔滨等地。1910年，姜和仁组织18名浸信会信徒，在大连南山附近成立聚会点。翌年，司提凡牧师主持修建教堂，建立了正式教会，归山东黄县华北议会直接领导。
1915年，栾马丁牧师和夫人栾爱玲二人赴营口，于郊外黑英台筑堂传教，浸信会由此传入营口。1929年，在营口市内惠安街置地建筑建堂，栾马丁和安牧师在此主堂布道。浸信会在奉天的活动是在大连、营口之后开展起来的。山东浸信会牧师穆锡三的儿子穆天德在奉天启东烟草公司做职员，他随儿子来到奉天，租房成立浸信会。[113]
1920年，华北浸信会派遣杨美斋牧师抵达哈尔滨布道并创立教会，经费由华北议会布道部担任，后信徒日众，其经费由本地信徒捐助。1924年，美国南浸信会国外布道部委派栾马丁夫妇到哈尔滨协助开展布道工作，先后建立安达、密山、三江等教区，设立滨江、马桥河、珠河（今黑龙江尚志）、小绥芬等处教会。[114]2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独立意识的增强，爱国的基督教徒觉悟提高，遂酝酿自立。1927年9月，哈尔滨道外浸信会改组为哈尔滨道外中华基督教会。“一切教务自理。西方退居客位，辅助传道”。改革以后，虽然“经济窘迫”，“精神却颇良好”。[115]
安息日会
为基督复临派和安息日派的综合性派别。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美国。1855年在密执安州巴特尔克里克设立总部，成立“评论与先驱出版协会”。1860年正式采用此名。1903年，总部移至华盛顿。除宣传基督即将再次降临人间外，还主张遵守“第七日”（指星期六）为安息日的规定，故名。[116]1902年，该会来华开教，首抵香港，旋赴广州，翌年即至河南。1905年，设印刷厂于上蔡县，同年6月发刊《时兆月报》，刊载世界新闻及安息日会教义，读者甚众。嗣设亚属总会于上海，教务日兴。[117]
安息日会在东北开展工作，始于1914年[118]，是年春，丹麦人白德逊牧师奉派到达奉天，开展布道活动。翌年秋，给9位信徒施浸，成立第一个教会。[119]后又在奉天城郊相继建立北门里、北三马路、大辛屯、四方台等几处教会。随着传教工作的开展，教务逐渐向外扩展。1931年，奉天地区共有教会11处，即沈河区教会、北市教会、新民县教会、大辛屯教会、四方台教会、北陵教会、铁岭教会、辽阳教会、海城教会、开原教会、营口教会，信徒250名。[120]
该会派人到黑龙江地区活动是在1914年，书报员杜恕人到哈尔滨市推销书报，传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末日福音”。1916年，杜恕人转赴湖南，冯成钧接替传道，行前杜恕人在双城县租房建立黑龙江地区第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其后又相继建立哈尔滨市教会和齐齐哈尔教会。[121]1915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俄罗斯联合会牧师葛聂金奉派来到哈尔滨，主要在俄侨中布道。葛聂金于1919年回国，美国全球总会派加拿大籍俄国牧师保保夫，在南岗龙江街15号修建礼拜堂。[122]
1916年，美国人顾尔瑟奉派来到长春，在四马路租房创立教会，此为安息日会传入吉林之始。[123]1917年4月，安息日会在延吉县头道沟建立教会。[124]后又相继建立了龙井、和龙、延吉南沟、安定路和朝阳川等教会。[125]
救世军
1865年，英国牧师卜威廉创立，总部在伦敦。1878年，仿照军队编制，教徒称“军兵”，教士称“军官”，分将、校、尉、士诸等级，卜氏自任“大将”。1880年（或作1878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注重在下层民众中举办慈善事业，吸收教徒。[126]1912年夏，卜威廉病重，统率职务交由其子担任，卜威廉临终前，对其子留下遗命，让其接管救世军后，“当树本军之旗帜于中国为第一要务”，“并深以未见中国有救世军为忧”。1916年，救世军第一队抵达北京，于此设立本部。第一批来华职员有40人，分别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苏格兰、芬兰、瑞典、瑞士、澳洲、新西兰等国。到达北京以后，救世军自设学校教授职员学习汉语，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职员已“能略操华语”，即在中国教友的帮助下，出外传道。随后任命叶英临为救世军驻华第一任总办。1918年2月，叶英临抵达北京。经过努力，在十个月之内，除在北京、烟台设立分队外，又增设了天津、保定、烟台、石家庄、通州、正定府、大沽、张家口等处分队。[127]相继开办语言学校、女子工艺所、男学校、培训中心、礼拜所及粥厂，出版中文会刊《救世报》等，事业迅速推广。1920年2月，该会在奉天市二纬路61号设立救世军满洲区本部，总指挥施崇善，协理魏乐朴。[128]1926年2月，在大连市内设立南满大队本部，统辖大连两个小队及奉天、长春两个小队。[129]
圣洁会
“五旬节派”教会之一。五旬节派，基督教派别之一。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流传于美国，加拿大、英国、丹麦、挪威和瑞典亦有传播。主张继承基督门徒在五旬节接受“圣灵”的传统，故名。认为信徒“成圣”是上帝恩宠所致，并称“成圣”与“因信称义”不同，人在“因信称义”以后才能“成圣”。[130]
1901年，美国监理教牧师考曼和基尔伯恩跨洋来到日本东京，设立“东方传教会福音传道馆”，开始传教活动。随着信徒的增加，他们创立了“东方传教会圣洁教会”，主要在日本本土活动，[131]1907年，在朝鲜汉城建立传教据点。1921年9月，易名“朝鲜耶稣教东洋宣教会圣洁教会”。1924年，朝鲜圣洁教会信徒朴基来和朴章焕分别迁居龙井和图们，开始在附近朝鲜族中进行传教活动。随着教会势力的发展，1925年3月，教会派遣李元根到龙井建立教会，随后，又派女传教士金庚洽、朴鲁姬来此，在附近朝鲜族妇女中开展布道活动。圣洁教会以龙井为中心，相继建立了天宝山支会、明月沟教会、朝阳川教会、延吉教会和图们教会。[132]20世纪30年代以后，该会传入黑龙江地区。
神召会
“五旬节派”教会之一。此派包括在组织上互不统属的许多独立教会。诸如“神召会”、“使徒信心会”和“圣洁会”等。[133]教会的主要活动项目有礼拜会、儿童会、妇女会、家庭会、施洗会、灵修会、布道会，以及圣诞、受难、复活、圣灵、感恩五个节期会。主要流传于美国，1914年于阿肯色州霍特斯普林斯成立总议会。
该会于1910年传入中国，当年，美国女教士倪歌胜来到宁波，开堂布道。1914年，在北京和太原亦建立教会。到1919年，有正定、北京、天津等会堂，西教士近50人。[134]20世纪20年代末，神召会传入东北。1928年，白爱真同兰爱悦两教士来到营口成立神召会，相继有传道人白安真、魏约翰、白隆道等。1929年12月15日，挪威人匡马丁牧师奉美国神召会差会的派遣，由天津市来奉天组织神召会。当时由天津带来的传道人有刘桂廷、白隆道等，外籍传道士有库路得（女，美国人）、恩又美（女，瑞典人）。后势力逐渐发展到抚顺、辽阳、大连、铁岭、锦州等地。[135]1930年，美国女传教士何安宁与中国信徒李子谦由北京神召会来到黑龙江省安达县建立教会，进行布道。[136]1931年3月1日，在奉天小西关大街设立福音堂，逐渐形成东北神召会的中心。[137]同年，俄国牧师伯以斯蒂把俄国神召会的新安埠分堂借给中国人建立了哈尔滨神召会。不久，教会派人到沈阳与匡马丁取得联系，以求指导，神召会东北差会派美籍牧师文克迪于1934年携眷到哈尔滨，当年在道外南勋小六道街租得民房，开展教务，教会有所发展。[138]
约老会
美国基督教宣教会，1856年成立，本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属长老宗。1895年，该会派遣梁多马和陈安德夫妇来华传教，始在广东德庆、罗定等地活动。1917年，有西教士24人，华传道36人，受餐信徒545人，主日学校9所，小学校11所。[139]1930年，该会牧师魏司道等人来到齐齐哈尔等地进行传教活动。翌年，孔教士和魏牧师夫人也相继到达。“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派李顿调查团到东三省进行调查，约老会的教牧人员帮助中国爱国志士向李顿调查团递交揭露日军罪行的书信，以后亦曾对一些抗日爱国人士予以救援，为此受到日伪当局的敌视和迫害。该会在华势力较弱，仅在广东和黑龙江两省建有教堂。[140]
德国路德会
属信义宗，1914年，德国人阿斯多尼亚、里多瓦人一起在哈尔滨建立教会，参加活动者主要是当年在哈尔滨的德国侨民及各国领事中的一些教徒。首任牧师为里多瓦人，其后是贾乐天。1928年，贾乐天在马家沟雨阳街另开福音堂。马家沟房屋原是南岗路德教会传教牧师的住所，成立福音堂后与路德会分离。福音堂有德国、丹麦、荷兰、瑞典、瑞士并苏联200余教徒经常在此聚会。在北京设有分会，由贾乐天夫人负责，外侨教徒50人。[141]
以上为基督教在近代东北地区传播与发展之一斑。无论从领有宣教地还是发展信徒方面，爱尔兰长老会、苏格兰长老会和丹麦路德会都是这一地区势力最大的差会。统计资料表明，到1920年，三个差会的宣教地“占奉、吉二省面积一半以上”，而且丹麦路德会与苏格兰长老会还把势力扩展到黑龙江省内，“设立总堂两处，一所在北团林子（即绥化），属丹路德会，一所在呼兰，属苏长老会”。在发展信徒方面，这三个差会在东北三省也是独占鳌头，在1920年之前，“奉天省各宗派受餐信徒所占比例如下：长老宗占91％，信义宗占7.6％，监理宗占1.2％，基督复临派占0.2％。吉林省则长老宗占95.5％，信义宗占4.2％，基督复临派占0.3％”。[142]其中，尤以爱尔兰长老会和苏格兰长老会两差会势力最强，“受洗信徒人数约占东北三省信徒总数95％”。
（二）相对薄弱的东北教会事业
基督教传入中国东北地区较晚，和较早开辟传教工作的东南沿海等地相比，教会事业还有相当的差距。1920年之前，奉天省有宣教师驻在地19个，差会总堂26所；吉林省有宣教师驻在地7个，差会总堂9所；黑龙江省有宣教师驻在地2个，差会总堂2所。三省共有宣教师驻在地28个，差会总堂37所。[143]而同一时期，山东省有39个宣教师驻在地，差会总堂66处。[144]福建省有差会总堂63个，宣教师驻在地41处。[145]此外，东北地区布道区数量也相对较少，到1920年时，“东北各已开辟之宣教地内共有布道区294个，多数在辽河平原及沿主要交通线一带”，“东部、北部则岭深林密，布道区极少”。[146]而同期山东省有布道区1330个，[147]福建省共有布道区1164个，平均每区有信徒33人。[148]
奉天、吉林二省共94县，在1920年前，其中16县无任何差会宣教工作，39县（约1/2）中尚无教会小学设施。黑龙江省内只有少数县区报告有基督教事业。[149]而同期的福建省各县均有基督教宣教事业。1/3的县中都有一个以上的差会。全省只有6个县无正式教堂。每百万人口中受餐信徒平均不足100人者共20县。[150]东北三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其受餐信徒人数在全国各省中居前7名之内，每万人中受餐信徒之平均数也高于全国总平均数，但分省而论，则低于鲁、浙、闽、粤等省。[151]奉天省有受餐信徒1.6万名，每一万居民中平均有信徒13人；吉林省有受餐信徒4500名，每一万居民中受餐信徒平均为8.2人；○10山东省有受餐信徒4.1821万人，每一万居民中平均有受餐信徒13.5人；福建有受餐信徒3.8584万人，每一万居民中平均有受餐信徒24人；广东省有受餐信徒6.1262万人，每一万居民中平均有受餐信徒17.4人。
东北三省中，以奉天省教会发展势头最好，1920年前，奉天省的宣教师驻在地占东北地区宣教师驻在地总数的68％左右，而差会总堂占总数的70％。次之为吉林省，宣教师驻在地占总数的25％，差会总堂占总数的24％左右；黑龙江省势力最弱，宣教师驻和差会总堂分别为总数的7％和6％左右。[152]从总体来看，基督教在东北地区的布道事业还是相当滞后的。形成东北地区基督教势力薄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外教职人员匮乏。传教士的工作是相当艰难与繁重的，尤其是在开辟一个新的传教区的时候，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传教士要不停地讲经布道，同时还要兼及许多其他工作，如开设医院、办教会学校、赈济救灾等，通过这些活动扩大教会影响，发展教务事业。因此，传教事业的发展是需要充足的人力资源来保障的。而据一些调查资料显示，“东北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差会中外职员不敷分配，致使宣教工作力不从心”。[153]1920年，除贵州省外，东北三省每一千受餐信徒中宣教师之平均数在全国各省中为最低。东北三省外国职员人数172人，与安徽省相等，但安徽信徒人数仅等于东北信徒的1/4。广东省有外国传教士730名，福建省有外国传教士454名。东北三省只有18名按立中国职员，为数甚少。而直隶省受餐信徒人数仅较东北约多2000名，而按立中国牧师约为东北的4倍；据报告，皖、赣、鄂、蜀四省之受餐信徒人数少于东北，而各省按立中国职员人数反较东北多；湖北之按立中国职员则较东北多2倍。山东省有按立中国职员124名，约为东北地区的7倍。[154]相比之下，基督教在东北地区的中外教职人员显然要薄弱得多，这严重制约着教会的发展。
其次，社会动荡。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北地区战乱频仍，灾荒不断。1894—1905年，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东北地区先后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三次大规模的战乱。1910—1911年间又有大鼠疫横扫东北。战乱和天灾，造成东北地区社会动乱。这些都对基督教在东北的传播产生了不利影响。
再次，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东北三省辽河沿岸中部大平原一带地势平坦，人口稠密，是布道区和受餐信徒集中的地方，而北部和东部林深树密、人烟稀少，交通极为不便，开展传教活动十分困难。一个传道人记述了他20世纪30年代末在呼兰地区传教的艰苦经历，当时呼兰教区“许多堂点不通火车，每到一处要凭两条腿步行50多里路，如果机会好，搭上马车或汽车，那就非常知足了”。而去交通闭塞的东兴传道是“最令人头疼的差事”。“由呼兰出发走到巴彦，需要走一整天，第二天在木兰打个尖，第三天傍晚才能走到东兴。冬天去东兴就更有罪遭了，坐爬犁太冷，冰天雪地靠腿走，深一脚，浅一脚，走一会，坐一会爬犁。”[155]由此可以想见，交通的不便给传教工作造成的困难也是很大的，因此，在东北的北部和东部偏远地区，有许多没有开展传教活动的空白地区。
最后，天主教在东北地区势力颇大，教徒人数众多，这对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据资料记载，1620年，就曾有1名天主教神甫来东北访问，入清以后又有神甫多人先后来东北游历。可见，天主教传入东北已有数百年历史，较之基督教来说根基更为深厚，且其目标非常明确，即“把吸收教徒作为他们鞠躬尽瘁的目标和日常的主要任务”。[156]它尤其注重在人口众多的农村一个家族一个家族、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争取教徒，这种努力由于传统的原因及教士们的热忱而卓有成效，在增加教徒人数及扩展教会规模方面，天主教会的工作效率远高于基督教会。1838年，东北天主教会脱离北京大主教区成为巴黎外方宣教会之特别区，当时天主教友仅3000人。后来天主教事业大为发展。1898年，教皇批准纪隆主教的请求，“以满洲分南北二境，以二主教掌之”。南境主教统理盛京全省教务，北以吉林省为界，南以鸭绿江及高丽为界。教友1.75万人，新守规者不在此数。全境住堂26处，总堂在盛京，会所234个，大堂12个，小堂33个，西教士23人，华教士8人，大修院1处；在盛京，小修院1处；在沙岭，院生49人，男学堂78所，男生1233人，女学堂69所，女生1595人，育婴堂14处，收养男女小孩1576人，农学堂1所，施药局5处，安老堂4所，西国修女16人，中国修女32人。满洲北境于1898年始设主教1员，其境南尽于奉天界，西尽于蒙古，北与东均限于俄地。全境包吉林、齐齐哈尔两省，教友9000人，住堂14处，在吉林、宽城子、小八家子、四家子、伯都讷、宾州、巴彦苏苏等处。大堂6个，小堂21个。总堂在吉林，西教士10人，华教士3人。修院1处，在小八家子，院生20人。男女小学堂与育婴堂共60所，学生1570余人。圣母无玷会贞女30人，皆华人，其在家守贞者57人。[157]1919年，奉天省有法国主教1人，外国神甫25人，中国神甫19人，教友约3万人；吉林省有法国主教1人，外国神甫19人，中国神甫17人，教友约2.6万人。两省教友总数共5万余人。[158]而同一时期奉、吉两省的基督教受餐信徒仅有2.5万人左右，只有天主教徒的一半。同被视为“洋教”的天主教会，其发展、壮大过程对基督教的传播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造成基督教在本地区势力薄弱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