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与全球问题及管理学的研究开发
王兴成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叶，30余年，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真正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我们这一代学术信息研究开发工作者来说，这一时段的学术经历，显得十分珍贵，始终铭记在心，令人难以忘怀。当时，我们面对创新知识浪潮迭起的学术信息海洋，各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崭新学术信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令人神往。其中，关于系统论的探索引人入胜，全球问题研究引人注目，而管理学的信息开发活动更是朝气蓬勃，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让我们健步迈入这些跨学科研究领域，去重访我们昔日的学术足迹吧！
1989年9月王兴成摄于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 引人入胜的系统论探索
我们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启动一般系统论的信息开发，并逐步探索系统方法论和系统工程的结构和功能等专题，引人入胜，取得了相应的收获，得到了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和同行专家的关怀与指导，这是十分珍贵的。
（一）一般系统论信息开发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的科学研究活动正在迅速有效地恢复，大家如饥似渴地搜索和开发国内外的最新学术信息。其时，图书资料室订阅的国内外有关书刊已经开始陆续到来，为大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信息源。其中，武汉大学哲学系的一份内部学术资料，刊载了该校一位教授编译的美籍奥地利著名学者L.V.贝塔朗菲关于普通系统论（后译一般系统论）的论文，引人入胜。不久，苏联系统科学研究所编辑的《1973年系统研究年鉴》刊发了贝塔朗菲的著名文章《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1]。同时，我们查阅到美国纽约1972年出版的G.J.克勒所编《普通系统论》一书，其中选收了贝塔朗菲该篇名文。我很快认真地用俄文版译出其全文，我所资深多语种情报专家裘辉按英文版本进行了认真校订。该文先在本所编辑出版的《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发表，随后收入由我负责编选的《科学学译文集》[2]。该文论述的要点如下：1.历史简述；2.普通系统论研究的几个方面——关于“系统”的科学、数学系统论；3.系统技术；4.系统哲学。该文成为我开始步入系统论信息开发领域的学术向导。
20世纪80年代初，本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贾泽林选中苏联学者瓦·尼·萨多夫斯基的著作《一般系统论原理》[3]，邀我参与翻译，我欣然应命。该书作者系哲学博士、苏联系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系统研究年鉴》副主编。该书乃是苏联系统元理论研究的肇始之作，在国内外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全书除序言和结束语外共分6章：第1章，系统研究和系统方式；第2章，系统论和一般系统论；第3章，一般系统论范围内的系统概念；第4章，一般系统论——系统叙述的尝试；第5章，一般系统论的专门的逻辑——方法论问题；第6章，系统思维的悖论。参与该书翻译的还有本情报研究所研究员刘伸和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王炳文。该书的翻译过程乃是我们学习和研究一般系统论的极好机遇，并使我们清晰而又具体地感悟到，这门跨学科研究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和繁荣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系统论研究探索
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我积极认真地参与本院内外朝气蓬勃的系统论研究探索活动，取得了相应的成果。自1978年至1996年在有关书刊发表文章10余篇，大体反映了当时自己在这一新兴交叉领域学术研究开发的广度和深度。这些文章涉及的研究方向和专题如下：
1.系统论研究的进展和趋势。1978年年初发表的《苏联的系统论研究》[4]一文，乃是本人关于系统论信息开发的习作。该文大体综合反映了当时收集到的有关该国系统论研究的动态信息，为我们了解该新兴交叉科学发挥宝贵的启蒙作用。我于《人民教育》1980年第1期发表的《系统科学的兴起》[5]一文，则从我国古代体现系统思想的著名工程谈起，介绍了当代一般系统论的萌生，以及系统工程取得的巨大成功，并展示了人们走向“系统时代”的多彩历程。这是一篇学科信息调研报告，带有科普性质。该文发表以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其中包括一些中学生，他们在阅读以后，对系统科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有的甚至表示要立志学习和研究这门新兴交叉学科。这些读者来信给我很大的鼓舞和帮助。《国外系统研究的某些进展和动向》[6]一文，乃是我应邀向“全国系统科学辩证法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该会于1984年7月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同期发表本人的文章《国外系统研究的发展趋势》[7]等都展示了该项研究的理论态势和实践动向，并讨论了系统工程的限制条件和系统分析的常见错误，还鸟瞰了系统哲学的概貌。这些文章都反映了当时国内外系统论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2.系统研究方法论。《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刊出了我的文章《系统方法初探》[8]，这是当时初步探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习作。该文分析了系统方法的含义和基本原则，后者为：（1）整体性原则（2）相互联系的原则；（3）有序性原则；（4）动态原则。还探讨了系统方法的应用特点——该方法处于哲学方法与其他科学方法的中介环节，它既是确定目标的方法，又是实现目标的方法。该文发表以后，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的关注和指导，也受到不少同行专家学者的评论和帮助。《系统方法的形成及其研究》[9]一文，发表于《世界科学》1981年第4期。该文探讨了系统方法形成的原因；系统的概念和系统方法的含义。同时发表的《系统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和课题》[10]一文，既分析了系统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又列举了系统研究方法论研究面临的课题。该文采集和运用了23种国外有关原创文献信息，在当时也可称作海量信息了。以上各篇均为探讨系统研究方法论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3.系统工程的结构和功能。《跨学科研究的范型——试论系统工程的结构与功能》[11]，这是本人认真学习和研究国内外有关系统工程的大量文献，着力写作的一篇论文。该文首先从分析系统工程在系统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入手，深入探讨系统科学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全面剖析系统工程的知识结构，展示系统工程的各专门分支乃是其纵向分化的产物，而系统工程的各个知识层次乃是其横向分化的结果。该文认真分析了系统工程的学科性质及其主要特征，并从其实践出发，分别归纳其发挥的各项宝贵功能。该文乃是我于1984年12月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举办的。在这次两大门类科学家和学者群体难得聚首的场合，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和著名学者温济泽都发表了精彩讲话，热情洋溢地呼吁“两科”联袂共同推进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这次讨论会的地址设在北京香山饭店。时值农历大雪，冬季的香山仍是一片郁郁葱葱，常青树多于落叶树，并无多少萧瑟枯黄的景象。春华秋实，秋收冬藏。人们参加学术会议，既有采集，也有付出；既有输入，也有输出。而且，输入往往多于输出，就视你采集信息的本领如何了。香山饭店乃是当时新建的一流宾馆，这是世界驰名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的杰作，据说为此得了国际建筑奖。饭店外形古朴，与香山庙宇殿堂和谐一致，饭店内部四合院布局，结构典雅，充分浸透中国建筑文化元素。建筑物乃是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产物。在这样环境优美的地方举行如此有意义的讨论会，真是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了。
4.系统分析和决策研究。1982年7月，在北京举办了“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学术讨论会。我向会议提交了《系统分析与决策研究》[12]一文，编入《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一书。该文探讨了系统分析在管理、决策活动中的作用，系统分析的含义和特点，以及其运作步骤和注意事项。该文乃是系统科学的应用研究，为其方法论及哲学问题研究提供必要的素材，而其本身又构成系统科学的重要的应用分支，具有宝贵的应用价值和相应的社会功能。同时，我参与了北京科技进修学院管理科学部主持的《系统分析和管理决策》（内部教材）的编写工作，负责撰写第一章《系统科学与系统方法》，[13]其余各章依次为：《系统分析》《系统决策的思维过程》《决策的统计分析》《可行性研究》《型号研制系统的分析与管理》《网络分析技术》《线性规划模型》。由此可见该分支研究领域的概貌。该书在北京科技界发挥了良好的教学和科普功能。
5.系统自组织理论与企业文化。《系统自组织理论的文化探源——企业文化现象剖析》[14]一文，编入魏宏森、肖广岭主编的《系统科学与市场经济》一书。该文认真探讨了系统自组织理论的文化渊源及其与老子哲学思想的关系，并深入评析了企业文化现象以及系统自组织理论与老子哲学思想的社会功能。当代系统科学最为活跃的理论前沿之一，就是系统自组织理论，其卓越的开拓者I.普里高津指出，中国哲学传统的中心就是“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其中老子的哲学思想与系统自组织理论惊人地一致，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中国有的企业家运用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培育企业文化，收到良好的效果，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该文系本人为“系统科学与市场经济”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这次会议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系统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北京系统工程学会、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以及浙江省衢州市巨化集团共同举办，并由巨化集团和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资助的。这次会议于1994年在浙江省衢州市举行。会后，大家有幸游览了著名风景区——千岛湖。成年累月经常在城市斗室里与书本和杂志打交道的学者与教师，难得置身于广阔的湖光山色之中，真是心旷神怡，别有一番天地。也许这也是人与自然的自组织系统使然的吧！
6.系统科学与跨学科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刊载了《关于系统科学和跨学科研究》[15]一文，该文首先在“系统科学的发展”部分，介绍了国际系统协会联合会主席、国际《一般系统论杂志》主编、美国宾厄姆顿纽约大学教授G.J.克利尔的名文《关于系统的科学——新的科学测度》，对20余年来系统科学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该文探讨了系统科学三要素——研究领域、知识本体及方法论，系统分类法以及一维科学——主要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与二维科学——主要面向关系的关于系统的科学。该文得出结论：系统科学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该文的第二部分归纳了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其中分别考察了该项研究的组织特点、活动特点和人才特点，并进行了该项研究活动的经验总结。该文的第三部分探讨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互相学习问题，这是值得认真学习和深入探讨的。
（三）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热情关怀和宝贵指导
我和同仁们关于系统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开发话动，自始至终得到著名的人民科学家、系统工程的奠基人钱学森先生的主动热情的关怀和及时宝贵的指导，这是让人始终难以忘怀，并铭记在心的。我的《系统方法初探》一文1980年在《哲学研究》杂志刊出以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钱学森先生在《自然》杂志1981年第1期发表重要文章《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16]对拙文进行评论和指导，他指出，“一般系统论这一学科来源于生物学研究，是一个重要发展。王兴成同志在介绍它时，把其基本原则归纳为：一是整体性原则；二是相互联系的原则；三是有序性原则；四是动态原则。既然一般系统论是研究系统，一、二两条基本原则是容易理解的。三、四两条基本原则有些新鲜：它们来源于观察生物和生命现象”。他认为系统方法的有序性原则和动态原则乃是一般系统论的核心原则，必须加以深入探讨。
1985年春天，拙文《跨学科研究的范型——试论系统工程的结构和功能》发表。此前，我参与翻译的萨多夫斯基的《一般系统论原理》一书也已出版。不久，我十分荣幸地收到了钱学森先生的信函：“王兴成同志：拜读了您在《人民日报》的近作[17]之后，又收到萨多夫斯基的《一般系统论原理》赠书。十分感谢，都使我得益。我认为这些新发展都可以成为我所说的‘系统学’和作为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桥梁的‘系统论’极为有用的素材。此致敬礼！钱学森1985年4月29日又：系统科学的提出实际上包括了系统元理论的思想。”[18]钱先生这些崭新的理论观点成为我们系统科学研究珍贵的学术指导。系统科学大家钱学森先生如此重视后生的学习和研究收获，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在这一新兴交叉学科领域，埋头苦干，矢志不渝，奋力跋涉，不断前进。
1992年10月王兴成、秦麟征与美国学者
二 引人注目的全球问题研究
我们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积极参与全球问题的信息开发和研究活动及其哲学问题探讨，均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受到学界的关注、帮助和鼓励。
（一）全球问题研究的信息开发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应《光明日报》理论部的约请，撰写有关全球问题研究的文章。经过一番努力，完成一篇《引人注目的全球问题研究》[19]的文章，该报分三次连载（1985年11月20日、12月18日、1986年1月1日）。这是当时本人关于国内外全球问题研究信息综合开发的成果，带有科普性质。全文分三部分：1.全球问题研究概况和意义；2.全球问题的严峻前景；3.关于全球问题的种种对策。该文发表以后，受到许多读者的关心和重视，收到不少读者的来信，表示对全球问题的极大兴趣。这是对我的有力促进。
同期，我和秦麟征研究员主持翻译和编辑的《全球学研究与展望》[20]一书，则集中地反映了本情报研究所第二研究室的重要科研成果。该书选编了有关全球问题研究的学术文献18篇，其主要内容如下：1.全球问题研究的缘由；2.全球战略和国际秩序；3.人类需要的预测和信息技术革命；4.世界经济模型；5.全球问题的实质和对策；6.全球问题研究方法论；7.对于西方全球问题理论的批判。由此可见，这些文献几乎覆盖当时国外全球问题研究的主要领域，对我国开展相关研究乃是大有裨益的。原文作者多达18人，另有一个国际会议组织，涉及美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荷兰、日本、巴基斯坦和苏联等国家。参与该书文献译校工作的有16人，当时我们第二研究室老中青三代国外学术信息研究开发工作者全体总动员，几乎人人都积极参与其中了。同时，还邀请了院外的专家给予宝贵的指导和帮助。
（二）全球问题研究及其哲学思考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余谋昌热情邀请我参与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地球村’工程”[21]，我欣然应命并积极参与其中。我们两人密切合作，全力以赴，经过一番努力，最终成果同名著作于1993年8月完稿。该书除前言外，共3篇12章如下：第一篇：当代全球问题——世界性难题求解——“地球村”工程鸟瞰：第1章：全球研究的由来和发展；第2章：全球模型的比较研究；第3章：全球研究的特点分析；第4章：全球问题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第二篇：当代全球问题——东西南北关系——和平与发展问题：第5章：世界向何处去：世界新格局与世界新秩序；第6章：东西方关系：争夺霸权的斗争未有穷期；第7章：南北问题：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日益激烈；第8章：关于“全人类利益”的讨论。第三篇：当代全球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与发展问题：第9章：世界环境全球性变化；第10章：全球环境变化的根源；第11章：生态文化：人类适应全球变化的生存方式；第12章：全球变化时代的哲学：全球相互依存。由此可以鸟瞰该书的概貌。该书列为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并列入《当代哲学前沿研究丛书》，为该研究方向的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007年5月王兴成摄于海南三亚
三 朝气蓬勃的管理学开发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叶，我们认真参与“全国学科分类研究”，探讨管理学在学科分类体系中的地位，研究现代领导者的科学修养问题，选编和展示同仁们关于管理学研究与实践的丰硕成果。同期，我们积极参与知识经济与知识管理的信息开发活动，以及管理学相关分支领域的研究成果集成工作，均取得相应成效，从而反映了朝气蓬勃的管理学发展态势。
（一）管理学在学科分类体系中的地位
我们于1988年至1992年，应邀参加了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研究员丁雅娴主持的研究项目：“全国学科分类研究”和“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的制订工作。该项目的研究报告把管理学定位于工程技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从而体现其交叉学科地位。在撰写研究报告时，我着重参与执笔“国内外学科分类比较研究”；在研制学科分类国家标准时，重点负责起草“管理学”有关部分。我们在进行国内外相关文献调研过程中，发现这些文献对于管理学在学科分类体系中地位的安排和处置，大相径庭，迥然不同，十分有趣，值得探究。当时，我们收集到的15份国外学科分类文献中，标有管理学或相关学科的文献仅有5份，这就是：1.《联合国教科文科学技术统计工作手册（按科学技术领域分类）》，其中“管理学”列入“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的‘一级学科’”。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献联合会分类体系（BSO）》，其中“企业管理”列入“人文学、文化和社会科学”。3.《美国国家技术情报处分类（NTIS）》，其中管理学与数学科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并列。4.《联邦德国政府研究与发展项目的分类系统》，其中管理科学列入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等并列。5.《日本科学技术情报中心研究课题分类》列出的管理工程与能源工程和原子能工程并列。凡此种种差异，引人思考。当时，我们调研的国内学科分类文献共有5份，其中列有管理学或相关学科的文献为4份：1.《中国科学院科研项目与科研档案分类简表》，把管理科学列入其他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与技术史、哲学、政治等并列。2.《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管理用代码手册》，也把管理科学列入其他科学领域，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并列。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分类目录及代码（1989年）》，与上述学科分类文献迥然不同，把有关管理学科列入信息科学部，并细分为管理科学史与管理科学发展、管理科学基础理论、管理方法与手段研究、应用管理学、管理与法律。4.《国家教委学科分类目录代码表》，也把管理科学列入其他科学，与环境科学等并列。综上所述，我们得到启示如下：1.管理学的学科地位，实际上介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这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属于交叉学科。2.管理学正处于新生期，朝气蓬勃，学科知识体系正在萌发和成长，其学科地位正在不断变动之中，以致在学科分类方面产生种种不同的处置方法，发生各种差异，这是十分自然的。3.随着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它与各相关学科及门类的关系趋于明朗，其在学科分类体系中的地位将会渐渐趋于稳定。我们这次研究制定的《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表》，未设学科门类，把管理学置于安全科学技术之后，马克思主义之前，也就是介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各大学科门类之间，这也许乃是明智之举，能够较为恰当地反映该门学科的地位和功能。
丁雅娴主编的《学科分类研究与应用》[22]一书，反映了当时管理学在学科分类体系中的地位。该书系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研究员丁雅娴、李召奋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惠国、刘仲亨、莫作钦和本人，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研究员徐亭起和王爱新等组成的项目组，历时5年完成的研究报告。这是该项目组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立项“全国学科分类研究”，以及在国家技术监督局立项“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在这两项研究的基础上所获得的重要成果。
（二）现代领导者的科学修养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研究员杨沛霆、赵红洲与本人合著的《领导与科学》[23]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田夫作序——《重要的问题在于重新学习（代序）》。该书为现代领导者即管理者开展重新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加强科学修养，提供必要的知识素材。全书分为4章：第1章：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第2章：技术社会的历史经验；第3章：领导者的科学能力；第4章：现代领导者的科学知识结构。第1、第2两章作者为杨沛霆；第3章作者为赵红洲；第4章系本人撰写。该章认真分析了新型科学知识结构及其优化的有效途径。随后，我在多次学术研讨会和干部培训班上应邀讲授这一专题，引起听众的兴趣，受到大家的欢迎。该书出版20余年之后，该章讲稿经过不断修订，标题改为《现代管理者的科学知识结构》，应约重新发表于“人民网强国博客www. leaders-re.com”与“领导决策参考网www. leaders-recom”联合主办的“著名专家强国博客群”（2009年5月11日）。受到许多网民的关注，这是令人十分欣慰的。
（三）管理学研究及其成果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自1987年创办以来，在田夫院长的苦心领导下，经历届领导班子的无私奋斗，团结了老中青三代跨学科研究工作者，在管理学的各个交叉分支领域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为推动我国管理研究和应用开发，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由各研究所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发表，发挥其宝贵的社会功能。现从院部主编的出版物中选择两种，谨请同行指教。这就是：田夫主编的《管理研究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论文集（1987-1997）》[24]和《陈云治党治国方略研究》[25]。现把这两部著作简介如下。
《管理研究与实践》一书系该院建院十周年纪念文集。全书选收文章54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科学思想和管理思想学习和研究论文12篇；第二部分：关于管理科学与相关交叉科学理论研究论文15篇；第三部分：关于经济管理、科技管理和教育管理等应用开发论文27篇。这样，大体反映了该院同期管理科学和相关交叉科学研究开发成果的有机体系。这些成果是在全院各研究单位当年春天上报的100多件研究成果和历年上报的大量成果的基础上认真精选出来的。该书的选编工作是在田夫院长和罗伟副院长领导下，在本书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由笔者和中国科学院编审徐耀宗具体负责的。管理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杨鹤鸣教授给予热情帮助。
《陈云治党治国方略研究》一书，乃是“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陈云同志治党治国方略学术研讨会”文集。该研讨会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与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联合举办（2005年5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其时，我们收到了院内外专家学者大量文稿，经精心选编成册，以志纪念，并供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全书选收有关作品54篇，分为4部分：第1部分：党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领导者，如宋平、许嘉璐、杜润生和于若木等的重要文章、讲话和贺信等7篇，引导我们正确地学习和研究陈云，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陈云的宝贵思想和崇高精神。第2部分：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刘国光、李成瑞和张卓元等的研究文章和回忆文稿24篇，十分难得，弥足珍贵。第3部分：党史及社会主义研究专家柳建辉等的研究文稿16篇，颇有新意，甚为耐读。第4部分：老领导干部郝盛琦和田夫等关于陈云哲学思想研究文稿以及诗作等7篇，内涵深刻，为全书增色不少。本书在编辑委员会指导下，由本人和副院长白振刚和徐向忱共同负责全书的编审工作，杨鹤鸣教授和郭书田研究员等给予大力帮助。
（四）知识经济与知识管理
20世纪末叶，学术界出现了研究知识经济的热潮。1998年春天，一位学者通过雅虎网站查询关于知识经济的文献，一次显示的有关文章数目高达1690篇。从当时来看，似乎已成天文数字了。编选知识经济文集的条件已经具备，我们很快启动了这项工作。经过数月奋斗，于当年盛夏完成了《知识经济》[26]一书书稿，同年10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选收有关知识经济的文章101篇，分8类编排：第1类：知识经济的兴起和对策，18篇；第2类：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20篇；第3类：知识经济与科学技术进步，15篇；第4类：知识经济与教育及人才开发，10篇；第5类：知识经济与信息化及产业发展，11篇；第6类：知识经济与企业发展及管理，10篇；第7类：知识经济与区域发展，6篇；第8类：国外知识经济研究动态，11篇。我们在选编该书时要求：优胜性、兼容性、有效性、集成性。大家在选材过程中，尽量做到优中选优，对不同观点注意兼容并包，重视实用有效，集腋成裘。该书由本人与《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卢继传、中国科学院编审徐耀宗共同主编。同期，我们主编的“知识经济丛书”共有5本，除上述以外，还有：李南征、张伟、郭强主编《技术创新与科技产业化》[27]；蔡克勇、张秀梅主编《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28]；吴延涪主编，曹听生、施礼明、魏宏森副主编《知识经济与区域发展——首都经济探讨》[29]；蔡富有、赵启厚主编《国外知识经济动态》[30]。由此可见，当时我们大家共同积极有效地参与了知识经济的研究开发活动。
世纪之交，我们把研究开发的重点转向企业知识管理。当时，我认真钻研国内外有关企业知识管理的文献，着力撰写了多篇相关文章，如《关于企业知识管理的思考》[31]《企业知识资本管理与知识库建设》[32]《国外企业孵化器活动方兴未艾》[33]《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系统的结构分析》[34]《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知识管理的举措及其启示》[35]《企业信息化探索》[36]，等等。为探索企业知识管理抛砖引玉，提供必需的学术信息。
（五）管理科学研究成果集成
当人们迈步跨入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时候，我国管理科学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持续有效地展开。当时，我们编辑出版了240余万字的《中国管理科学成果荟萃》[37]，反映和集成了该时期大家取得的丰硕成果。该书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管理科学大会”与“第五届中国杰出管理者年会”代表们递交的大批论文经过精选编辑而成。参照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司发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13745-92）》有关管理学的二级学科设置标准，并从该书编辑工作实际出发，把全部书稿487篇分为8类如下：1.行政管理，61篇；2.经济管理，179篇；3.教育管理，106篇；4.科技管理，72篇；5.医疗卫生管理，19篇；6.社会管理，17篇；7.资源与环境管理，25篇；8.其他，8篇。全书8类书稿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反映我国当前管理科学研究开发的进展和动态。
该书由本人与企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陈贵担任主编、该所副所长姜有文担任副主编。笔者应约为该书作“序”，其中引用日本智库专家田坂广志在2009年5月号《呼声》月刊发表的文章关于知识资本的观点，用于分析该书的价值。田坂广志认为，知识资本具有“不能独占”、“自然增长”和“形态改变”三大特征。它可以衍生关系资本-信誉资本-声望资本-文化资本，从而使狭义知识资本转化为形态各异的广义知识资本。田坂广志的理论发现为：广义知识资本比狭义知识资本更加重要和更为珍贵，前者与社会资本相融合，能成为社会有关部门、企业以及个人更有价值的资本。《中国管理科学成果荟萃》的每位作者通过艰苦的科学劳动创作的每篇文章，自然成为相关作者的知识资本——狭义知识资本。我们论文的作者参加学术会议，交流学术信息，构建学术关系；我们的编辑部选编这些论文，再经出版社付梓出版；新书经过发行部门到达读者手中，又经读者反馈相关信息。如此知识和信息的循环运动，正是作者的狭义知识资本逐步转化为广义知识资本的过程。这一珍贵的转化过程正如一条黄金水道，她涌动的知识财富浪潮，源源而来，奔流不息！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件[38]指出，必须坚持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十分正确和非常必要的。30余年来，我们在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领域埋头苦干，辛勤劳作，殚精竭虑，皓首穷经，为其开拓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取得了相应的成果。现今，回首昔日学术历程，确实令人倍感欣慰。
（王兴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原第二研究室主任）
[1] L.V.贝塔朗菲：《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原载G.J.克勒《普通系统论的趋势》一书（纽约，1972），苏联《1973年系统研究年鉴》转载，王兴成按俄文本译，裘辉按英文本校。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译：《科学学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3] 瓦·尼·萨多夫斯基著，贾泽林、刘伸、王兴成、王炳文译：《一般系统论原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 王兴成：《苏联的系统论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2期。
[5] 王兴成：《系统科学的兴起》，《人民教育》1980年第1期。
[6] 王兴成：《国外系统研究的某些进展和动向》，汪应洛、黄麟雏主编《系统思想与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7] 王兴成：《国外系统研究的发展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84年第7期。
[8] 王兴成：《系统方法初探》，《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
[9] 王兴成：《系统方法的形成及其研究》，《世界科学》1981年第4期。
[10] 王兴成：《系统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和课题》，《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
[11] 王兴成：《跨学科研究的范型——试论系统工程的结构与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2] 王兴成：《系统分析与决策研究》，《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 王兴成：《系统科学与系统方法》，参见《系统科学与管理决策》，1983年。
[14] 王兴成：《系统自组织理论的文化探源——企业文化现象剖析》，魏宏森、肖广岭主编《系统科学与市场经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5] 王兴成：《系统科学与跨学科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
[16] 钱学森：《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与人体科学》，《论系统工程》（增订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17] 王兴成：《跨学科研究的范型——试论系统工程的结构和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
[18] 王兴成：《钱学森先生给我的三封亲笔信》，《珍贵的教诲永恒的纪念——科学学界纪念钱学森先生笔谈》专栏，《科学学研究》2009年第12期。
[19] 王兴成：《引人注目的全球问题研究》，《光明日报》1985年11月20日、12月18日、1986年1月1日连载。
[20] 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21] 余谋昌、王兴成：《全球研究及其哲学思考——“地球村”工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22] 丁雅娴主编，莫作钦、刘仲亨副主编：《学科分类研究与应用》，中国标准出版社1994年版。
[23] 杨沛霆、赵红洲、王兴成：《领导与科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4] 田夫主编，王兴成、徐耀宗副主编：《管理研究与实践——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论文集（1987-1997）》，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25] 田夫主编，王兴成、白振刚、徐向忱副主编：《陈云治党治国方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6] 王兴成、卢继传、徐耀宗主编：《知识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7] 李南征、张伟、郭强主编：《技术创新与科技产业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28] 蔡克勇、张秀梅主编：《知识经济与教育创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29] 吴延涪主编，曹听生、施礼明、魏宏森副主编：《知识经济与区域发展——首都经济探讨》，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30] 蔡富有、赵启厚主编：《国外知识经济动态》，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31] 王兴成：《关于企业知识管理的思考》，《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32] 王兴成：《企业知识资本管理与知识库建设》，《科学学研究》2000年第3期。
[33] 王兴成：《国外企业孵化器活动方兴未艾》，《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34] 王兴成：《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系统的结构分析》，《学坛》（内部刊物）2000年第16期。
[35] 王兴成：《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知识管理的举措及其启示》，《科技创新与跨世纪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36] 王兴成：《企业信息化探索》，刘则渊、王续琨主编《2003年卷中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研究年鉴——科学·技术·发展》，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7] 王兴成、陈贵主编，姜有文副主编：《中国管理科学成果荟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8]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光明日报》2011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