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系统篇

与改革开放同行，走学术出版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长简史

王磊

引子

“翻译这部大史诗，犹如跋涉在无际的沙漠，倾尽满腔热血，付出整个生命，最终所见或许只是骆驼刺的朦胧的绿。好吧，就为了那朦胧的绿！”

这是因病英年早逝的学者赵国华写在他交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却未能看到出版的《摩诃婆罗多》第1卷《后记》中的文字。这不仅是一位学者对他所热爱而倾注心血的学术事业的追求，也是对担当我国学术出版事业的出版人的写照。

初创

1978年3月，春寒依然料峭。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之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名字，写进了中国当代出版史，写进了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发展的历史。

开始起步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汝信先生曾做过这样的描述：“社科出版社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建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刚改建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科教、文化事业遭到‘四人帮’严重摧残，亟待拨乱反正。正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以胡乔木为首的院领导毅然决定，为了把我院建设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使科研成果有发表的园地，必须建立自己的出版机构。”

肩负着重大使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国家开启改革开放之门时亮相了。尽管这一亮相并不华丽，甚至有些寒酸。出版社最早的员工之一林培霞有这样的回忆：

我到科研局报到。科研局的同志告诉我：“门后面的那张桌子就是你们姚黎民社长的。”我往门后看去，果然有一张已经掉漆又没有抽屉的小两屉桌，上面放着暖瓶、脸盆、肥皂、抹布等杂物……

我们的办公地址设在日坛路6号，原是人民日报社纸库和彩印厂（这也是姚黎民社长凭其关系向人民日报社要下来的），办公室是原来的大食堂，房子很大，里面满是灰尘。我们捡回来几十个原来装纸用的废旧木箱，用它搭成大小的案台，上面铺上牛皮纸，案台的四周亦同样的木箱倒立过来作为椅子使用。这就是刚一建社的办公室。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建社时旧址：日坛路6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一次迁址：建国门内大街29号，部分编辑合影

就在这样的创业环境中，社科出版社的大事记里，则记载了第一本书《提高生产率》的发排时间：1978年7月27日。

1978年9月出版的第一本书

此时，离出版社正式成立的6月14日，仅过了43天。

第一本书的出版，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亟待解决以提高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社会问题。

第一本书的诞生，也标示着改革开放前夜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逢其时。

当年创办即当年出版刊物和书籍。仅有8万元的开办费，只用半年时间，到年终时，实现利润15万元。

1979年就到社科出版社做编辑的白烨，也有这样的记述：

“那个时候，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坐班制，因此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就有了两种风景：一是上下午中间休息时，大家三五成群地在使馆区散步放松；另一是在中饭之后的时间，有的铺开木板，就地小憩，有的架起木板打起了乒乓球。可以说，艰苦中自有快乐，紧张中也有休闲。”朴实的文字，再现了社科出版社初创时的情景。今天阅读这些文字，我们依然感受到了创业的激情。而这激情，在我们共同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曾是那样的澎湃。

架起木板打乒乓球

中国当代学术发展的记录

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中国改革开放相随相伴，风雨兼程；与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路同行，繁荣发展；35年来，弹指一挥间，多少社科人将青春铺洒在了社科出版社的创业与发展之路上。

1978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走进了一个特殊的春天：播种的同时，也收获着科研果实。以此为己任的社科出版社，背靠中国社科院，近水楼台；面向全国学术界，得天独厚，以它的出版物记录了新时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繁荣的步伐。

“社科出版社甫一成立，其起点和眼界是很高的。当时的社科院领导胡乔木以及于光远等给出版社明确的任务就是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从而使社科出版社有了‘精神传统’与‘安身立命’之本。”现任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的话语中充满敬重之情。

1979年5月，由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出版。一本小书折射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1979年5月出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集》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人们思想的转变——从封闭僵化保守到解放务实创新，从封建守旧到开放民主，人们越来越追求公平正义、科学文明，越来越追求真善美、张扬个性……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变，从某种意义来说，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所带来的。而日益兴旺的图书出版尤其是人文社科学术图书的出版，是人们思想转变的推动器。

如果说中国的社会变革在于国人思想的变革，那么思想改变中国，学术出版功不可没。

翻开记录着社科出版社35年足迹的大事记，在写入其中的许多著作前，我们要加上“第一”两个字！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是新中国研究人员撰写的第一部大部头的中国佛教通史。

王治来的《中亚史》，是我国第一部叙述中亚地区通史的专著。

刘再复的《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深入研究鲁迅美学观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徐梵澄译的《五十奥义书》，是古印度多种《奥义书》第一个篇章编集最多的中译本。

清格尔泰等的《契丹小字研究》，是新中国第一部研究契丹文字的专著。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是当代中国开启美学史研究先河的第一部专题著作。

刘文英的《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为我国第一部研究“梦”的学术专著。著名学者钱学森撰文评述，给予较高评价。

郭毅生、史式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典》，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太平天国史的专业辞典。

……

学者们在前方开拓耕耘，社科出版社在后方帮助他们把收获成果展示出来。除了创造出这样多的“第一部”外，众多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也汇入了社科出版社的丰收册里。

鸿篇巨制的《当代中国》丛书，由社科出版社第二任总编辑丁伟志提议，出版社策划立项，在出版了前74卷后，由此诞生出了“当代中国出版社”。汝信主编的《世界文明大系》（12种），成就了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审视。原国务委员钱其琛赞誉此套书“甚好，甚有价值”。

当代中国丛书

汪道涵先生也给予此书很高评价，并自购5套分送友人。先是金克木，后为黄宝生主持翻译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印度梵语经典《摩诃婆罗多》（全6卷），成为印度原典以外的唯一译本，历尽17年艰辛问世后，荣获我国图书最高奖项——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许涤新的《中国国民经济的变革》，在1982年即对我国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过程作了详细的叙述和分析。此外，著名学者陆宗达多年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训诂方法论》，张岱年的名著《中国哲学大纲》，王力的代表作《汉语语音史》，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获国家图书奖），著名学者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获中国图书提名奖，2011年入选由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民委首届向全国推荐的百种优秀民族图书之一）等都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顾准的《希腊城邦制度》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获中国图书奖），牙含章、王友三主编的《中国无神论史》，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获国家图书奖），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赵国华的《生殖崇拜文化论》等被学界认为具有开创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历史性长编著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美籍华人沈已尧的《海外排华百年史》，吴申元的《中国人口思想史稿》，陈乐民的《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陈国强等的《百越民族史》，曹贯一的《中国农业经济史》，马汝珩、马大正的《飘落异域的民族》，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罗荣渠的《美洲史论》，定宜庄、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陆学艺主编的《社会学文库》，步近智、张安奇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稿》等著作，均填补了我国此领域著述的空白，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这些被列入《社科学术文库》《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的专著和列入其中的其他所有名家名著汇集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优秀科研成果，可谓学术精品的殿堂。

《摩诃婆罗多》（全6卷）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系列丛书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报告》系列丛书是社科出版社建社30年后，由新“掌门人”——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提议，自主策划立项，并被列入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的当代中国学术史研究工程。首批出版的12个学科的研究报告一经问世便被评价为，“中国学术的一次重要梳理，中国思想的一种重要阐释”，由于它系统、全面、科学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学术发展道路，所以又被誉为是中国道路的重要组成。

今天，社科出版社的编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没有辜负中国学界、中国学人的信任与期待。35年间，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社科出版社的编辑与中国学人们共同倾注心力打造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品牌。由于他们共同的奉献与担当，社科出版社推出了一系列涵盖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名著，在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为21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思想解放与学术发展的助推器

学者雷颐的话，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尤其78级的学生，最喜欢看的就是社科出版社出的书，当时社科社在大学生心目中有崇高的位置。在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思想解放中，社科出版社发挥了助推器的重要作用。”集纳中外各学科学术成果的各类中译本译著，是社科出版社重要的出版内容。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丛书，从1985年第一部《剑桥中国晚清史》翻译出版后，该丛书已陆续出版11卷，后又引进出版了《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已出版10卷），两套丛书已成为社科出版社的“镇社之宝”，被我国学界视为史学典籍。而史学界的评价更多的并非两套书的内容，而是研究与写作方法——认为这是我国史学学者最值得借鉴之处。剑桥系列史书，现已成为社科出版社的“看家品牌”，经几代社长与总编辑的传承，目前已成规模，近几年版权签约的还有《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基督教史》及《剑桥哲学史》等，可以预见，这些享有国际盛誉的“剑桥”版史书的陆续翻译出版，将对我国史学界和学术界，以及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各领域都会产生极大影响。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也将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剑桥中国史》丛书

1985年版《剑桥中国晚清史》

马洪主编的《国外经济管理名著丛书》，早在社科出版社第一任总编辑陈伯林的倡议下就开始酝酿组织，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先后翻译出版了37种，几乎囊括了国外最具代表性的经济管理各流派的名家名著，这套丛书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国内各种企业管理模式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并在当时成为广大经济工作者和经济院校师生的必读书。此外，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不仅开启了我国美学研究的学术之门，还一时成为20世纪80年代大专院校学生，尤其是传媒人的“时尚”读物。其中如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曾创下10万多册的学术图书发行业绩。其实，这两套书的引进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们的内容与观念冲破了与那个时期不同的思想羁绊，甚至是某些“禁区”。

1984年版“美学译文丛书”之一《艺术与视知觉》

另外，如《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美国译丛》《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国际学术前沿观察译丛》《知识分子图书馆译丛》《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罗尔斯著作集》《克尔凯郭尔文集》等译著丛书，都为我国学者带来了国外前沿的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学术译著也为国内学者、读者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开放的视角。

提到社科出版社的出版物，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的书架上存有社科社迄今出版的几乎所有考古学图书。“我记得，我的书架上摆上社科出版社的出版物，是从1984年购买《八十年来史学书目》开始的。那本书16开600多页，当时定价是4.65元。此后，《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2005年版）更成了我的案头之书。”

作为社科出版社作者也是读者的半夏说，“印象中最深的社科出版社招牌品种，则是《剑桥中国史》系列。这套书着实为不止历史学者的更多读者，提供了颇具冲击力的新鲜阅读文本。这不仅仅因为它的作者阵容甚至可以奢侈到分章选择西方中国史学者中的翘楚担任一时之选，更在于叙述者的立足，是来自经受了扎实深厚的西方学术训练又浸淫中国史研究积年的特殊视角”。

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当代学人走出书斋，关注现实，他们对现实的观察、思考、分析、研究的成果，也是社科出版社关注的出版选题。这些带着改革开放实践体温的著作出版传播，对人民群众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现实经济丛书》就是此类出版物的突出代表。其中刘国光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获首届国家图书奖。而《学习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1980年出版时，印数达100多万册，影响广泛。此后出版的《1992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1994年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年度报告兼析1995年发展趋势》，不仅在出版后的第一时间影响着中国社会，还开创了我国“皮书”出版的先河。《中国经济学年鉴》的问世，更直接展示了新时期我国经济学的现状与发展。由金鑫的《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因其贴近现实，极具可读性而受到瞩目，多次重印，还被评为全国畅销书，同时带动了“问题报告”系列图书的相继问世。2001年年初开始出版的《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1年卷）》（至今已出版12卷），对公共政策展开分析和评估。从徐勇主编并领衔的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团队的《中国农村研究》五大系列，到聂华林等主编的《中国西部三农问题报告》；从武汉大学傅才武主持的《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到高耀洁的《一万封信——我所见闻的艾滋病、性病患者的生存状况》，以及王伟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研究报告》，东南大学樊和平主笔20多位学者完成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等，中国学者的关注与思考，学术研究的走向，在社科出版社的出版物中得到体现。出版不仅作为科研下游环节，而且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社会担当的功能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

在社科出版社的出版物中，还有一大批重要的资料性和研究性丛刊以及连续出版物，为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学术交流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这也体现出社科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另一大特色。早在建社初期由马洪、蒋一苇等创办编辑的《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以其“短平快”的出版速度、尖锐的观点与思想交锋和丰富的理论信息量，每年以出版100期的规模，对推动刚刚起步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探索与交流作用，并以此又诞生出了“经济科学出版社”。而此后由出版社资深的经济学编审禾村承继的《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也在出版两年之后成为“中国发展出版社”的前身。一家专业学术出版社在其自身艰难发展之中又分出来三家现在已具有相当规模的专业出版社，不能不说是社科出版社对我国新时期学术出版乃至整个出版事业的一大贡献。

当然，让社科出版社引以为荣的著作还有：任继愈主编的《道藏提要》，《道藏》是道家和道教典籍的总汇，保存有大量的各种极有价值的资料。因篇幅浩大，阅读不便。任继愈带领学生攻读数载，撰写提要，为学术界提供了简便易查的工具书。《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外国文学研究集刊》《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外国经济立法选编》《近代史研究资料》《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等，都是各自领域研究工作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这些图书，作为研究工作的基础性资料，成为学术研究的开端，为研究工作提供了切实的帮助。此外，社科出版社对众多研究成果的以集刊形式出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集》《考古学集刊》及《人文论丛》《民国史论丛》《全球史评论》等，则为研究成果的展示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发挥了重要作用。

把新人推向学术前台

社科出版社35年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学界新人们学术成长的足音。

20世纪80年代初，从干校回来的王宇信参加了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的工作。他把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写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书稿。“稿子在手上放了好久，不敢贸然找出版社投稿。抱着试试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去新成立不久的社科出版社。”1981年，王宇信在社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949-1979年）。香港《文汇报》很快就发了短评，美国著名甲骨学家戴·维·吉德炜教授也在《哈佛杂志》上发表了书评。每当回顾这段与社科出版社的交往，王宇信总说：“我步入学术界并成为一名‘老学人’是从社科出版社起步的！”

1986年在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主持下，由社科出版社立项，至今已累计出版200多部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把一批批的年轻学者推向学术前台。如今他们中的不少人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引领着学术风骚。文库第一批作者中张岱年先生首批培养的博士刘笑敢、陈来，任继愈先生首批培养的博士李申，以及现已是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物的欧阳康博士等，如今都已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今天，作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陈来，在其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出版20多年后，曾感慨地在他的博客中回忆道：

1984年的冬天，我还正在写论文的过程中，一次陪张岱年先生到香山开魏晋玄学的会，碰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哲学编辑室的黄德志女士（后来我们一直习惯称她为老黄）。她对我说：“张先生推荐你的博士论文到我们社里出！”……我几次到老黄的家里，商量出版的有关事情。老黄是非常热情的人，她在组稿方面非常积极，与作者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我那时去她家，有时就在她家吃午饭。她还带我去社科院宿舍的一些学者家拜访。安排我的论文请丁伟志先生来审，就是老黄的主意，她认为这样能够保证出版的顺利。

提到丁伟志审稿，陈来在这篇博客中动情地写道：“大概过了数月之后，我收到了丁伟志先生的信，一共有十几页，其中谈的都是他的审读意见。以丁先生当时担任的总编辑职务，为一本博士论文的出版，竟写了十几页的意见，我想，这样的审读，恐怕是空前绝后的。而且，照理说，他的审稿意见也不必直接寄给我，由此可见他在学术上的平等待人和对青年学人的关心。对此，我自己是很受感动的。20多年来，我在许多出版社都出过书，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书，这是我永远感谢不忘的。”

在社科出版社大事记中我们还看到，梁小民、汪丁丁等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以及吴国盛、张西明等都被作为青年才俊在这里出版了他们最有影响的著作。

与社科出版社共同成长的，不仅是人才，还有学科。当复旦大学青年教师徐文虎白手起家筹备保险专业教学时，社科出版社的编辑已经意识到出版这一学科相关著作的意义。编辑殷衷当即向徐文虎建议，先组织编写一部《中国保险辞典》。这部书出版后，被经济院校用作教学参考用书，并推动了保险从业人员和工商业管理人员对保险业务的学习研究。

与其一样，“价值美学”学科在中国还刚刚建立，社科出版社就同步推出了学者杜书瀛的《价值美学》。

承接学界泰斗们的托付

著名学者们将著作交给社科出版社出版，他们是放心的。

走进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与墙同高的一排书架上，陈列着规模宏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书脊上，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胡乔木、许涤新、马洪、季羡林、周扬、刘大年、金岳霖、徐梵澄、陈垣、侯外庐、范文澜、罗尔纲、宦乡、胡绳、何其芳、吕叔湘、郑振铎、郭沫若、费孝通、刘国光、贺麟、蒋一苇、沈从文、孙楷第……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大师一生的学术作品浓缩为思想与学术精华出版，社科出版社完成了一项抢救、积累、传承文化财富的功德无量的盛举，也为其学术文化积淀和学术品牌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

著名学者费孝通把他早年的《中国绅士》交给社科出版社出版，还有茅盾的《脱险杂记》，王力先生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等也重新在这里出版。此外，蒋学模、陶大镛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研究》，金克木先生的《印度文化论集》，蔡仪的《新美学》改写本，陈翰笙20世纪40年代的著述《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季羡林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孙冶方的《关于中国社会及其革命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黄枬森的《哲学的足迹》，钱仲联的《梦苕盦专著二种》，钱锺书早期作品《石语》及《写在人生边上》，张中行的《顺生论》及《流年岁影》，丁一岚编的《邓拓诗集》，廖沫沙的《瓮中杂俎》，王元化的《清园夜读》与《清园近思录》，也都交由社科出版社出版。杨绛、张中行等先生，更是在社科出版社出版过作品集。正是大师云集的作者队伍，撑起了社科出版社的学术高度。

让学术走向大众

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动力是人民大众。他们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人前行时始终未曾遗忘与忽略的。为他们提供阅读，是社科出版社的重要职责。“传播学术经典，关注大众阅读”，2001年，社科出版社旗帜上因这一理念的抒写，凸显了社科出版社对提升民族文化素质的责任担当。

从建社之初开始，中国知识界的阅读就与社科出版社的出版物如影相随。而社科出版社对大众读物不断试验性地推出，则引领了当时中国大众读者的阅读时尚，并结构着他们的精神生活。

从《美国万花筒》（王作民）的热销，到《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张晓明主编）的策划推出都在尝试着学术走向大众的思路。

1993年《海马文学丛书》的问世，以及此前赵瑜的报告文学集《兵败汉城》等出版，引来众多非议和争论，但这毕竟是社科出版社关注大众阅读的一次大胆试验。后来当红的王朔、莫言、刘恒、池莉、叶兆言、刘毅然和当时已经很有影响力的作家史铁生等都有作品奉献其中。而就在同一年，《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推出，绝不是又一个偶然，而是社科出版社在大众阅读领域不断总结创新的又一次积极努力。独具慧眼的选文，让读者感到了具有学养的策划人、编选者、编辑们的学术情结和人文关怀。此后，又相继策划推出了《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台湾散文名家名品丛编》《川端康成文集》和《余华作品集》《史铁生作品集》等出版物。时尚、有亲和力的《行者悟语图文丛书》等也出现在社科出版社的图书目录中。

至今，许多读者对社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另类丛书”引起的阅读时尚记忆犹新。《格调》《香烟》等图书一时成为图书市场时尚读物的代名词。

2000年，网络文学出版曾被社科出版社捷足先登。其出版的《网络文丛》，开创了网络文学的先河。《告别薇安》（安妮宝贝）等书与作者的名字，读者至今仍没有忘记。

2005年，时任社长的张树相果断拍板，毅然出版了凌志军的《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让中国人在阅读中重新审视刚刚走过的路，初版5万册很快售罄，成为社科出版社大众读物的成功营销范例。而随后相继出版的美国著名预言经济学家哈里·登特的《下一个大泡泡》，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全球版《透过镜头——美国〈国家地理〉最伟大摄影作品集》中译本，都为社科出版社的大众图书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

在社科出版社“让学术走向大众”的努力中，最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时任总编辑王俊义亲自策划、组织出版的《学术随笔文丛》。首批就推出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术思想大家胡绳的《夜读散记》，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著名经济学家苏星的《论外集》，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著名历史学家戴逸的《繁露集》，以及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的《落叶集》，还有著名中国思想史大家张岂之的《春鸟集》等。任继愈、戴逸、冯其庸、丁伟志、王梦奎、陈乐民、资中筠、董乐山等丛书作者及知名学者对这一尝试均有积极评价。冯其庸先生评论说：“长期以来，板起面孔说话太多了。广大读者希望听一点真实而轻松的、亲切与谈心式的文字。现在一下子拿出九本书，可以在学术界、文化界、读书界产生很好的影响。”

《知识分子图书馆》更是将学术经典转化成为前沿知识，将赛义德、德里达、本雅明、詹姆逊等作为学术“时尚”符号，在青年学者与知识分子中风行，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的策划出版，也都意在为学术打开朝向读者大众之门。

审视社科出版社在关注大众阅读理念下出版的图书选题，我们掂量出了大众读物中的学术含量，感觉到了社科出版社的编辑对文化、思潮的敏感，以及对人文情怀的感悟。《口述自传》系列和《口述历史》的推出，《中国历史知识小丛书》和“风景文丛”中的名家回忆录等策划出版，无不体现社科出版社的这一理念。

社科出版社的贡献远不仅于学术的推进与大众阅读的服务，在其所在行业的改革发展中，社科出版社并未因社新而放慢改革的步伐，而更未因社小而放弃责任。在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中，它一直在先行者的行列中。围绕学术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他们一直在探索，他们是最早尝试自办图书发行的出版社之一，也是最早建立特约经销处和出版社横向联合体的发起社之一。在出版社转企改制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学科为中心的编辑体制改造创新，大众分社与数字出版中心的建立都预示着社科出版社又在承继优秀传统中开始迈出新的步伐。

出版者对学术文化的自觉守望

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每一部著作，听到的每一个名字，还有因篇幅没有提及的更多的优秀出版物和他们的作者，凝铸成社科出版社的品牌。今天，“社科出版社在广大的读者心目中的形象，就是全国最高水平的社科类书籍的出版社”。（学者虞和平语）“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在社科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作为一种光荣”。（学者钱乘旦语）

同样身处改革开放的大潮，同样面对社会转型，同样正在成为市场的主体，社科出版社何以能坚持这样的学术与文化的自觉守望？

让我们沿时间前寻，回望社科出版社在学术出版的路上前行：

1979年2月5日，第一任总编陈伯林在编辑会上说：“编辑工作是科研工作的继续，要下工夫出好学术著作。”

1980年4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说：“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绝不能仅仅为着盈利。出版界有责任把那些有科学价值，但发行量不大的学术著作出版出来。”他要求社科出版社“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提供出版机会。他说：“如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拒绝出版，可以告我，进行弹劾。”

1991年年初，原社长、总编辑郑文林对作者赵国华说：“我作为社科出版社的总编辑，一直把出版有价值的高层次学术著作作为我的追求和工作宗旨，为学术界服务并为你们分忧解难也是我们出版社责无旁贷的事。”

原总编辑王俊义说：“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或是后来居上的学界新秀，都是我们出版社的擎天柱石。由于他们的支撑，才使得我们出版社这座出版学术著作的神圣殿堂得以巍然矗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说：“社科出版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整个科研工作链条的最后一环，是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的出口，是一个展示的平台。”

一脉相承，心有定力！

现任社长兼总编辑的赵剑英在谈到社科出版社发展新的目标时说：“我们一定不辜负一代代社科人的心血与重托，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努力将社科社建设成展示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的重要窗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中心和中外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荟萃之地！”

守望来自信念，经久而弥坚。

曾经朦胧的绿，已成浓浓绿荫。35年一路走来，拓荒的艰辛，收获的喜悦，已装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背囊。脚下，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前行的路上，依然有艰辛，但必定有收获！因为，前行的人们，秉持信念，坚定而成熟。

（王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营销策划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