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隋唐五代时期

宗教概况

这一时期包括隋朝、唐朝和五代十国三个历史阶段。隋朝自文帝开皇元年（581）至恭帝义宁二年（618），共享国运37年。唐朝自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天佑四年（907），共享国运289年。此后南北分裂为五代十国：北方自公元907年至959年的52年间，先后更迭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王朝；南方则先有前蜀、吴、吴越、闽、南汉，继有荆南（一称南平）、楚、后蜀、南唐等九国崛起，连同北方后周时期出现的北汉，史称十国。

这三个历史阶段，在宗教上具有较为密切的传承关系。其总倾向是：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帝王实行的是儒、道、佛三教并举的宗教政策。隋文帝开皇九年，李士谦倡“三教调和”论。开皇二十年，文帝诏曰：“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在此之前，他还曾经以儒学取士。这表明：隋文帝采纳“三教调和”论而确立了三教并举的政策。唐朝标榜其皇室为老子之后裔，以道教为官方宗教，但并不因此而排斥儒、释和其他宗教。唐高祖是唐朝三教并举政策的奠基者。武德七年（624），他亲临国子监，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太宗更是努力推行这一政策的开明君主。他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他十分看重儒教。至于佛道，若从他个人的意愿来看。则认为“神仙事本虚无”，佛教也“非意所遵”。但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他深知宗教统治臣民意识的重大教化作用。所以他又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他在宗教政策上对三教一律扶持，不加轩轾。唐代的这一三教并举政策，以后在高宗、玄宗、肃宗、代宗各朝一以贯之。玄宗笃信道教，但他也提倡传教和信教自由。他不但自注《道德经》，而且还自注儒家《孝经》，释家《金刚经》。他经常召集三教代表人物于一堂，共同探讨，力求实现“会三归一”，使各种宗教在稳定政权和安抚人心上共同发挥作用。

在三教并举政策的引导下，出现了宗教意识领域的三教合流。这是自东汉以来的“三教同源”论、“三教调和”论诸思潮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为了推行三教并举政策，隋、唐两朝在各级政府中设立了宗教管理机构。隋文帝仿六朝遗制，在京师置国子寺、崇玄署和太常寺。国子寺是传授儒学的最高学府，也是最高教育管理机关，隋炀帝后来改名为国子监。崇玄署管理全国佛道二教事务。各郡县的佛寺改名道场，道观改名玄坛，均设监、丞管理之。太常寺主管皇家的宗庙和天地祭祀事宜。唐承隋制，仍设国子监、祟玄署和太常寺，分管全国儒释道三教事务和皇家宗教活动。

这一时期的儒、道、佛三教，在国家的自由化宗教政策的鼓励下，均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先看儒学。隋文帝开皇初年，敕令国子监推荐儒生数百名，参加儒学考试，拟从中择优录取若干，以充官吏，这是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萌芽。但由于南北朝以后，儒学流派南北各异，主考官没有统一评定应考诸生试卷的标准，终于久悬未决。唐初沿袭隋制，仍设科举取士制度。为此，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儒家五经即《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的经文，又命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从而使考生有了统一的应考教材，主考官也有了统一的评卷标准。此后，中国的儒生得以通过考试步入政坛。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直到这时才获得实现的保证。考试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就是考试儒家五经。但由于此科以《五经正义》作为录取标准，不要求考生发挥独创性见解，因此，唐朝的儒学十分凝固，没有新的发展。

再说道教。隋文帝建国之初，重用道士张宾、焦子顺，以张为华州刺史，以焦为开府柱国。焦虽未受职，但文帝每逢军国大事，必与之相商。为表现其崇道之诚，他特从道教经典中摘出“开皇”二字，作为其开国之年号。开皇元年，他敕令修复陕西周至县的老子庙；后来又在京师建造道观36所，度道士2000人。炀帝即位后，于大业七年召见茅山道士王远知，以帝王之尊亲执弟子礼。他迁都洛阳后，建造道观24所，度道士1100人。特别是隋朝的统一天下，促进了道教南北各派的交流与融合。

唐朝是李家天下，为了神化其家族和王权，遂将老子奉为始祖，道教亦被奉为官方宗教。李唐之所以奉李耳为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渊、李世民父子的血统问题。从父系看，他们是李初古拔的子孙，并非汉族；从母系看，独孤氏、窦氏、长孙氏也不是汉族。在以儒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伦理学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由一个“胡”人家族当皇帝，舆论上极不利。于是移花接木，依附在一个被神化了的著名汉人之后，不但摆脱了本来的不利地位，而且大有利于巩固其统治了。

唐朝诸帝，除武则天朝以外，一律对道教崇奉有加。高祖武德八年，规定三教次序是：道为先，儒次之，佛殿后。高宗乾封元年，加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朝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崇道高潮。开元二十五年，玄宗韶令道士、女冠隶宗正寺，视道教徒为皇室成员；开元二十九年，又命京师及各州置玄元皇帝庙，并设崇玄馆，置生徒，令习《老子》、《列子》、《庄子》、《文子》，每年按“明经”科参加考试；天宝元年，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他们的著作，一律尊称“真经”，与《道德真经》（《老子》）相配伍。武宗崇道而殃及佛教。他一面命道士入宫做道场，修法箓，还大建望仙观、望仙楼、降真台；另一面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怂恿下排佛灭佛。唐代公主嫔妃亦多有入道者，受金仙玉真诸封号，例如杨贵妃就被度为太真宫女道士。

这一时期的道教理论和修炼方术均有重大发展。一批著名道教学者，如孙思邈、成玄英、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等，对道教的教理、教义均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特别是以成玄英为代表的重玄学派，援庄入老，援佛入老，对后来的道教理论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由于帝王百官向往长生久视，服食丹药成风，故炼丹术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时，丹鼎派道士奉《参同契》为圭臬，丹道流派林立，主要的有金砂派、铅汞派和硫汞派。金砂派主张烧炼和服食黄金、丹砂，铅汞派以铅、汞为至宝大药，硫汞派则以硫、汞合炼丹药。吴筠、孙思邈、司马承祯、叶法善、张果、罗思远、柳泌、赵归真等，都是著名的金丹道士。由于炼丹的汞、铅、雄黄等含砷矿物具有剧烈毒性，故自魏晋至唐，凡服食金丹者无不促寿暴亡。唐朝的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之死，均与迷信和服食金丹有关。炼丹术不能助人成仙，却为古代化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这一时期的佛教，虽经唐武宗的短暂灭佛（四年）和后周世宗禁佛，但总的形势是蓬勃发展，开宗立派，步入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期。

隋朝虽然三教并举，但也存在重佛轻儒倾向。隋文帝杨坚的父母笃信佛教，杨坚出生于尼庵，由女尼智仙抚养成人，而且与灵藏律师结成莫逆之交。他取得政权之后，声称“我兴由佛法”，大力扶持佛教。他对灵藏律师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续高僧传·灵藏传》）。隋炀帝早年即从天台宗创始人智受戒，号称“总持菩萨”。这父子二人先后在京师兴建国家一级的大兴善寺；在五岳各兴建寺庙一座；全国修造佛像200余万尊，佛塔5千余座，度僧尼24万人；并广设译场，罗致天下名僧译师，展开翻译和疏解佛典的工作。在此期间，中国佛教义学出现了初步繁荣景象：慧远创立了地论南道派，智创立了天台宗，吉藏创立了三论宗，信行创立了三阶教等。

唐朝是中国佛教臻于成熟的时期。高祖虽有抑佛倾向，却并不禁佛。太宗在隋末剪除群雄，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曾经获得僧兵的援助。因此，他取得帝位之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通通修建寺庙，以资纪念；并在京师长安的大慈恩寺设立译经场，广罗国内外高僧翻译佛典。高宗在京师和全国各州设立官方寺庙。武则天之母杨氏笃信佛教，她本人入宫后曾一度削发为尼，后来以“佛弟子”、“女菩萨”自命，并借佛教符谶而坐上了中国第一位女皇的宝座。因此，在武周政权期间，佛教地位跃居道教之上。许多僧侣在唐代备受礼遇，例如释不空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自由出入宫门，被封为肃国公，死后代宗为之罢朝三天，以表哀悼。这一时期，中印佛教学者的交流，十分活跃。有大批外国僧人来华传道，也有不少中国僧人去西竺求法。据梁启超统计，自太宗贞观二年至德宗贞元二年（628—789）的160年间，汉僧之西行求法者多达52人；此外，自魏晋至中唐，西行求法之佚名者，还有82人。其中的著名者有玄奘、义净等。

隋唐时期，大乘佛教义学繁荣鼎盛，名僧辈出，先后创立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派，从而使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完全实现了中国化，并转化为中国的传统宗教文化。其主要宗派，有智头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一名慈恩宗），道宣等创立的律宗，北魏昙鸾初创、唐代善导总其大成的净土宗，法藏创立的华严宗（一名贤首宗），一行、不空、惠果等创立的密宗，惠能和神秀分别创立的禅宗之南北二宗，以及号称“一花五叶”的南禅宗及其演化而来的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五宗（再加上北宋的黄龙、杨歧二派，合称五宗七派）等。以上各佛教宗派，特别是南惮宗和净土宗，对中晚唐、五代以及两宋文学，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

南禅宗又称“心宗”或“顿门”。由于北禅宗的迅速衰落消亡，故南禅宗自中唐起便成了禅宗的唯一传法教派，并继承了“禅宗”的名称。其创始人为禅宗六祖惠能（一作慧能），主要经典是《六祖坛经》。惠能主张“即心是佛”，强调“顿悟”，“一悟即至佛地”。后来，禅师们向弟子传法，将这种顿悟学说发展成一套“棒喝”与“机缘”，即用一顿妙不可言的棒打猛喝，以启发对方，使之破除迷执，茅塞顿开，于是机锋敏捷，大彻大悟，立地成佛了。禅师们启发学人的动作，除棒喝之外，还有扬眉、瞬目、擎拳、叉手、指拨虚空、垂脚礼拜、起立坐下、前进后退、踢翻净瓶、掀倒禅床等。所有这些暗示禅机的动作，都是从世尊“拈花微笑”以暗示正法眼藏（即正法或禅心）的行动派生出来的。此外，禅宗还主张打破传统佛教的权威和束缚，呵佛骂祖，破除戒律；主张即目所见，无论是白云明月、翠竹黄花，还是“庭前瓦砾”、“柏树子”、“麻三斤”、“干屎橛”……无不是道意的载体，乃至声称“道在屎溺”（庄子语）。

禅宗自中晚唐经五代至北宋，逐步分化为五宗七派，各宗派均有各具特色的传法门风，即接引学人的特定语言和方式。为仰宗门风谓之“三生”及“九十七圆相”。“三生”为“想生”、“相生”、“流注生”。“想生”指能思者，“相生”指所思者，“流注生”指“诸法无常”。“圆相”是以圆形为本的各种符号，作为无可表示的表示，成为外人不解的默语。临济宗门风是“四料简”、“四宾主”和“四照用”。“四料简”为“或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入境两俱夺，有时入境俱不夺。”“人”，指情量、分别、知见、解会等，即主观世界；“境”指万法，即客观世界。以人境俱夺，即我法两空为上。“四宾主”为：“宾看主”、“主看宾”、“主看主”、“宾看宾”。所谓“主”，指观点明确、态度坚决者，反之为宾。“四照用”是对佛理认识的四种不同屑次：（一）“上苑花已谢，车马尚骈阗”，借喻已认识“我空”，尚未认识“法空”；（二）“是处有芳草，满城无故人”，借喻虽未认识“我空”，但已认识“法空”；（三）“一片月生海，几家人上楼”，借喻法执与我执，即完全不识法我两空的佛理；“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借喻彻底认识了我法两空，即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均空无所有的佛理。曹洞宗门风是“五位君臣”和“宝镜三昧”。“五位君臣”之“君”为正位，喻真理，“臣”为偏位，喻事物。君臣正偏交叉，得出“正中偏”、“偏中正”、“正中来”、“偏中至”“兼中到”等五位（等级）。其中第五位“兼中到”意谓君臣合体，正偏合一，体用兼到，事理并行，是参悟的最高境界。“宝镜三昧”乃是借喻“即心是佛”的惮理，宝镜借喻禅心。云门宗的门风是“云门三句”，即“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函盖乾坤”（《五灯会元》卷十二），用以借喻学人参禅由浅入深的三阶段。法眼宗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和“六相”——“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阐明“一切现成”和“事理圆融”之旨；以“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量，扫除情解”的方法接引学人，具有使人转凡入圣之效用。此外，黄龙派有“黄龙三关”，以“三转语”接引学人；杨歧派则是临济宗的正统。

净土宗又称莲宗。东晋名僧慧远在庐山创立白莲社，发愿死后往生西方净土，故被奉为初祖。此派声称：只要一心念阿弥陀佛名号（口称念佛），或想象阿弥陀佛形象（观相念佛），死后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净土。此派主要经典有《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论》等。

唐太宗及其继位者们采取开放的宗教政策，不但全力扶持早已在中国生根开花的儒、释、道三教，而且还允许一切其他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当时，从中亚和西亚传入中国的新宗教有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和景教（天主教聂斯托利派）等。不过，这些新的外来宗教都未如印度佛教那样在中国的汉人中生根开花。伊斯兰教只在旅居中国的大食商人中传播。其余几种虽或多或少地在一部分汉地流传，但影响不大，到武宗灭佛时，也同遭禁毁，从此一蹶不振，终至销声匿迹。

除了上述各种人为宗教之外，从远古传来的各种自然崇拜、鬼灵崇拜、祖灵崇拜、精灵崇拜，以及巫术（祈祷）、占卜、前兆迷信等，继续流行于民间，并在文学中流下了它们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