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八卦教的创立
第一节 清代初年山东的历史环境
为什么八卦教这个对清代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宗教,会于康熙初年创成于鲁西南?它诞生在怎样一种历史环境与地域条件中?这种历史环境和地域条件给它打上了何种烙印?这是应当说明清楚的。
八卦教的兴衰,当然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无疑也受到清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状态与政策的影响和制约,然而山东特别是鲁西南的具体历史环境、地域条件也是八卦教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1644年春,统率着百万雄师的李自成用自己的天才与意志,代表着农民阶级改写着历史。3月19日,他叩开了北京的大门,汉族的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于煤山,大明王朝覆灭了。然而,具有农民阶级突出优点与劣根性的大顺军,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在强大的清军与吴三桂割据势力的夹击下,骤然失势,退出北京。从3月19日至5月2日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军北京,仅40天,九州神器两易其主。是时,天下震恐,人心大乱,国破家亡。上至王子,下至庶民,流离失所。父子夫妇,各奔于异途,白骨撑天,流血殷地。记载这段历史的文人笔记颇多,却都不如民间宗教的《定劫宝卷》描写得生动:
劝君早寻安身处,子信偏地染红沙。
牛八江山一旦倾,胡人涌猛闹京华……。
江山不知谁作主,苦死良民哭远乡。
贤良官人逃命走,皇粮差税无人挡。
忠臣孝宰无赏扬,劫贼朝中请奉粮。
无数劫贼中原乱,燕赵聚齐占军兵。
家家房屋无人居,处处店道尽皆空。
父母离乡归地府,夫妻相别去死魂。……
胡贼朝中搬家国,天下人民受苦辛。
猪年更有三十番,白骨交加不忍看。
白骨献天流血地,人人横卧染黄沙……[1]
这就是明清鼎革之际,中原一幅惨不忍睹的历史画卷。在这种历史环境中,长期战乱的山东,特别是山东西部,在清顺治二年已残破不堪:
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2]
山东地方荒残,商人星散……。[3]
比年以来,烽烟不靖,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4]
在清军问鼎中原不久,即有人向多尔衮进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富有出,国用不匮矣。”[5]鲁、晋两省部分官僚虽然在招抚政策之下相继投清,但由于清当局的掠劫政策和剃发命令的颁布,激起了山东底层群众及部分官吏士兵的造反和哗变。其势如燎原烈火,遍布各地,且势连直隶、山西、苏北:
近来土贼窃发,民不聊生,如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州、平阳府、蒲州八处。著满洲统兵驻扎,务期抚剿得宜,以安百姓。[6]
进剿山东土寇,斩首一万六千有奇,俘获无算。[7]
贼首谢迁,结连南山诸贼,攻陷高苑。官兵进剿,擒斩伪军师赵来乡,诸寨悉平。[8]
然而不遣余力的剿捕赶杀,也无济于事。顺治四年正月,山东巡抚丁文盛因对遍布山东西部的反抗斗争,镇压不力,“坐纵盗,致州县失守,削职,下刑部究拟。”[9]而新上台的巡抚张儒秀,对这种形势亦一筹莫展:
贼首丁维岳、张尧中肆毒东兖,陷城劫库,势成燎原。[10]
顺治五年,仅上台一年的张儒秀又被免职,“下刑部质讯。”而山东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势未稍减:
北直接壤山东、河北一带,盗贼日炽,商贾不前,耕桑失时。兵到,则东剿西遁;兵撤,则勾连复起。[11]
明末清初,仅在山东境内就爆发了著名的榆园农民起义、东明农民起义、抱犊国王俊起义、满家洞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大都起于反抗明朝暴政,后则转向反抗清朝暴政。
《定劫宝卷》反映了当时华北人民反抗清政权的意愿:
十八孩儿兖上生,自小从来好杀人。
手提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是太平。……
九分恶人都死尽,一分善人住太平。
燕赵魏地起贤民,九秋关上拜明王。
当时的群众,被大动荡的历史漩窝卷来卷去,不停顿地变幻着斗争的方向。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灭亡了明政权的李自成起义军身上,希望他们卷土重来,杀尽“胡人”;另一方面又梦想着恢复汉官威仪和大明的一统江山。总之,由于清政权入关后的残酷政策,使中原汉民族的复仇心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正是华北地区,特别是山东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清运动的思想基础。这种斗争,不能不影响到以后诞生的八卦教的身上。八卦教的“平胡”思想虽然在清乾隆中叶才显露出来,但这种思想的苗头却是由来已久的。
山东人民的抗清斗争一直进行了二十年之久,到康熙二年局势才告平静。
八卦教创成的康熙初年,中国还处在一场大动乱的尾声。在明末清初的半个世纪中,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汉族与满族、清政权与吴三桂等地方叛乱势力之间进行了一场纵横交错的生死搏斗。这场斗争最终还是以农民阶级的失败而告结束。农民起义的多次壮烈失败,使这个饱尝苦难的阶级再度消沉,为了摆脱完全绝望的境地,为了从厄运中寻求寄托,这个阶级中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对现实的抗争而转向宗教活动。他们眼望茫茫宇宙和经天运转的日月星斗,希望在彼岸找到救星,或从宗教的神秘主义中追求躲避苦难和永生的路径。由于大批底层群众对宗教炽烈的追求和信仰,就给八卦教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如果说明末清初山东人民久经战乱之苦,那末八卦教诞生的山东单县一带的人民则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单县位于鲁西南,地属曹州府管辖。它东与兖州府,西与河南归德府,北与直隶大名府毗连。这个三省交界之处是著名的黄泛区和穷乡僻壤。据光绪《山东通志》记载:“曹、单固受水之枢也。”[12]从明代正德年间到清代嘉庆末年,黄河在此地决口达三十三次之多。[13]洪水冲决过后,随之而来的是风沙碱旱之灾,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了这一带“历来民风剽悍,邪教甚多”[14]。被统治者污蔑为“盗贼渊薮”[15]。
民间宗教以及打着宗教旗帜的农民反抗斗争,在曹、单一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明嘉靖二十六年,这里就爆发过白莲教起义:“嘉靖丁未,……忽有怀州妖人杨惠潜来山东曹、濮间,倡自莲教。”“煽惑愚民如商大常、田斌辈数百人。”[16]“劫掠巨野、汶上,焚烧庐舍,遂长驱至单县……。”[17]万历二十八年,单县又爆发了唐云峰领导的白莲教起义。特别是天启二年,曹州巨野人徐鸿儒倡大成教(即闻香教),领导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反抗斗争。起义爆发的中心郓城仅距单县二百余里。这次起义影响十分深远,《明史·赵彦传》记载:徐鸿儒“躏山东二十年,徒党不下二百万”。可见民间宗教在这一带的雄厚群众基础。鲁西南还是罗祖教倡行之地,罗祖教在这一带的结社不下三千余处,其势与白莲教“相为上下”,“久之遂为不轨”[18]。罗祖教在此地有何“不轨行动”,史书无具体记载,但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则是显而易见的。
民间宗教是苦难与专制制度的共生物,专制使人离异,苦难则是培养信仰主义的温床。鲁西南这块三省交界之地恰恰是滋生宗教的肥田沃土,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八卦教在这块土地上堀起,并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