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营造好周边关系

持之以恒地在高度复杂和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大力加强周边外交和改善周边关系至关紧要。周边战略和周边外交对巨型中国永远紧要，无论古代、现代、当代和未来都如此。讲到底，即使（假如）世界上没有美国，它们依然是中国对外事务的重中之重。当代中国是个有多方面对外基本需要的巨型国家，对外政治、战略、外交关系决不能只有对美这一个重中之重，而是必须有对周边和对美两个重中之重。否则中国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就会在“内外兼顾”之外缺乏根本的平衡。

而且，这些年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美外交与周边外交的关系很少得到真正认真和深入的思考。就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言，完全可以说周边关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对美关系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君不见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特别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阶段，许多都出自中国周边的麻烦或“乱子”，出自中美两国对这些麻烦或“乱子”的结构性和情势性摩擦、对立和竞争，出自美国对这些麻烦或乱子的鼓动、利用或添乱。不仅如此，从战略上说，争取中国在“大小”周边（首先是确实比大周边更重要更严峻的小周边）有日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同时日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美国的战略附庸，当然会大大有助于中国的旨在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的经久努力。在世界上要成就大事业，实力、朋友、才能三者不可缺一。

为此，中国政府和各部门一定要持之以恒地遵照习主席最近的指示，即他在2013年10月下旬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必须明确认识周边对我国的极重要战略意义，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非常认真和经久地贯彻习主席强调的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即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这是中国的长远大计，也是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所必需。

这里与上面谈及中国应以坚决有力而不失审慎的“战略推压”步步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一样，一再特别强调持之以恒。坦率地说，晚近十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重大国务领域越来越明显地出现甚而流行一种政治文化和战略文化，那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老是偏好走容易的路，很少在非常重大和棘手的瓶颈问题上坚持打攻坚战。如果事情三个月或半年干不成就很倾向于赶紧换招。然而实际上，世界上真正伟大的事情大多是艰难的事情，需要坚决和持久的努力才有可能干成的事情，因而持之以恒和战略耐久力必不可少。

“新型大国关系”是个创新性的、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概念。可以经充分考虑、阐发和初始的认真谋划，将它适当和有机地扩展到中国与所有其他大国的关系上。这方面最重要的大概是要按照中国与其他一个个大国关系的各自有异有同的具体历史、具体现状、具体需要和具体愿景，具备各自有异有同的合适和建设性的基本内涵、战略终点、战略途径和策略选择，不生搬硬套，不千篇一律，不过分笼统含糊，也不“一窝蜂”一起上。它们的一个统一的主题，应当是在中国的大国关系方面搞全方位外交，既可有轻重缓急次序，又需总的来说“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并且为此努力指引和协调“顶层设计”、政府工作、部门作用和中国国内舆论。要经过认真和广泛的讨论，发现和认清在争取“新型大国关系”方面的国内现存的思维方式陷阱和观念陷阱，无论它们是在哪个方面（战略决定、政策决定、外交、经济、军事和国内舆论等），以便从根子上进一步优化中国全方位的对外战略/政策制定和贯彻。

鉴于对日关系问题在当前时期的特别突出的严重性、紧迫性和意义，有必要调整对日关系的思维方式，对战略政策进行调试。2005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反复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前此多年从未有过的最严重危机。自此往后，特别是经过分别于2010年9月和2012年9月爆发的两度钓鱼岛问题的激烈对抗，一直到最近日本首相安倍越来越露骨地试图逆转历史判决、激进修改宪法和对华军事对抗的大政方针，对日关系几乎始终是（或经常的是）中国对外关系议程上最为经久的头号困难和首要纠结。而且，可以预料这种局面还将相当持久地持续下去，直到其终点——目前难以预料的未来。

无论是从中国全方位外交、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的大局来观察，还是从中国成为战略空间远为广大、国际威望远为高扬的世界强国愿景去估量，对日关系困难和日本问题纠结，在颇大程度上支配中国对外关系议程的局面，虽然迫不得已，并且有其经过对日斗争而来和可来的重大裨益，但它依然弊端可见，包括实在和潜在的诸种外交/政治被动和战略/政治风险。

在值得反思和调整的思维方式中，有很重要的两项：首先，不注意如下事态，那就是日本趋于形成右倾化、民族主义化和“普通国家”（实为大国权利）军事化这种危险的共识。在经历60余年的大致以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之后，日本大多数公众要改而接受右派鼓动的新国家方向，特别是在中国强劲崛起、美国优势缩减和美国军事保护的可信性逐渐趋于动摇的时代，就需要安全领域的严重刺激，那首先是海空军事和所谓海洋领土方面的。其次，中国许多人在当前时期的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上似乎忘了国际政治一般固有的互动性质和互动机理。已历经数年的中日对抗、特别是2012年9月以来的中日对抗，都是由日本政府和日本右派势力挑起的，然而其加剧、升级和经久持续却出自中日互动。如果不在内心的思维、判断和战略政策拟订中记住这一点，我们如何按照我们的大义和正当利益真正地说服或影响其余世界？

还有两个问题跻身于需要调整的思维方式之列：首先，许多人大致只单方面地看待或谈论中日对抗的国内政治动力和制约，即就此只看或只谈论日本方面的，却忽视或不谈论中国国内的。当前时期中国的特征之一，在于大众民族主义的持久勃然上扬——给当今和未来中国既赋予一大力量也增添一大麻烦的一项要素。与此密切相关，中国大众传媒大发展和日益多样化；还有，与此大致无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日益多样化，与先前相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遇到更多的麻烦和困难。在中国对日政策的问题上，这些情况尤甚。需要充分考虑和估量这一点，否则至少难以充分认识中日对抗有多么强有力的动能，难以充分预估要处理中日关系困难需要作何等的中国国内努力。其次，甚至更重要（且不仅在对日关系方面，也在中国的整个对外关系体系中），许多人真正重视的大致只是实力，那是自严复《天演论》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痛感中国最短少最急需的东西。不很明白——用前面的话说——在世界上要成就大事业，实力、朋友、才能三者不可缺一；不仅如此，许多人尽管将“软实力”一语挂在嘴上，但内心并非真正足够重视软实力，尤其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特别自2012年9月因日本政府非法将钓鱼岛“国有化”而爆发中日两国间又一轮对抗以来，政府内外有多少人保持一种决心或意愿，即要持久和认真地做日本民间公众工作，有如过去毛泽东、周恩来那样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者持之以恒、滴水穿石般去做的？

日本首相安倍越来越显著地力图逆转历史判决和激进修改宪法，从而挑战世界正义，加剧中日对抗和韩日对立。如此，就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或至少是战术性）机遇。2012年9月爆发中日对抗以来，就“作战主动”问题而言，中日大致“分享”主动权：概略地说中国在军事和准军事方面，而日本在外交方面。这一局面可以因安倍的日益严重的倒行逆施而被扭转，扭转成中国取得外交主动权。所需要的，只是按照新的形势，在坚持钓鱼岛斗争和东海斗争的同时，程度适当、为时适当地减抑一下军事和准军事主动，同时注意势必显著加大的外交努力的态势和话语。在后一方面，一定要本着凡做事看环境、讲实效和重结果的邓小平式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高度注意国际社会、国际舆论对我们的有关外交态势和批判话语的认同程度和接受程度，不应由着性子来，自说自话而不顾效果。

与思维方式的调整和战略政策的调试密切相关，我们应当自问：大大振兴周边外交和争取显著改善周边关系的战略目的何在？是历史性地着眼大局、经略周边，以致最终和平地劝使和迫使超级大国美国真正切实地承认中国是战略上平等的世界强国，还是孤立一个与中国对立和对抗的日本？与此相关，关于钓鱼岛斗争，我们要从哲理层次上明白（作为类比）战争与战役和战斗的区别。战争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某场战役起始时颇大程度上出于紧急状态和临时的专门性(ad hoc)事态，因而必然有与战争的大目的不那么符合的因素。如何对待这些因素？如何对待这场战役、特别是它的起初的那些战斗的利与弊（从战争大目的角度来看的利与弊）？如何争取在适当的时候力求使中国的周边总战略和总实践逐步成为内在统一和通体顺遂的？这是我们应当思考和规划的大问题。中国作为正在形成的世界性大国强国，迟早总是要给出一个对日根本态度宣告：在什么情况下，日本可以成为中国能接受的一个“正常国家”？同时，日本民族可以期望一个什么样的强大和伟大的中国？意识到并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肯定有助于中国复兴成为一个真正的伟大强国。

[1]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