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认证的自主性视角

一 什么影响认证能力

把认证能力视为因变量，侧重点在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因素影响国家的认证能力。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人口规模、地形地貌、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沟通渠道和社会流动性都会影响认证能力。

这些经济社会因素可能会单独直接影响认证能力，也可能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影响认证能力。比如国家面积大小、人口多少会影响认证的难易，但如果沟通渠道畅通，则大国也可以像小国那样比较容易地建立起对人、财、物、行、事的认证，这种可能性在现代国家越来越大。

一个国家的地貌是以山地为主还是以平原为主，也会影响认证能力。山地国家建立认证的障碍在于，国家沟通国民的渠道受到自然阻隔，并不畅通。平原国家不存在这样的障碍，因为它可以方便地获取认证对象的各种社会事实，有很大的可能为建立认证规范积累足够的认证知识，认证能力也就有可能比山地国家更强。

生产方式也会影响认证能力，农业生产更容易将人固定下来；从事游牧和海上渔业生产的人流动性较大，更需要国家掌握人和物的名称、位置和数量等基本事实；工商业生产则扩大了人、财、物、行、事的流动性。农业、游牧、渔业、工商业，这些不同的生产方式对应着不同的认证需求。

社会结构也影响着认证能力。大型社会比小型社会更需要认证，有机联合的社会比机械联合的社会更需要认证，工业社会比乡土社会更需要认证，贫富差距大的社会比贫富差距小的社会更需要认证，陌生人的抽象社会比熟人传统社会更难认证，以个人为原点的社会有可能比以家庭为原点的社会更容易建立认证。

沟通渠道包括人的读写能力和沟通技术，二者与认证能力的关系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增强国民个体和社会群体逃避认证的能力，从而削弱国家的认证能力；要么增强国民个体和社会群体融入认证的能力，从而增强国家的认证能力。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意识到认证能力重要性的国家，通常会把沟通技术视为增强认证能力的基础手段。

人、财、物、行、事这些社会基本事实的流动性，在工商业社会远远大于农业、游牧和渔业社会，这可能导致每个社会阶层都比较容易逃避国家的认证。认证对象的物理流动影响着认证能力在事实层面的可靠度，进而关乎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的强弱。关卡林立、度量衡冲突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障碍，也是国家建立有效认证、增强认证能力的障碍。因此，认证体系要能够体现认证对象的流动性，让认证知识在体系内部能够自由流动，这样才能提高事实的可靠度，增强国家收集事实、积累知识的认证能力。认证对象的流动性越大，国家在事实层面增强认证能力的难度也就越大，对认证知识在认证体系内自由流动的需求也就越强；反之，认证对象的流动性越小，国家在事实层面增强认证能力的难度也就越小，对认证知识在认证体系内自由流动的需求也就越弱。

就古代认证而言，土地、房屋不会流动，人的流动性也不大，易于准确核定，很难从国家认证体系中脱漏出去；动产的流动性很大，易于隐瞒，难以认证。因此，古代国家以土地税为主，贵重物产常为国家专营，土地籍册是最为重要的认证形式。但是，人的流动性又比土地、动产为大，隐而不报的情形在所多有。因此，流动性的差异导致了认证的差异：户口调查的难度大于土地调查，“就地问粮”易于“编审户则”，明中期以后鱼鳞图册（地籍）更是重于赋役黄册（户籍）。^[1]总体而言，人、财、物、行、事的流动性不大，并没有给古代认证造成太大问题，古代认证体系对认证知识流动性的需求也并不是很大。

现代认证对象的流动性远远超过古代，身份、财产、行为、产品和事务常常跨越城乡区隔，跨越行政区划界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因此，针对身份流、财产流、行为流、产品流与事务流的各种现代认证形式应运而生，比如护照^[2]、身份证^[3]、社会保障号码、驾照、产品标签、质量认证标识和工程编码等，使国家有可能整全地关注身份、财产、产品、事务的流动轨迹，有可能建立全程监管。将这种可能性变成实际能力的国家，常常需要克服人、财、物、行、事流动的区域局限，使之实现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凸显认证作为一个完整过程的特性。

针对人、财、物、行、事流动性的新认证形式，与官凭路引之类古代认证的不同之处在于，既大大便利了认证对象本身的流动，也大大便利了国家对这些流动内容的确认与识别。实际上，能否垄断国民在境内外流动的方式也是国家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4]，现代发达国家已经借助全国数据库等新认证形式，实现了对认证对象物理流动的有效认证，前现代国家与现代不发达国家常常在这一点上相形见绌。

缩短认证的间隔时间是克服社会事实流动性的必要选择。认证的间隔时间越短，越能及时更新，国家越能准确掌握国土上人、财、物、行、事的具体情况，因时因地因事制宜，认证水平也就越高。间隔时间越长，越难以更新，国家越无法避免作为决策依据的信息失真，认证水平也就越低。因此，关键在认证形式的周期化。古代中国的认证通常能实现周期化的更新，两次更新相隔的时间也相对固定，现代工业化国家借鉴了中国的定期户口普查，大大扩展了人口与住户普查的范围与内容，确立了经常性的生命登记，年度、月度甚至更短的经济调查，以及社会统计与抽样调查，实现了认证知识的及时更新。

比较而言，人口、国土、地形都不是难以克服的主要障碍，不同社会阶层的读写能力和沟通技术以及社会结构的不同特征，是理解国家与国民个体和社会群体之间认证角力的关键。

发达工业国家走的路是从弱事实、强规范状态向强事实、强规范状态转化，通过严密的认证体系，收集人们的身份、收入和资产，建立“认证到个人”的制度机制。^[5]个人与法人所得税预缴代扣制、楼宇与住房数据库都是财产认证体系的基本要件。发达工业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以所得税为主要税源的税收制度，也是因为在统计意义上成功地抑制了富人阶层逃避认证的意愿和能力。^[6]贫富差距大的社会显然更需要认证体系，因为富人更有能力逃避认证，从而更可能不受国家基本制度的约束。

在有效的认证体系下，所有社会集团和统治集团，都被视为国家认证体系的当然对象。没有身份认证，就没有“国民概念”的出现。没有财产认证，就没有纳税人。纳税人首先是服从国家治理、承认国家强制权力的义务主体概念，然后才是权利主体概念。国家与各社会集团之间围绕逃避与反逃避展开的认证斗争，在统计意义上，以国家获得最终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终。发达工业国家税务警察的权力远远超过民事警察和刑事警察，就是这种胜利的产物，它们存在的正当性就在于控制异常的逃避行为。

如果说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是一种原子式的社会，那么认证体系就是国家从各种社会集团手中接管个人的基本制度，人们隶属于各种社会集团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纳税人、福利受益人、消费者、犯罪嫌疑人、选民等无差别的平等身份，重要的是工资、租金、水电费、住所、资产、投资所得、红利、赌博所得等经济特征，重要的是国家对治理对象进行均值检验（Mean Test）的可能性。

在中国，差序格局仍然是支配性的社会关系架构，国家基本制度既需要维护传统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基本功能，也需要避免受到它们负面功能的减损。由于隐匿、转换身份和财产等基本事实的可能性，在传统社会关系结构中很可能被放大，人们对国家基本制度心存疑虑，对严格的标准和秩序保持警惕，尤其是在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利益多元的大国。

如果把研究重心放在把认证能力因变量上，国土面积、人口多少、地形地貌、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沟通渠道，这些经济社会因素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个主题，从不同学科出发做出不同研究。本书把它们运用在衡量认证能力的指标建构上，认证能力的两个维度实际上也是影响认证能力的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分别又包含几个分析指标，这些经济社会因素对认证能力的影响，实际上作用于认证能力的不同指标，推动着认证能力的生长、发展和演化，也影响着认证能力在税收、福利和监管领域发挥作用的模式、机制和逻辑。

就总体趋势而言，这些经济社会因素的演化，促使国家意识到了大规模治理的必要性，治理的地域广阔，治理的人口众多、地貌的多样性增加了治理的难度、社会结构复杂多样、贫富苦乐不均以及社会问题的严重后果，对于古代大型帝国、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工业化国家而言，都成了需要找到有效手段解决的治理难题。如果不能在完成外在结构统一之后，逐步实现国家能力基础结构的内在统一，国家基本职能就可能无法正常履行，国民对国家政治认同程度也就不会高。

这些国家发现，处理大规模治理问题，需要建立针对人、财、物、行、事的有效认证体系。认证体系建设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一部分，是从源头上、从制度上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事实层面，认证对象的复杂性加大了，相应地，在规范层面，认证的规则化程度也要提高，这样才能增强认证能力，才能建立并推行有效的大规模治理模式，实现税收、福利和监管面前人人平等，实现公共服务在全体国民中间公平供给。作为离我们最近的结果，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认证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认证能力的事实和规范两个维度，在国家的不同政治领域逐步成长、成熟起来，可靠而统一的现代认证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起来。

要对这个现代性晚期的结果做出深思熟虑的反思，必须回到早期现代国家的现实政治生活，甚至回到更早的历史时期，观察认证如何在国家的不同政治领域发挥其基础作用，观察认证能力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观察认证的政治内涵到底是什么。这需要我们不仅仅把认证能力视为因变量，还要把认证能力视为自变量；不仅关注什么影响认证能力，也要关注认证能力影响什么，关注这种影响如何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