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的主要创新以及不足之处
本书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上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不但在理论上建立一个一般性模型，而且结合中国的增长事实进行计量分析，力图建立一个较为完整的研究框架。具体而言，本书的创新重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将制度变迁引入标准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制度变迁是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指出满足新古典经济增长假设条件的稳态（即平衡路径）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和制度变迁率之和。制度变迁所以影响经济增长，是因为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一样，也具有非竞争性和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等特点，从而造成规模效益递增，达到经济增长。另外补充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关于趋同的结论，认为趋同的原因除了技术扩散之外，还有制度扩散，所以国家间经济增长之所以趋同，原因之一是经济制度的趋同。
第二，在实证方面，本书选择对市场化指数影响最大的非国有工业[30]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经济制度的代理变量，并建立自1952年开始直到2003年的该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而利用该序列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历年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很多学者只建立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量数据，而本书将该数据追溯到1952年，应该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另外，根据实证分析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制度变迁的三种形式（制度进步、制度倒退以及制度停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三，本书利用时间序列预测方法预测一段时期内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预测到2011年左右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衰减为零，那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是高速增长，增速会变得非常温和，但仍然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中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学科，任何新的探索都不可能给出最终的结论。限于作者的水平和精力，本书只是这些新探索中的一部分，其中的某些思想和方法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本书不足之处主要在于制度变量的选择并不十分全面，比如并没有包括反映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若干重要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指标，另外如何将制度变量引入内生增长模型里也是一个既具有挑战性又具有创新性的工作，这些都是以后继续研究的课题。
[1] 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科技史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中科技一度领先，而到17—19世纪却走向衰落，为什么工业革命没能在中国发生呢？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很多经济学家也把科技上的李约瑟之谜归并为经济上的李约瑟之谜。
[2] 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我们这里的结论采用的是李京文（1999）的预测。
[3] 以后若没有特别说明，中国特指中国大陆地区。
[4] 很多学者将1978年之后称为转轨期或转型期，本书并不完全赞同这种看法，本书认为，中国自1950年之后的时期都可称为转轨期或转型期，因为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探索适合自己制度的阶段。
[5] 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国内外持有争议，以1960—2000年的人均GDP增速为例，按照我国的统计资料计算大约是8.77%，而根据萨默斯和赫斯顿（Summers and Heston）提供的数据计算则为4.35%，二者差距甚大（http://datacentre.chass.utoronto.ca/pwt/alphacountries.html）。对此孟连和王小鲁（2000）的文章有过深入探讨。不过，本书不考虑这些争议，所有的统计数据以国内权威机构公布或权威人士研究的数据为准。
[6] 我们将制度变迁划分为制度倒退、制度进步和制度停滞三种类型，详见本书第二章。
[7] ［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8] Douglas C.North,“Institu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ume 5,Issue 1,Winter,1991,pp.97-112.
[9] “索洛剩余”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请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10] 这里是广义的要素，不单单指资本和劳动，而且也指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等皆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11] 积累方程中符号
的含义请参看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12] 索洛模型又称索洛—斯旺模型，它由罗伯特·索洛（Solow，1956）和T.W.斯旺（Swan，1956）提出，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13] 注意，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区别，前者是Y，而后者是
。
[14] 古典经济学先驱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在《赋税论》（1662）中就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的观点。
[15]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简称为CD生产函数，是由美国数学家查尔斯·W.柯布和经济学家保罗·霍华德道格拉斯于1928年共同提出。该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Y=AkαLβ，其中A、α、β均为常参数。
[16] 该生产函数由获得197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Wassily Leontief于1941年提出。
[17] 这正是琼·罗宾逊所说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存在的刀刃（Knife edge）问题，即经济达不到稳定的均衡增长率。
[18] 琼斯（Jones,2002）认为，判断增长模型中的变量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另外一个标准是看这个变量是否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而长期改变经济增长率。
[19]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认为，20世纪60年代与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最明显区别是90年代以后的研究更关注经验含义以及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
[20] 经济增长的收敛性（convergence，有的译为趋同）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又分为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两种情况，详见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
[21] 关于增长核算分析的详细介绍请参见第二章。
[22] 事实上，整个新古典经济学都视制度为外生变量，无怪乎科斯评价说，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模型化那只“看不见的手”，“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我称之为‘黑板经济学’”。（罗纳德·哈里·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52—353页）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制度，不会再发生重大变迁；或许是他们认为制度变迁是短暂的，因此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暂时性的。
[23] 请参见第二章第一节。
[24]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张五常等。
[25] 琼斯：《经济增长导论》，舒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26] Luc Moers（1999）认为，对转型国家（transition countries）制度和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是合理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制度变迁影响巨大。
[27] 有趣的是，国外学者侧重于国家间的分析，而国内学者则更愿意分析中国的情况。
[28] 正如Schmieding（1993）所定义的那样，制度“不仅包含官僚和行政，更重要的是，它还包含关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的一整套体系，同时也包含个经济体为追求个人目标而遵循的非正规习俗和行为模式”。
[29] 如没有特别说明，本书的制度指宏观经济制度。
[30] 非国有工业包括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