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的发展
杨海蛟
杨海蛟
伴随着改革开放恢复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政治学，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大局、国际交流等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理论服务。
中国的政治学自恢复之后，始终把握时代脉搏，紧随历史前进的步伐,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大局展开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恢复和重建阶段（1977—1985）。
在中国，政治学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改革开放伊始，面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一系列的制度性疑惑和体制性缺陷以及中国社会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的任务，中国社会呼唤着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从此中国的政治学进入了全面恢复和重建时期。
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学从两个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首先，中国政治学界集中精力进行了学科的基础建设。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此后，经过5年的筹备，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于1985年挂牌成立，标志着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政治学有了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国外政治学》、《政治学研究》等专业性学术期刊相继创刊，为政治学研究搭建了学术交流的平台。1981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率先设置了政治学专业；1982年3—6月，为了解决我国政治学师资力量问题，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开办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讲习班，培养了大量师资，很多学员至今仍活跃在政治学教学和科研第一线；1982年，天津师范大学开办了全国首届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随后的几年里，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相继获得政治学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
其次，在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日益步入正轨的同时，政治学者投入大量的精力，论述何谓政治、政治学的内涵、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政治学的基本范畴和方法论等基本理论问题；开展了大量的“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际需要，研究中国现实政治”的学术研讨。张友渔、钱端升、杜任之等主编的“政治学知识丛书”开启了政治学研究的先河；一些相关著作的问世基本界定了我国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内容、范畴和体系，为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政治学》等填补了系统化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研究的空白；与此同时，行政学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一经恢复就十分注重实际问题研究。围绕《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宪法修改和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问题，民主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如何改革政治体制、加强国家机构的职能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战略目标、改革的原则、主要突破点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阐述，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和手段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先后提出了改革干部选举制、健全委任制、实行考核制、坚持培训制、建立退休制、改革工资制等。在讨论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过程中，围绕行政管理的制度设计、人才储备等问题提出了考评应该建立量化标准、明确考评等级等“绩效管理”的初步设想。
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会开始进行国际交流。1980年，与国际政治科学协会进行了最初接触。1982年4月初，时任国际政治科学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门德斯和执行委员比比奇访华，邀请中国政治学会参加该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自20世纪80年代起，政治学的学术翻译工作步入正轨，出版机构出版了许多译著，政治心理学、政策科学、政治伦理学和政治发展理论、政治行为理论、政治系统理论等为国内学界所了解、关注并逐步本土化。同时邀请国外学者讲学，开展学术访问，一些政治学者相继访华讲学，如阿尔蒙德、伊斯顿、李普赛特、罗伯特·达尔、亨廷顿、康弗斯、西川知一、让·米歇尔、林德布罗姆等都曾来华访学。随着国家加大对于海外人才和国际知名学者的引进力度，许多海外政治学者和华裔政治学者纷纷来华担任高校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或者开展短期学术访问。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中国政治学初步确立了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快速发展阶段（1986—1989）。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政治学者在巩固基础研究领域的同时，不断寻求新发展，拓展新领域，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当然，任何一门学科及其理论的发展，其动力更多地来自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和实践的呼唤。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飞速发展，政治学也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迅速拓展，逐步产生了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等，研究领域日趋丰富，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在此种趋势的带动下，随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政治学丛书”，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的编纂，西方政治学理论进入了中国政治学的理论视野。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的政治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实证主义等新方法论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形而上学、概念推演、观念论证、历史梳理的方法。此一阶段，基础研究持续发展，一些基本理论的专著相继问世，专题研究蓬勃发展。学术研究中不断涌现的新观点、新成果和新理论，使得政治学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不断扩大，政治学迅速成为“显学”。
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民主思想的渗透，中国政治学界特别重视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的讨论，不但比较了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差异性，而且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原则和形式等方面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高度阐明了党政分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结合农村生产责任制出现的问题，政治学理论工作者阐明了只有广大农民拥有经济自主权，才能使政治上的民主具有可能性，才能推动基层政治生活的民主化。随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政治学者对“一国两制”问题、地方政权建设和深化行政改革等事关民主政治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大局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主权不可分割、治权可以让渡”、“基层群众自治”、“政府职能转变”等重大理论，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加快基层民主建设、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等大政方针的落实提供了有效的学理支持。此外，“为了适应从根本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政治学界的探讨逐渐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及其相关问题的范围”，尤其是在中共十三大前后，政治学研究开始出现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并直接带动、促进了政治制度研究、反腐败研究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等。1988年10月，为适应行政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行政管理学开始加速发展。
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勃勃生机和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改革开放毕竟才十几年的时间，一些学者试图直接利用西方政治理论一劳永逸地完成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部分学者甚至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但是绝大部分政治学者能够认真研究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利益分化、利益协调问题和政治民主、政治稳定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稳定、权力制约和治理腐败等理论，老一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坚定地与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过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必须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阶段，全面深刻反思阶段（1989—1991）。
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学界的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恢复以来的中国政治学，及时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保证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并就政治稳定、人权和反腐败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
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学界结合对八九政治风波的反思、苏东剧变和建党70周年等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观察和分析，深入讨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中国政党制度、政府职能问题、反对和平演变等问题；持续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斗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人事制度改革、基层政权建设、廉政建设、政治稳定、“一国两制”等问题；阐发了一些解释中国政治现状和政治发展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如“政治总格局理论”、“国家能力理论”等。
经过深刻反思，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更加明确和清晰，并逐步形成了三点基本共识。第一，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注入新的内容。第二，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和教学必须有利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建设，为其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服务。第三，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和教学既要大胆地吸收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又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批判地予以吸收和借鉴。历史证明，这三点共识为后来的政治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此期间，1990年，国家教委正式将政治学列为法学门类一级学科，容纳了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7个二级学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确立和巩固了政治学的学科地位，为政治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阶段，深入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中国社会全面发展带来的剧烈变革，政治学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出版标志着政治学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在政治学基本理论、中外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史（制度史）、行政学、国际政治等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围绕国家、阶级、政党、权力等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相关著述汗牛充栋。
这一阶段，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进行了新的论述和大胆创新。他们从政治学的学科特点出发，重新探讨了政治、政治学、国家、阶级、政治权力、政治过程、政治文化、政治行为、政治发展等基本概念。在这种探讨过程中，学术界不囿于原有的结论，勇于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关系、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国家职能和国家本质等的论述都有新的角度，并提出了许多新的提法和新的观点。特别令人欣喜的是，进一步深化了政治学专门理论的研究，对特定政治现象，特定政治领域的理论研究，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进一步丰富了政治学基本理论。
此外，在进一步准确把握西方政治学说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其展开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一方面跟踪介绍、研究西方国家政治学的各种思潮、流派。同时也进行深入的剖析，汲取对中国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创新和发展有益的成分。其中许多范畴和理论范式被广泛使用，并得到改造、转换。与此同时，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有些内容展开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逻辑性的挖掘、整理，努力寻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的要素，特别是在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论域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工作者们逐步形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适应实践的要求和学科发展的需要，为了使理论反映和服务现实，形成解释性与应用性强的政治学理论，必须顺应科学发展的趋势，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改变思维方式，创新研究方法，从方法论上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维空间，不断赋予政治学以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经过多年的尝试，出现了结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局面。例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规范研究和经验、显性分析与隐性分析相结合。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90年代以来，无论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哪一种方法，从主流上讲，有深刻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都贯穿一条主线，那就是努力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始终把政治学的理论研究与直接或间接地服务现实统一起来。
随着学科研究的发展，不仅行政学、中外政治思想史、中外政治制度、国际政治学、比较政治学等主干学科有了长足发展，而且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诸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地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地缘政治学、权力政治学、管理政治学、权威政治学、国防政治学、警察政治学、教育政治学、发展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政策科学等开始为人们所研究，并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和论文。
行政学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变革和发展，越来越引起广泛的重视。90年代以来，根据现实需要，调整并确定了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范围和领域，从而有针对性地探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体制改革日益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中心内容。从理论上、整体上研究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与此相联系，对转变政府职能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此同时对行政体制改革，以及每项改革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特别是行政学研究逐步向层级化、分科化发展，不断地将行政学的研究热点推向多元化和系统化，开展对分支学科的系统研究，诸如行政组织理论、行政发展与行政现代化理论、行政生态理论、行政沟通理论、行政文化、行政民主、行政决策、政府绩效、政府形象、领导科学、行政哲学等的研究。行政学的研究开始从自身发展的需要，与管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移植与融合其他学科的一些相关理论和方法，寻找适当的结合点，与其他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解决领域交叉的问题，呈现出渗透性、交叉性和实际操作性的特点。
改革开放带来了国际政治学突飞猛进的发展。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由侧重于研究国际动态以及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宣传、解释，逐步扩大到国际政治研究的许多领域，对国外政治学的流派、思潮进行系统的评析；正确认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据国际政治演变和发展的规律，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斗争服务，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特点。民族主义、国家能力、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国际组织等问题的研究正在迅速展开。
比较政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努力从我国社会变革的需要出发，研究视角发生了一些转移，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理论构架和研究方法，注意比较研究的系统性和可比性。从目前的情况看，不仅已经把世界上许多国家纳入研究范围，而且既有宏观层次的对各种政治体系的性质、特征及其政治变迁过程进行历时和共时的比较；也有微观层次上的对政府机构的结构、职能、权力运作机制以及政党、利益集团等各种政治主体的研究；还有中观层次上关注各主权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实证考察和分析。研究重点由过去介绍政治比较理论范式、研究途径，逐步转变为创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分析框架。由过去的政治规范、政治原则、政治价值比较，以及更为复杂、更为细致的政治文化研究，不断转向关注经济因素对政治因素的制约。政府与企业关系的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比较研究，近年来也构成比较政治学的一个热点，个案比较、专题研究趋向深入。
学术界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时，既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同时对古代政治哲学、治国方略以及政治权术理论展开分析研究，日益把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同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更是丰富多彩，研究成果除了断代政治制度史、中央政制史、地方政制史以外，政治制度通史方面的学术著作见诸于世。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十分活跃，评析性的研究逐渐取代介绍性、描述性的做法，思想家传记、辞书相继问世。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异军突起，诸多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理论，完整、科学地论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及作用，为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除此而外，政治学界广泛地涉足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相继出版了政治文化学、政治社会学、集团政治等方面著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理论工作者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推进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确立了我国政治学的立足点和生长点。政治学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建立民主监督的程序和制度、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发展基层民主、维护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维护和保障人权等问题展开集中研讨和专题研究。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关于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加入WTO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摆在了中国政治学者的面前，引发了比较政治、政治发展、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研究热潮，在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提供大量有价值的理论见解。
21世纪以来，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为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问题，即（1）基层民主创新和丰富民主形式的问题，（2）党的建设问题特别是党的执政能力、党的作风、先进性和学习型政党方面的问题，（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治发展问题，（4）政治哲学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5）政治文明的理论与实践问题，（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建设问题，（7）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政治建设问题，（8）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9）推进各项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社会问题，（10）正确评价改革开以来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情况，等等。
经过这一阶段的积累和发展，中国政治学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研究领域，这主要包括：政治学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及其运行机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研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研究；科学民主决策体制与决策程序的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的基础分析及比较研究；中西政治思潮和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关系研究。
中共十六大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将之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和中共十七大的胜利召开，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新任务，使政治学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也再次迎来了新的机遇，中国的政治学出现了新的繁荣和新的发展。政治学更多地着眼于本国国情，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考虑问题。无论是对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还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完善各种政治制度的对策都坚持一个十分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要走自己的路，绝对不照抄照搬别国的做法，因而使得政治学研究的成果符合本国的实际，始终具有本土化的鲜明特色。基本上抛弃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既有较明确的目标设计，也更多地具有务实精神，主张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诸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建设、政治发展目标的实现，都要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地、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及时捕捉现实政治中的重大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力求为现实政治提供更深层的理论支持和理论服务。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思路。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建设性的心态，冷静理智地去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从研究解决现实问题和现实矛盾出发，积极探求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反对腐败、转变政府职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均带有很强烈的建言献策的建设性色彩，明确地将政治学研究的宗旨置于促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基点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年以来，我国政治学的人才培养和科研建设工作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经过各培养单位的艰苦摸索和多方沟通，政治学硕士、博士的培养水平和规模不断优化。全国政治学、行政学、国际政治学专业博士点建设和博士培养逐步制度化，人才培养的层次明晰、结构合理，形成比较良性的发展模式。政治学相关研究课题数量不断增加，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持续发展和深入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资金保障。时至今日，我国政治学界在各条战线上人才辈出，在他们当中，既有担负治国理政重任的中央领导同志和省部级领导干部，也有辛勤耕耘在教学科研岗位上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荣誉表彰的优秀教师和学者；既有受聘担任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决策咨询专家，也有应邀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的集体学习进行专题讲解的教授和研究员；既有不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担任咨询委员和课题组中担任首席专家及主要成员的学者，又有被遴选为全国宣传教育文化系统的“四个一批”专业人才，还有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计划和21世纪人才计划的中青年业务骨干等。
除此以外，这一阶段，随着国家加大对海外人才和国际知名学者的引进力度，许多海外政治学者和华裔政治学者纷纷来华担任许多高校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或者开展短期学术访问，许多专家入选了中组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有的学者则成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的“特聘教授”，越来越多的高校为海外政治学者设立长期性教职。越来越多的政治学教研单位与国外相关科研机构建立了学际（系际）交流合作关系。除此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主办、合办或者承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日趋频繁，所涉及的主题也日益丰富，加速了中国政治学向高水平、国际化方向发展的速度。
砥砺学术显本色，经世济民求真知，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正在焕发勃勃生机。当前，世界政治形势风起云涌，国内政治建设日新月异，中国政治学只有更加全面地加强自身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地掌握话语权、解释新现象、阐发新思想，才能屹立于学科之林，为繁荣中国社会科学事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参考借鉴了笔者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和《中国政治学30年》（《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的诸多内容，特此说明。
（杨海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