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欧根尼》的历程

萧俊明

《第欧根尼》（季刊）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会刊，创办于1953年。创刊时有法文版和英文版，目前有5个版本，即法文版、英文版、西班牙文版、阿拉伯文版和中文版。

《第欧根尼》中文版期刊和文集

这份刊物的问世可归因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机构，这就是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它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和支持下成立的，其目的是将人文科学领域众多不同的学术团体重新组织起来；另一个因素是人，这个人就是罗歇·凯卢瓦，当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名国际公务员。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想创办一份机关刊物，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能够起到联结各个会员团体的纽带作用。而罗歇·凯卢瓦也正想创办一个符合这一需要的刊物。

凯卢瓦的办刊理念是希望创办一份能够体现其“对角科学”概念的刊物。所谓“对角科学”用今天的术语讲也就是跨学科研究。凯卢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有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术研究的四分五裂状态。他认为，各门学科不应再有意分离、各行其是、谋求自己的发展，不应再自高自大、相互鄙薄。他梦想着有这样一份刊物：考古学家可以为了让经济学家来讨论而提出他们的问题，历史学家可以与哲学家达到一种理解。他坚信，这些显然是相隔甚远的学科之间一旦达到和睦，便会产生新的和更广的视角。凯卢瓦的办刊思想得到了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支持，后者将新的刊物定名为《第欧根尼》。取这样一个名字的寓意并不是要把刊物引向犬儒主义，而是因为第欧根尼这位思想家打起灯笼去寻找一个诚实的人这个典故。

事实上，凯卢瓦正是他们要寻找的人。可以说，没有凯卢瓦便没有《第欧根尼》。凯卢瓦坚定不移地贯彻他的“对角科学”理念，让跨学科性变成《第欧根尼》的标志。但是，贯彻这样一种理念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他的副手多尔梅松这样形容说，“他的刊物是在两块礁石之间航行，一边是草率的概括，另一边是乏味的博学”。凯卢瓦的座右铭是：“没有没有思想的事实，没有没有事实的思想。”本着这样一种理念，凡是带有专著味道的研究成果都毫不留情地被拒绝了，比如关于康德哲学的极为出色的研究成果也被拒绝。这种做法无疑会招来会员组织的学者们的怨恨。《第欧根尼》也正是在贯彻这样一种理念的过程中获得了国际声誉，成为国际名刊。

作为国际名刊，《第欧根尼》自然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是学术品位高。一个刊物的学术品位主要表现在刊物选题的难度和撰稿人的知名度上，《第欧根尼》的选题一般在专业深度上适当，但难度不低。这主要是因为它刊登的并不是某一专业领域的成果，而是想包容不同学科的成果。我们在《第欧根尼》的撰稿人当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名字：卡尔·雅斯贝尔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让·皮亚杰、保罗·利科、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理查德·罗蒂等。这些国际知名学者能为《第欧根尼》撰稿，足以说明它在学术界的地位。

其次，及时反映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热门议题和最新发展动态。《第欧根尼》几乎每期都有一个论题，邀请不同领域成绩卓著的学者撰稿，而且不定期地就国际学术界的一些热门论题展开讨论：比如“全球化”“文化认同”“我们是谁”“我们不知道什么”“文化基因”“民主”，等等。从这些论题我们可以了解国际学术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和发展动态，特别是可以看到来自不同文化、不同领域的学者对某一问题的独到见解。有些研究在国内还属于空白，无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最后，寻求不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对西方学术界也产生了很大震动，他们开始反思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对话。《第欧根尼》无疑是赞成后者，具体表现为对非西方国家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同以往。从选用的稿件来看，阿拉伯国家、非洲国家、拉美国家、亚洲国家、中国以及俄罗斯的作者所占比重明显提高。在西方作者中，主要是欧洲作者，美国作者不多，这也反映出一种倾向。可以明显地看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减少了，而更加强调跨文化对话和文化多元性。显然，该刊是非美国主导的刊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非西方大陆的观点，中国可以在其中找寻自己的话语权。具体到中国来说，近些年来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非常积极地寻求与中国合作，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同以往。我院学部委员汝信先生、黄长著先生等都曾受邀在该刊发表过论文。2008年还出了一期“中国当代政治思潮”专辑，刊登了我院哲学所赵汀阳研究员、外国文学所陆建德研究员的论文，其他作者来自香港大学、黑龙江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知名刊物为中国学者出专辑，尚不多见。

下面进入主题，谈一谈《第欧根尼》中文版（半年刊）的历程。

1984年11月，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阿斯通和秘书长多尔梅松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同志邀请，来华访问。在介绍各研究所有关研究人员情况的谈话中，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一方表示了希望中国出版《第欧根尼》中文版的意向。当时外国文学所和文献中心都想承接这项任务，由于文献中心决心下得快，领导工作抓得紧，所以在两个单位的竞争中领先了一步。

学部委员前副院长汝信（左）、资深翻译家陆象淦（中）、学部委员黄长著（右）

1984年11月底，中心与阿斯通主席和多尔梅松秘书长达成口头协作协议，1985年3月在书信交换意见的基础上，签订了有效期为三年的书面协议书。协议就经费和选题等事项作出了规定。其中有一条规定表明，中文版可以独立组稿、文稿提交经《第欧根尼》原版编委会通过后，可在中文版英法文版同时刊登。与此同时，1984年年底中心成立了中文版编委会，邀请了一些资深翻译工作者（基本上是文献中心的学者）对英法文版几十期过刊进行了阅读和选材，并以最快速度在1985年5月前完成了创刊号的全部翻译、校译及审稿工作，同时还进行了封面设计、联系出版等工作。

在中心领导及院领导的直接关注以及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经过9个月的筹备，《第欧根尼》中文版创刊号终于在1985年8月与读者见面了，当时的负责人是沈仪琳老师。沈老师的总结是：上级领导支持和重视；依靠各方面力量办刊；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同志要不辞辛苦，发扬苦干精神。

《第欧根尼》中文版的起步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从创刊到1987年年初，全部技术性校对和与工厂联系、发送原稿和清样等全部由沈老师一人承担。即便如此，沈老师始终坚持严格的审稿制度。当时的做法是让译者互校译稿，请专家和编委审稿和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所以在翻译质量上是有保证的。

《第欧根尼》中文版首任主编资深翻译家沈仪琳女士

我本人是从1995年年底接手这项工作的，到现在已经将近17年了。总结所做的工作，实在不敢说有什么成就，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对我来说就已经不易了。回顾所走过的历程，我实在找不出贴切的字眼来形容，这中间的劳苦和艰辛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体会到，可以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困境中挣扎。

所谓艰辛，实际上是两大困难。一是译者队伍。我们和我们前辈不能比的是，他们那时有一个资深翻译团队作为后盾，而我们现在找到一个翻译数量过百万字比较成熟的学者型翻译实在太难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设法保持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译者队伍，老的有资深翻译家陆象淦先生，从刊物创办之初，陆先生就是主力干将，如今已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每期都要译几篇，比我们中青年人还能干。所谓中年，其实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有霍桂桓先生、马胜利先生和我本人，基本上撑起了局面。再往下是几朵三十出头的小花，虽说在一些方面还略显稚嫩，但已能担当重任。她们具有外语基础好、学科知识扎实的优势，劣势是翻译的数量太少。如果她们能强化自身的训练，是很有希望成为学者型翻译人才的。这十几年走过来还真是不容易，今后的路依然会很艰难。当然，高端翻译人才的缺乏和整个大环境不无关系，但本单位的重视程度是关键。《第欧根尼》中文版大概是全国唯一一份全文翻译的人文类刊物，这种工作费力但不见多大成果量。高校和出版社对工作都实行量化考核，比较起来还是社科院能承担这样的工作。但是，社科院在这方面的优势也在一点点地丧失。

《第欧根尼》中文版的几代译者和编辑部成员

另一个困难是资金问题。实事求是地讲，《第欧根尼》中文版创办后的前15年还属于创收刊物，也就是说，不仅办刊的所有经费全部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而且还有不少节余上交所里。进入21世纪之后，情况越来越糟。先是资助迟迟不到位，后来干脆就没有了。由于是国外资助的刊物，也未能进入院里的名刊工程，一下子陷入了资金困境。说到这里，要特别感谢学部委员黄长著先生以及国际合作局和科研局的领导。黄长著先生是我们的老领导，曾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副主席，他对《第欧根尼》一直非常重视，正是由于他的“疏通”和“游说”，职能部门了解了《第欧根尼》，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科研局特批了一笔经费，国际合作局也给予了资金上的支持。这样，我们虽然不像进入名刊工程那样有保障，但起码是没有后顾之忧了。情报院成立之后，《第欧根尼》虽说不是主要刊物，但领导还是相当重视，加大了资金支持的力度，前景看好。

当然，伴随我们的并不全是苦衷，也有苦尽甜来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我们有值得夸耀的东西。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么辉煌的成就，而是说我们多年来的操守和坚持更具一种内在价值。我感觉特别值得夸耀的，是我们没有丢掉当年沈老师开创的传统，始终坚持严格的审稿校稿制度。更具体地讲，我们每一篇稿子，都要对照原文逐字逐句校对一两遍，从事校对的是我和我们编辑部的成员。我这个团队的年轻同志工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尽管我们由于水平所限，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但比较当下许多译文和译著在发表时只是做一些文字上的编辑工作，我们的翻译质量还是有保证的。这在当年看似平常的东西如今却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也就是凭借这一点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步和超越，因而也获得了信任和声誉。《第欧根尼》法英版现任主编斯卡兰蒂诺在写给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衔代表师淑云女士的信中这样描述道：

“《第欧根尼》中文版在中国学术界与我们杂志的广泛国际读者群之间起着一种桥梁作用。这种良好作用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的研究人员，因为它既可以使中国研究人员在国际上传播其著述，也可以使他们了解非中国学者的著述。我们杂志如今具有广泛的国际声誉，中文版是原因之一，并且它可能是该领域在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一份刊物。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得益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长期协议，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也因此得以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实质性的支持。自我们杂志创刊以来，这种支持一直是行之有效的，并且证明对保证杂志的高学术水平——通过其出色的翻译质量——是完全重要的。另一方面，《第欧根尼》可以为世界各国学者提供一个发表和传播其著述的卓越空间。”

《第欧根尼》法英文版现任主编斯卡兰蒂诺（中）与中文版现任主编萧俊明（左）、国际合作局吴波龙处长（右）共进晚餐

另外，我们在已发表的译文中按论题挑选一些出了一套精选版，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对此相当重视，他们马上向国际上推介，并且拿到2008年首尔世界哲学大会上做了宣传。实际上，《第欧根尼》可以起到一种双向窗口的作用。通过中文版，我们可以了解国际人文科学的发展，通过法文版和英文版我们可以让国际学术界了解我们。我们的社会科学要走向国际，《第欧根尼》是一个把我们的优秀成果推出去的很好的平台。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夸耀和自豪的是，《第欧根尼》虽然发行量不大，但读者群不小，它拥有一批非一般的读者，他们来自不同阶层，有学生、教师、学者、领导干部。一些读者的来信实在是让人感动，下面摘录几段与大家分享：

“我是一个最近从美国归国的读者，最近在书店购到贵刊，觉得很好，我出国前亦读到贵刊，当时就非常爱读这份杂志。”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从我校的信息检索中心查到您处出版的《第欧根尼》。我们深深地被其中的思想所吸引。我们为有缘结识这样的刊物而感到欣慰，为不能买到已经出版的过刊而深感遗憾。”

“《第欧根尼》一直是我十分喜爱的一本刊物，从1986年起我一直订阅，它给了我许多启示和教益……这样一本刊物的出版实乃中国学人之幸，中国学术之幸。”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读者”对《第欧根尼》的关注和评价简直是让人“受宠若惊”。我所说的大读者是指有相当学术地位的学者或领导者，我这里讲几个例子。在2011年的一次工作汇报会上，我同王伟光副院长谈起了《第欧根尼》，我原以为像他这么忙的领导根本无暇顾及这类刊物，没想到他的回答真是给我一个惊喜。伟光副院长说，他在读研究生时就读《第欧根尼》，有些文章读来令人振奋。伟光副院长的话让我想起了我们一位已故的老所长孙方同志。孙老八十高龄时还坚持读《第欧根尼》，有一次当时的所领导去看望他，他对他们说，要读读《第欧根尼》，看看人家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他还多次与我通电话，探讨读后感。《第欧根尼》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这些读者的支持无疑起到了一种无穷的动力作用。

《第欧根尼》中文版现任主编萧俊明研究员做工作汇报

2009年11月27日，我们召开了庆祝《第欧根尼》中文版创刊25周年座谈会。参与座谈的各位专家学者回顾了《第欧根尼》中文版的创刊历史及其25年的发展历程，肯定了它的办刊品位和学术价值。武寅副院长的总结性讲话更是令人倍受鼓舞。她说，本次座谈会庆祝《第欧根尼》创刊25周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该刊中文版所走过的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却很有前瞻性、开拓性，很具战略眼光。它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定位、资质、职责和水平，这是全院相关学科学者、相关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武寅副院长最后说，庆祝《第欧根尼》中文版创刊25周年，这不是句号，而是破折号，它连接的是新的办刊起点，《第欧根尼》中文版应该作出新的努力和贡献！

武寅副院长作总结讲话

一份刊物在学术界获得如此赞誉，应该足矣。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我们的编辑部向所有为《第欧根尼》中文版作出过贡献的人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

（萧俊明，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研究员、综合研究部副主任、《第欧根尼》中文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