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第一章 马克思“新哲学”的产生
黑格尔曾经断言:“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哲学与时代的辩证共生关系,在这一断语里得到了自觉指认。马克思则“接着讲”出一个更为精当的判断。“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2]
不言而喻,马克思的哲学也是从时代的变迁和对时代的自觉反思中生长出来的。对当代研究马克思哲学的学者来说,与把握马克思哲学精神实质同样重要的是把握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概略地说,马克思哲学诞生的19世纪恰恰是一个变革的时代,社会矛盾尖锐,同时社会发展也生气勃勃。在黑格尔哲学瓦解的废墟下、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新潮中、在德国奋起追赶欧洲诸强的步伐里,马克思哲学应运而生。当然,这里面更为具体的还有马克思本身的家庭教育、成长环境以及他本人天才的远见卓识和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这些都构成了其哲学思想诞生不可或缺的基因、要素。
但是,必须正视一个困难和纠正一个误解。所谓必须正视一个困难在于,我们不可能把马克思哲学形成的过程完美再现,这不但有解释学上不可完成的还原性,而且因为辅助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形成过程真相的不少文件,已经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的深处,难以打捞。这样说来,奥伊泽尔曼的“看法”无疑是过于天真了,他说:“研究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保存下来的信件和其他材料,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辈与同时代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常常提到,或者常常强调其功绩的,或者与之进行论战等的那些人)的著作,批判地分析历史环境、思想派别以及这些派别在我们所研究的整个时期内所进行的斗争——所有这些就可以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观点形成的真实过程。”[3]
所谓必须纠正一个误解在于,认为马克思哲学作为理论体系的一支是独立于西方思想史之外的创造,即或二者有所联系,此前的思想传统也都是错误的或无谓的,它们只是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场做铺垫,而后者是集大成者;此后的西方哲学也充满谬失,其所谓“现代转向”是偏离(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衰落。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误解,它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成见,对于芜杂的思想战场和辩证发展的历史之间的复杂情况,更缺乏审慎的梳理和分析。固然,马克思提供了一个理解资本主义、理解人类发展最为独特和深刻的视角,但他没有完全否定其他视角观察和理解社会的可能,我们不能自我隔绝于世界哲学图景之外,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的辩证且历史的新唯物主义之后,哲学流派依然异彩纷呈,可以说马克思深刻影响和冲击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走向,但并不意味着它以对真理的垄断而获得历史定位。提出这一点,并非自我贬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恰恰是重新定位一个理性的观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