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作家莫言后，立即在中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评论，众说纷纭：有的阐述莫言获奖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中国国力强盛的标志，表明中国文学终为世界所认可，中国文学已走向世界；有的则试图发掘莫言获奖的内幕和鲜为人知的蛛丝马迹，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和中国作家的关系，例如莫言的体制内的身份是否帮助他获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是否发生了改变？是否有比莫言更合适的中国作家应该获奖等。有欣喜、有赞扬、亦有猜测甚至质疑，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说开始是由莫言获奖所引致，但是焦点却逐渐地离开了莫言本人，而转向了对诺贝尔奖本身的提问。诺贝尔奖究竟是什么？是一项学术或者文艺的标准？是一个世界级的荣誉？抑或仅仅是一个西方国家的部分人认可的一个奖项？甚至或如萧伯纳所言，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危害更大？

长期以来，国内对待诺贝尔奖的态度一直是纠结与复杂的：一方面，鉴于诺贝尔和平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评选过程中不时出现的强调西方价值观和政治色彩的倾向，我国政府对于这两项诺贝尔奖的评选结果持保留或批评态度的时候不少；另一方面，从政府到民间，从学者到媒体，都对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关注有加甚至可以说经常翘首期待。国内已经出版的诺贝尔奖的研究书籍，例如《诺贝尔奖的启示》、《攻错：诺贝尔华裔科学家在美英学到了什么》、《科学精英是如何造就的——从STS的观点看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等，都是将诺贝尔奖视为世界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作为立论前提进行分析的。这种渴望随着我国经济和国力的迅速提升而愈发强烈，甚至近乎焦虑了。难怪张颐武在莫言获奖后说，莫言获奖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对诺贝尔奖的焦虑与渴望。在焦虑和渴望得到释放后，莫言获奖或许有助于更多中国作家潜心写作，甚或鼓舞着广大的自然科学家更认真严谨地从事科学研究，毕竟文学奖已得到了，科学奖还会远吗？

莫言获奖之前，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诺贝尔奖说三道四，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即使钱锺书先生批评诺贝尔奖的诸多局限甚至谬误时，也会有人首先质疑钱先生评论诺贝尔奖的资格。莫言获奖的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在长期的焦虑与渴望后，终于可以心平气和地，多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和视角来讨论诺贝尔奖，来探索前文提出的众多的问题，不用再担心被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国外媒体说成是酸葡萄心理。当然，我们在评论的时候，也要警惕由于获奖而产生的过度自信，警惕诺贝尔奖被一些人或者组织当成一俊遮百丑的遮羞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一座培养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学府，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思考、在探索、在总结人才培养的方法和规律。莫言获奖之后，很多在校研究生对中国人获得更多的诺贝尔奖奖项更有信心了，也有一些研究生对诺贝尔奖有了更丰富的看法，甚至开始反思诺贝尔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长期致力于中国人才学研究的潘晨光教授一拍即合，觉得很有必要从当代中国学人的视角编写一本探讨诺贝尔奖的书。

我们希望能突破国内现有的研究视角，从包括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史等多学科的视野来审视和研究诺贝尔奖。为了推动分析的深入，全书以“诺贝尔奖之问”为主要线索，尝试像剥洋葱一般，层层递进地分析诺贝尔奖。书中预设了很多问题——何谓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的幕后历史是什么？诺贝尔奖有本质吗？诺贝尔奖对个人或者国家意味着什么？诺贝尔奖是跨越国家、民族和政治的吗？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哪些统计学意义上的特征？不同国家在已经颁发的诺贝尔奖记录中是怎样的“排位”？这些国家在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是什么？对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科学发展有哪些借鉴？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该如何看待诺贝尔奖之于个人和国家的意义？一个旨在赢得诺贝尔奖的教育科研政策是好的政策吗——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全书也正是循此从以下几个层次来展开自己的分析：

一、对诺贝尔奖自身进行研究。虽然诺贝尔奖自设立始，就是颁发给个人而不是国家的，但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诺贝尔奖评奖议程的逐步确立和完善，政府的支持，民众的鼓与呼，知识分子的支持抑或反对，都逐步将诺贝尔奖的获得与否演变为国家之间实力、势力甚至文化力的比拼。正是因为媒体的推波助澜、国家政治的介入，甚至意识形态的加入，诺贝尔奖遂变成了一个符号。

悉数诺贝尔奖从设立到现在的历史，诺贝尔奖设立之前的纷争、设立之初的非议、评奖程序的正当与否都经历了一个试错，或者说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符号逐渐被人为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程度上有点类似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了解这个过程，人们或许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对诺贝尔奖持更加平和的心态：可以肯定地说，诺贝尔奖不是一个完美的神话，也并非是彻头彻尾的戴着西方有色眼镜的权谋。

二、对诺贝尔奖和国家关系的研究。既然诺贝尔奖成为一个符号，因此需要分析这个符号背后所蕴藏的象征意义。而很多国家也充分利用这个符号，去制作和传递他们希望传递的信息。如此，对诺贝尔奖的研究就从诺贝尔奖本身转到国家和诺贝尔奖关系的视角。具体到中国和诺贝尔奖的关系，获得诺贝尔奖除了彰显中国的科学技术实力、文化实力（其他国家也概莫除外），更有人认为，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的主流，而不再仅仅是一个西方世界的跟随者的标志。这一点抑或成为我们分析中国诺贝尔情结的立论起点。书中还就不同国家之于诺贝尔奖的态度以及这些国家的诺贝尔奖获奖情况作了分析。

由于近世以来西方的发展伴随着现代科学的大发展，科学于是具有了进化论层面的含义，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学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传统科学和文化是否进步的标准。如此便产生了为什么近代中国没有产生西方科学，为什么近代以来伊斯兰国家没有产生西方现代科学等的设问。总的来说，这些问题是上一个问题——诺贝尔奖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的延伸，变为现代科学之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仅中国人，还包括一些西亚国家、南亚国家都长期陷入困惑之中，并因此而不断反思本国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科学，或正是基于此，书中我们对著名的李约瑟问题进行了反思。

三、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反思。在审视诺贝尔奖之后，在对比了不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的特点后，自然要以此为鉴，照照镜子，反思一下我们自身。诺贝尔科学奖占了诺贝尔六个奖项的一半，且由于诺贝尔科学奖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较之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学奖或略胜一筹，因此更为世人所看重。为什么当代中国本土科学家尚没有获得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我们的教育科研制度，培养人才的体制机制，与那些科学技术发达、诺贝尔奖获得者众多的国家相比，都有哪些差距和问题？书中逐一分析梳理了政府对人才的理解、教育制度、科学资助和评价制度等。但并没有止步于此，我们还通过历时的比较，试图更客观、中肯地认识和评价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前提下，与强调个性的艺术创造力的诺贝尔文学奖不同，摘取诺贝尔科学奖的桂冠无疑是需要深厚的科学土壤和长期科学发展的积累的。中国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现状，既有我们的科学和教育制度上的原因，也有科学研究积累不足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可以稍显公允地看待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更加心平气和地讨论中国何时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样的热门问题。

对于我国在教育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诟病很多，客观来看，一些制度和政策上的缺陷与不足很多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但也一定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在既有的教育科研和人才培养制度一成不变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增加投入、重点扶持的方式就能在短期内催生出数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的想法是要不得的甚至是有害的。

另外，当我们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科研教育方面的经验时，也要注意其中存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欧美国家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许多国家大幅放松了对市场的规制，提倡对市场的依赖、对市场方法的运用。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流行，市场机制和企业经营理念等已经逐步为政府部门所采纳，并运用于公共管理中，甚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运作都受到影响。这种对市场的倚重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已引发出很多问题。中国政府的一些部门近些年来也在教育和科研管理中大力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这些对于推动我国教育和科研的创新、改善学术环境等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我们同时也必须要对这些市场化的政策工具可能带来的问题有所警觉。

最后，我想谈一下对待科学的态度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和民主成为振兴中华的一个响亮口号。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等执政理念的提出，科学遂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动力。政府对科学和教育的重视和大力投入当然是令人欣喜且备受鼓舞，但是科学不仅仅是国运昌盛的工具，科学也不仅仅是智力在金字塔尖的竞争，科学本身还是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很多时候，科学就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可以在自己的每日食谱中讲究“科学”搭配，也可以运用基本的科学常识揭穿一些伪科学的神话，甚至可以用“搞笑诺贝尔奖”、“菠萝科学奖”来愉悦自己、搞笑科学。

20世纪50年代英国学者斯诺提出，现代社会里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机制判断迥异的群体，这种分裂的状态在当今的社会甚至愈演愈烈。科学技术由于能够更好地满足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而在两种文化中占了上风，科学主义的盛行即为例证。现代科学和技术的确在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科学并不是万能的。近几十年来，人们包括科学家都在反思科学的发展。曾有人说，任何人，即便是现代科学家中最有才干的人，也不能真正地知道科学的不断发展究竟会把我们引向何方。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像科学一样给人类社会带来那么大的进步、那样令人神往和充满希望,但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像科学那样给人类造成空前的不安和迷惑乃至幻灭。一些科学的批评者认为，科学研究中的无意识后果——转基因食品、纳米材料的毒性、人类干细胞研究等的社会和伦理问题，由于充满了不确定性、伦理纠纷、政治争议或者商业利益，而变得异常的错综复杂和难以掌控。这时仅仅凭借科学本身已经难以甚至根本不可能妥善解决问题。因此以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的唯科学主义心态亦是不可取的。

越是在自然科学发达的今天，人文和社会科学越发体现出其价值。那么，人文和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能够矫正科学主义的谬误，促成科技与人文的相得益彰甚至完美融合，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和平、健康地发展？这不仅仅需要国家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重视，而且需要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学子们身体力行去推动。这或许正是长期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教育的我们，编著此书的初衷所在。

是为序。

黄晓勇

二○一四年五月十三日于良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