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方、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方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63]相比而言，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的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

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不仅受到传统儒学的熏陶，在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中西文明开始摩擦碰撞并相互交融，传统的儒学也遭受各种新思想的冲击，因而他也受到当时新儒学的濡染。从他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传统儒学封建的意识，也看到了新儒学思变促新的改革思想，正是因为他拥有“旧儒学”和“新儒学”的双重身份，才让他能够以一种思辨的目光和敏锐的洞察力去看待中国，去研究中国的文化，去探索中国文化最本质的精髓和要义。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开创者，几十年来，他一直是学术界聚讼不已的焦点人物，不论赞成他或是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称道他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虽然他在哲学上没有创立无懈可击的完整体系，在社会实践方面也与现代化历史进程有所背离，但我们不能否认他在终生探索人生与中国两大问题长路上所付出的艰辛努力。^[64]

梁漱溟先生的文化社会学思想形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梁漱溟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活跃于社会的舞台上。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写于1942-1949年，也非常好地体现了梁漱溟先生在文化社会学方面的造诣，因为写作时间的特殊，其社会背景自不必多言，对于什么是中国文化，梁漱溟先生在这本书里给了很详细的解释和结论。梁先生认为当时的“中国问题盖从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的势力和西洋文化蔓延到东方来乃发生”。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说：“解决中国之问题，必先认识中国之问题，认识中国之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而明白当初未曾变的老中国，又为明白其变化之前提。”梁漱溟先生有一句口号：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而他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就是讲老中国社会的特征。举个例子：比如梁漱溟先生在关于“中国人的家”的问题上给予了着重的研究。对比西方社会的结构，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梁先生指出：集团生活，在中国不能说没有，只是缺乏；中西不同，只是相当的，不是绝对的。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

中国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无论是从单个中国人看，还是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都是如此复杂。但是，就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人的国民特征决定了中国的发展历程，周孔文化的确立奠定了中国的几千年历史。虽然我们没有宗教的集团生活，失去了人对物的积极探索，但是我们在人事方面不是一样硕果累累吗？即使存在糟粕，我们也不能否认几千年灿烂的中国文化。

而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化观，梁漱溟先生认为人类的文化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受叔本华^[65]意志论的影响，梁漱溟认为由于人们的意欲不同，各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在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因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也就是他说的三种生活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

第一种是生活本来的路向，表现为奋斗的态度，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勇于改造世界。

第二种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得满足，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的意欲调和罢了，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

第三种是最违背生活本性的道路，因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走这种道路的人们遇到问题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而他们往往采取的是对种种欲望的禁欲。^[66]

梁漱溟的文化理论的目的毫无疑问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把儒家的根本精神重新拿出来，进而全盘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从而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改造。梁先生试图用这种改造过的传统文化，刷新“国人”的面目，改换他们的精神，使中国摆脱外强欺辱的地位，制止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百姓免遭涂炭。在梁先生的眼中，文化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他希望经过改造的传统文化能把中国引向富强，引向现代化。从而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重心，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轴心。梁先生对前景充满着希望，因此他大胆地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先生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成熟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看法不尽科学，但不是一无是处。处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就是一个明证。^[67]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中国最迫切的、最关乎民生的社会问题已经变化，但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始终没有完成，西方理念与中国社会的冲突在种种社会问题的背后若隐若现，西方文化的冲击让许多中国人在看自己文化的时候往往看不真切、看不全面。而解决中国社会现在的许多问题仍然要走梁先生指出的那条路，先了解老中国，毕竟几千年的文明对人们的心理、习惯等的影响是深远的，不是在两三百年间能被彻底改变的。

从中国历史的长河的追溯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处于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儒学正统地位没有把中国推向现代化。但当现代化启动以后，儒学在生产管理、人际关系的调整上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儒学体现的人本精神是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因此，中国在现代化启动以后，通过改造和吸收传统文化是有益处的。我们说，尽管梁先生的理论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不愧为一个目光敏锐的思想家和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