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未来“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尽管建设和践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任重道远，但值得中美两国政府、社会和媒体的共同努力，更应该成为两国在“权力变更”的大背景下探索稳定和建设性发展中美关系的共同战略责任。自从“新型大国关系”写进党的十八大报告，讲“新型大国关系”似乎已经成为政治任务。但真正要促进“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学者的探讨和分析需要的是科学、清晰的实证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听指示”和“看脸色”。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都需要把“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这篇文章做好。未来讨论和发展“新型大国关系”，首先必须在基本的概念发展和可能实施的政策手段之间建立起紧密和直接的联系。“新型大国关系”说到底，并不取决于“说得多好”，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具体的政策实践究竟能够有什么样的调整，有什么样的“相向而行”。更进一步来说，“新型大国关系”要能够有效地在具体问题上反映相互尊重、提升各自的利益和政策的满足度，为中美关系有选择地、但可以是持续地带来合作成功的机会。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理论总结如何同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有一个更加紧密的契合，这也是“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正在面临的挑战和未来需要重点探讨的话题。具体来说，是什么构成了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和共赢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是因为有苏联这个共同的敌人。但90年代以来，共同敌人驱动的中美关系已经很难复制了。在中美两国有可能是潜在敌人的背景下究竟如何发展和稳定中美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判断，而是一种前瞻性的、对中美关系历史和世界历史进程都能有洞察力的战略判断。因为真正可操作的、可实现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仅是政策和手段，同样也需要是一种双方共享的观念和价值。这不仅涉及国内体制，更涉及中美关系的未来远景。对中美能够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自信，不应该仅仅来源于实力的发展和政治上的善良愿望，还需要中国未来不断实现改革和转型之后，对中美同样可以共享价值的信心。

现在中国国内有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思想，认为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就是现在必须先忍10年到20年。20年之后中国的军事实力大增，似乎就可以和20年以后的美国“硬碰硬”了，到时就不需要“新型大国关系”了，更多地需要我们的战略决心了。这种观点之所以不健康、甚至在毒害中国社会应该有的客观、理性和准确的国际认识，一是这种想法是一种“简单的实力论”，相信中美说到底是比拳头谁硬。当年美苏争霸的苏联的军事实力和美国一样强大，苏联今天在哪里？二是用中国今天还缺乏实力来强调“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性，就变相等于别人都是“傻子”，只有中国人最聪明。如果有人幻想“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另外一种缺乏实力的“战略准备期”，因而可以让别人“中招”，那也未免太“小看天下”了。“新型大国关系”的营造需要中国外交理念的系统更新和发挥，这应该成为今天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未来有自信、对中国人民有自信、对中国能够贡献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能力有自信的观念建设和话语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如果中国对自己的未来、人民和今后的发展前景缺乏信心，又怎么能够真正对中美关系——这样复杂的大国关系——走向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有信心？

今天，中国外交的核心困境是一个加速变化的中国和一个运用传统的外交话语没有变化的中国之间越来越突出的矛盾。中国的外交话语不能与时俱进，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不能及时更新，我们就难以产生对世界包括对美国有真正影响力。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习主席提到的另一个概念——“命运共同体”有很重大的内在逻辑关联。“新型大国关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是“命运共同体”，即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未来必然冲突，也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分裂，而是相反；在人类的共同价值、利益和命运上，我们和世界、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可分离的。尽管有竞争，但一定有合作；尽管有猜疑，但一定有共识。如果我们将习主席所说的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进一步扩大到“新型大国关系”，这将会使得这一概念拥有更加深厚和牢固的道德和价值基础。

最后，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与美国采取共同的行动，加强在争议性问题上的“双向而行”以及“精细化处理”，建立事先沟通、遇事磋商和建立常态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在这个基础上，中美之间能够真正在一系列涉及区域安全热点和全球性问题的关键节点上，努力创造合作成功、合作成事的积极案例，这是今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难题，但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起步的抓手。“新型大国关系”，召唤中美两国在今天的双边议题和地区安全热点话题上，都能够有“新型思考”。

[1] 朱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