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周作人对日态度的巨变
有人说周作人投身饲虎，有人说周作人为虎作伥，有人说周作人“文化救国”。无论怎么说，都跑不脱周作人和日本侵略者的关系，都离不开周作人对日态度的巨变。
周作人青年时代曾在日本留学六年（1906—1911年），又娶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他对日本的感情深厚，印象良好，视为“第二故乡”。返国之时，他曾写道：
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怅触。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岂人情乎？[1]
并附诗一首：“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以后，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也一再抒发对日本，对日本文化，对日本人情美的“追念”之情。
然而，愈演愈烈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却让周作人对日本的美好感情遭到了沉重打击，在这种疯狂侵略，野蛮叫嚣，造谣生事，颠倒黑白的面前，周作人愤怒了。1925年初，他发表了《介绍日本人的怪论》一文[2]，打响了揭露日本侵华行动的第一枪。此后，三四年间[3]，他连续发表了四五十篇文章，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和野蛮行径，形成了反抗日本侵略，捍卫民族主权的时代最强音。综观周氏的这些文章，其锐利锋芒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揭露日本侵略者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攻击中国结束帝制（赶废帝溥仪迁出皇宫）。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成立了中华民国。然而清废帝宣统（溥仪）却一直在北京皇宫未曾搬出。192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奉中国政府命令，指挥国民革命军将溥仪迁出了皇宫，另行安置。这纯粹是中国的内政，和日本一点关系也没有。然而，日本侵略者上海发行的日文杂志上，竟大放厥词，对中国政府和冯玉祥将军大肆攻击。他们说：
新政府敢行废号迁宫，是即指示民国末路愈甚之现象也……乃是对中外之大信丧失之左卷也……民心未改，犹有思清之情……对于清所赐与汉民族之恩义……对于整理历代所无之文学，扩张历代所无之领土，尊重历代所无之民意，最施恩惠之清朝……决无应当退位之罪也。果也，奸雄袁（世凯）与革命党苟合而成之民国……吾辈之复辟，天下之公义也……
周作人强忍愤怒，“特用和文汉读说”将这种“怪论”译出，让中国同胞看看日本某些人物如何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公然鼓吹复辟清朝。那些最露骨的怪论（如上所引），周作人都特意加了着重点，又在关键处加了小注，如“什么昏话！”“何等狂妄昏谬！”等。意犹未尽，周氏又专门写了《日本人的怪论书后》[4]一文，进行正面驳斥。他说：“即使是外国人，也不应该来公然主张复辟，公然宣言‘废号迁宫’是民国灭亡的预兆……日本人要自省，这样的侮辱他人结果就是自侮。”周文还指出：“溥仪近来正潜伏在日本公使馆内，听说还带领一班遗臣有什么南书房等等的组织，虽然我们不敢妄断他们在那警卫界内干什么事，总觉得这于我们的民国不会有什么好处。可惜这与日本又有关系……”
2.对屡屡制造事端为日本侵略军开道的“日本浪人”及所谓“中国通”的愤怒斥责。周氏一再指出：
日本人来到中国的多是浪人与支那通，他们全不了解中国，只皮相的观察一点旧社会的情形，学会吟诗步韵，打恭作揖，叉麻雀打茶围等技艺，便以为完全知道中国了，其实他不过传染了些中国恶习，平空添了个坏中国人罢了。别一种人把中国看作日本的领土，他是到殖民地来做主人翁，来对土人发挥祖传的武士道的，于是把在本国社会里不能施展的野性尽量发露，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尽多这样乱暴的人物，别处可想而知。[5]
周氏还指出：这些浪人之所以敢于在中国“横行霸道”，因为他们背后有日本政府的支持。
3.对《顺天时报》等日办在华汉文报纸的无情揭露。
周作人最讨厌的是日本人在中国办的汉文报纸，特别是《顺天时报》。他说：
关于《顺天时报》，我总还是这样写，它是根本应该取消的东西，倘若日本对于中国有万分之一的好意。……《顺天时报》之流都是日本军阀政府之机关，它无一不用了帝国的眼光，故意地来教化我们……[6]
他认为《顺天时报》之流“尤显出帝国主义的本色……他们赞成中国复辟，读经尊孔，内乱，分裂，他们对于中国的态度是幸灾乐祸。这些特点在《顺天时报》很是明显，凡我们觉得于中国略有好处的事件，他们一定大加嘲骂诽笑”，又“处处利用中国旧思想，勾结恶势力”，这是“文化侵略中最阴险的一种方法”。
基于对《顺天时报》等日本在华媒体的愤恨，周作人一连写了《日本与中国》、《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在中国的日本汉文报》、《日本人的好意》、《明星的闭嘴》、《关于读〈顺天时报〉》、《再是〈顺天时报〉》等十余篇文章[7]，痛快淋漓，笔酣墨饱。这些文章一再强调的是：
《顺天时报》是日本对于中国的文化侵略的最恶劣手段之一，压根儿不能任其存在的。他不但替其本国说话，还要将他的帝国的大道理来训导我们，看每天的社说就可知道；此外还收用复辟思想的中国人，叫他们随时随地利用新闻来颠倒是非，鼓吹于外人及军阀有利的旧礼教，嘲骂各种的新运动……近来日本号召对支亲善。……做得像煞有介事地很起劲，但是这都没有什么用：如我个人便绝对地不相信，绝对地不会改过排日的态度，如仍是天天领受《顺天时报》的高教！我从前曾说过，假如日本真是对于中国有万分之一的好意，他便应自动地把《顺天时报》这些恶劣的汉文报首先取消。但是这岂不是与虎谋皮么？[8]
在《日本人的好意》等文中，周作人义正词严地为李大钊烈士辩诬，谴责了《顺天时报》对李大钊烈士的胡言乱语。
4.对“日支亲善”，“共存共荣”等侵略理论的愤怒谴责。
日本法西斯一边疯狂侵华，一边却大唱“日支亲善”、“共存共荣”，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骗人高调。对此，周作人也一再进行了愤怒谴责，他说：
有些日本的浪人和支那通在那里高唱什么日支共存共荣，都是完全欺人之谈。老虎把人吃了，使人的血肉化成老虎的血肉，在它的身内存在，这就是共存共荣。若是当做两个政治体并存着，我相信中日亲善是决不可能的，倘若彼此不改昔日的态度。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的的确确的“幸灾乐祸”四个大字，于中国有利的事以至言论思想，他们竭力地破坏，妨碍，而竭力赞助，拥护有害于中国的人和东西。日本所最希望的事是中国复辟，读经，内乱，马贼……[9]
他还指出：“日本人以前盛唱‘中日亲善’，结果是日置益的二十一条；近来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中日共存共荣’……强者要假装说吃你为的是亲善，为的是共存共荣，那就阴险卑劣之至，比直截了当的扑过来，说我饿了要吃你尤其可怕了。我们要知道，日本人（欧美人自然也是一样），对我们说要来共存共荣，那就是说我要吃你，千万要留心。日本除了极少数的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以外，大抵都是皇国主义者，他们或者是本国的忠良，但决不是中国的好友……”[10]
鉴于日本侵略者拼命鼓吹“日支亲善”、“共存共荣”，周作人故意反其道而行之，高喊“排日”、“排日”、“排日”。他说：
我们与日本的人民没有恶感，对于日本的文化有相当的尊重，但这个现在军阀资本家手内的日本，因为于中华民国的生长有大危险，不能不出于抵抗之一途，所以排日一事可以说是中华国民的一种义务。
中日共存的理论是对的，不过他的前提是先要中国有排日的决心与毅力，没有这个的共存就是合并。中国与日本万万不能亲善，在现今一强一弱的时候。要讲亲善，须等中国有了自觉，能够自强了，我不想奈何你，你也奈何不得我……日本现在的亲善是由日军舰带领奉军入大沽口，叫张作霖进京来组织政府。不想做朝鲜第二的人千万留意，赶紧去作排日的运动。[11]
周作人特意向中国的知识界发出呼吁：“中国知识界应该竭力养成国民对于日本的不信任，使大家知道日本的有产阶级、军人、实业家、政治家、新闻家以及有些教育家，在中国的浪人支那通更不必说，都是帝国主义者，以侵略中国为职志的……我们要明白，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不要信任他，要努力随时设法破坏他们的工作。这是中国知识阶级，特别是关于日本有多少了解的人，在现今中国所应做的工事，应尽的责任……”当然，周作人也清醒指出，“学问艺术的研究是应该超越政治的”，所以中国的知识阶级一边“努力鼓吹排日”，一边也要“仍致力于日本文化之探讨，实行真正的中日共荣”[12]。
5.对日本国内“文字狱”、“思想狱”等残酷统治的揭露。
利用通晓日文的方便条件，周作人不仅愤怒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也同样揭露了日本政府在国内实行的法西斯统治以及对本国进步人士的摧残。他专门写了《文明国的文字狱》[13]一文，披露了这样一些事实：
第一件，一个以江连为首的海贼团伙夺取了一只海船大辉丸，屠杀了船上的中、朝、俄等国的乘客二十余人，手段极其残忍（一律要用刀劈死）。有些喽啰胆怯不敢下手，江连等狠批其颊，做出“示范”后，仍要他劈。这样一椿残忍已极的无法无天的大屠杀事件，却被一些日本法西斯分子誉为“发扬国威，振兴武士道精神”。号称“文明”的日本政府对江连等暴徒也加意保护，首犯江连仅判有期徒刑十二年。宣判时，一些“听者”竟然“欢声雷动”，高呼“名裁判”、“名裁判”。[14]
第二件，宪兵大尉甘粕于东京大地震时，将反对法西斯统治的进步人士大杉荣夫妇骗至宪兵司令部，“手自绞杀”。为了灭口，特将大杉六岁的外甥桔宗一，一并绞死，且“移尸剥衣，以湮灭证据”。同样是残无人道的法西斯刽子手甘粕，竟被某些人誉之为“国士”仅判十一年有期徒刑，而且很快保释出狱了。
第三件，与以上两件形成了鲜明对照，日本帝国大学七十岁的老教授井上哲次郎博士，在他的一篇论文《我国体及国民道德》中，说及日本号称“国宝”的“三种神器”，“其一已经烧失，留存的只是模造品”。不曾想老先生却犯了弥天大罪，被斥之为“摇动国民之信念”，某些教授竟往访内阁总理大臣，要求对井上“严办”，至少要他“辞职以谢天下”。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解散多所大学的研究社会科学团体，设置‘学生监’，以防‘思想恶化’，由内阁召集和尚道士会议，以谋‘思想善导’……”实际上是禁锢思想，以加强对人民的法西斯统治。
两相对照，周作人为中国人民揭示了日本国内法西斯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加剧而大大加速了。
6.鞭挞朝鲜降日卖国贼李完用，赞美朝鲜民族英雄朴烈。
对于日本武力侵占朝鲜，周作人也充满了义愤，他专门写了《李完用与朴烈》[15]一文。李完用何许人也？他乃是朝鲜李氏王朝的一个降日卖国贼，他把朝鲜这份厚礼送给了日本侵略者，而日本封他为侯爵，临死日本天皇还派专使给他送去了葡萄美酒一打。李完用就是这样的一位高级奴才。而朴烈呢？与他截然相反，是一位拒不投降，坚决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民族英雄。东京大地震后，由于叛徒出卖，他被日本警方逮捕，拒不投降，视死如归，他将以“大逆”罪处以极刑。面对李完用与朴烈迥然不同的道路，周作人爱憎分明地鞭挞了李完用，而高度赞美朴烈，认为他是壮烈牺牲的“烈士”，是“朝鲜的忠良”，他的英勇就义表明朝鲜民族只是一时被武力侵占，朝鲜人民反抗侵略、争取独立解放的“血性与勇气”并未被消灭。
周作人对“亡国的朝鲜”深表“敬意”。他说：“朝鲜的民族，请你领受我微弱的个人的敬意。”对于日本的侵占朝鲜，周作人“感到一种悲愤”，他希望有朝一日朝鲜能够摆脱日本统治而“独立”。特别可贵的是周作人把朝鲜之亡与满洲的命运联系了起来，认为“满洲情形正与合并前的朝鲜相似”。一旦出现了危机，“中国可以有好些李完用……但我怀疑能否出一两个朴烈夫妇”。这些见地应该说都相当难能可贵。
还有一段对日本“忘恩负义”的谴责，虽然有点“迂”，但也很表达了中国人的共识。他说：
朝鲜的文化虽然多半是中国的，却也别有意义，他是中日文化的联络，他是中国文化的继承者，也是日本文化的启发者。在日本直接与中国交际之前，朝鲜是日本的唯一的导师，举凡文字，宗教，工业，文物各方面无不给与极大助力，就是近代德川朝的陶瓷工艺也还是由于朝鲜工人的创始。我真不解以侠义自熹的日本国民对于他们文化的恩人朝鲜却这样的待遇，虽说这是强食弱肉的世界。日本对于不是李完用一流的朝鲜人给他加上一个极不愉快的名号，叫作“不逞鲜人”，——这就是那“不逞鲜人”的名称，养成日本人的恐怖与怨毒，以致在地震时残杀了那许多朝鲜人。我们看了朝鲜的往事，不能不为中国寒心。
7.对日本侵略者其他丑闻的讽刺与嘲弄。在日本侵华过程中，可谓谬论不断，丑闻不断。周作人不仅严词驳斥那些让中国人气愤的谬论，也不客气地讽刺与嘲弄了他们不断制造的丑闻。
比如，《顺天时报》曾经造谣，说武汉女子“裸体游行”。这谣言破产后，又造一新谣言，说“武汉女子洗澡叫（男）伙计擦背”，借以维护礼教，宣扬德化。然而，日本人忘了，正是他们国家盛行男伙计给女浴客擦背，此之谓“三助”（Sanske）。周作人质问道：
我要请教日本人，在贵国澡堂里是不是普通悉以男人为女子擦背，在贵国是不是有“三助（Sanske）”这个名称？不必征引外骨氏的记录，大家知道三助是专门替人家擦背的，听“番台”的拍子木为号，一声则往男汤，两声则往女汤去侍候主顾……因为擦背与贞操似乎没有多大关系，这种风俗在日本倒还是一种好的方面的事情，至少在我这个人是觉得如此。但现在却不得不请教该日本人等，到底擦背与贞操有若何重大关系，究竟贵国的三助制有没有完全禁止，在公等来敝国维持礼教之前，倘若不知道本国有擦背之事而来指摘别人，是为昏聩；倘若知道而故意装痴，肆口骂人，是为卑劣；公等二者必居一于是矣。[16]
事情很小，但却反映了一些日本浪人和造谣诬蔑中国人成性的某些日人报刊的卑劣。周作人的质问因为有日本人的风俗作根据，所以是义正词严的。
再比如，有些日本浪人把从中国学得的相面、占卜之类的迷信，拿到中国来显摆，被周作人戏称为“逆输入”。[17]他说：
日本的确自有他的特殊的文化，我决不吝惜公平的赞许，但是有些日本文化里的谬丑的东西，特别是根本于中国的，我们难免感到一种厌恶，尤其是在他要逆输入到中国来的时候。最近有日本相法大家川西什么龙子大吹大擂地来到北京，敬谒多要人，恭相诸贵面，这就是一例。……日本承受了中国古代文化，把坏影响也就一齐接收了去，医卜星相同样地发达，原来是无足怪的，现在发达到中国来了，多谢日本人报恩的厚意。我要告诉日本人一声，这种把戏中国多得很……不劳你们费心远迢迢地派遣前来：为保全贵国文化的名誉起见，这一类的逆输入千万请留意停止，拜托拜托。
综观上述周作人对日本侵华行径的揭露和日本国民劣根性的鞭挞，他当时实在不愧为抗日急先锋。无论是认识的深刻还是揭露的尖锐，他都不愧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按照正常的思想发展逻辑，他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李完用”，而只能成为“中国的朴烈”。然而，历史充满了吊诡，也充满了讽刺。热烈赞美朴烈的周作人，十年之后，竟蹈了李完用的覆辙，成了中国式的李完用一流的人物，附逆当了汉奸。周作人开了历史的大玩笑！周作人的激烈反日，只反到1928年，是年8月底，发表《山东之破坏孔孟庙》便成了他激烈反日的绝响。
值得注意的，1928年周氏发表《孔孟庙》文之后，日本的对华侵略不是收敛了，而是更加明目张胆了。1929年秋，出兵济南；1930年往东北沈阳、大连等地调兵遣将；1931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并迅速占领东北三省；同时将溥仪劫持往东北，密谋策划伪“满州国”；1932年1月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中国驻军；伪“满洲国”遂即宣告成立；1933年日军进占山海关及冀东各县，威迫平津；1935年，日蒋勾结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发生；1936年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发表“对华三原则”，发出了全面灭亡中国的宣言；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北京旋即被日军占领。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人心惶惶。日本法西斯的铁蹄已经蹂躏了东北全部和华北大部。日本侵华、亡华已经不仅是舆论叫嚣，而成为严酷现实了。按照逻辑，周作人应该更激烈、更愤怒。事实却绝非如此。《孔孟庙》之后，整个1929年，片纸皆无，直至1931年底在《关于征兵》[18]的讲演中，他才这样提到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强占辽东”、“错在日本”、“暴行的责任在日本”。能说这不是谴责日本吗？当然不能。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年那股强烈的义愤没有了，“强占辽东”这是什么概念？这难道不是灭亡中国的前奏吗？然而在周作人口中和笔下，似乎还没有《顺天时报》的那些谬论严重，不值得周作人再义愤填膺了。
原来，周作人的劲儿用到中国政府方面去了。他说：“中国方面的责任问题……中国的失地又是哪一位的责任呢？”诚然，周作人的责问也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是蒋介石“不抵抗”，“先安内而后攘外”，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数十万大军何以一弹不发，撤回关内？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主张团结御侮，一致团结抗日的原因。但是，“逼蒋抗日”的着重点在“抗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也在“抗日”。丢开日本或轻描淡写地谈日本人的“占领辽东”，这不仅达不到“逼蒋抗日”的目的，也只能在客观上助长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周作人这篇讲演的问题也正在这里。——对丧权辱国的政府的愤恨超过了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的愤恨！这正是周作人灵魂深处的一大隐患！
1934年7月，在日本战鼓咚咚，气焰嚣张的一片亡华声中，周作人偕妻子羽太信子回东京探亲了。这当然是周作人的私事、家事，任何人无权干涉。然而，人们不能不纳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这对已经患了“抗日疲软症”的周作人，会否更注射一针“麻醉剂”、“催眠剂”呢？
周作人返国后谈到日本的第一篇正式文章应是《闲话日本文学》[19]，这也正是周作人的一篇定调文章。该文原为周作人访日时对《改造》社记者的谈话，该杂志是年九月号，题为《周作人先生旅舍之一夕谈话》，其内容是介绍近年来中国学界翻译、研究日本文学的情况的。既然仅是谈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当然不用涉及日本侵华和中国的抗日。此文之后，周作人的“日本研究店”相当兴旺，接连发出的谈日本话、日本书、日本人、日本的风土人情、日本的衣食住、日本的历史、日本的神话以及周作人对日本的怀念等数十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管窥》（一—四）、《谈日本文化书》（之一、之二）和《怀东京》等。[20]
关于《日本管窥》，周作人晚年这样说：
日本管窥是我所写关于日本的比较正式的论文，分作四次发表于当时由王芸生主编的《国闻周报》上头……我写这几篇《管窥》，乃是想平心静气的来想它一回，比较冷静的加以批评的……总是想竭力避免感情用事的就是了。[21]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一是“平心静气”；二是“比较冷静”；三是“竭力避免感情用事”。三个关键词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心平气和地谈日本。为什么强调心平气和？因为有人太不心平气和。正如周氏紧接着所说：“在今日而谈日本的生活，不撒有‘国难’的香料，不知有何人要看否，我亦自己怀疑。”所谓“‘国难’的香料”，不是别的，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亡华的愤怒谴责。曾几何时，在周作人笔下，这种愤怒谴责已经变成了“‘国难’的香料”，也就是文章的“笑料”！在《管窥》写作当时，周作人即嘲笑这些“国难的香料”；时隔几十年后，周作人仍然念念不忘嘲弄中国人民这种可贵的抗日感情。那么，如何看待他本人当年写的那些愤怒谴责日本侵略者的文章呢？是否也是撒上了“‘国难’的香料”呢？然也！不过比“撒满香料”更要严重不知多少倍罢了。他说：
日本的支那通与报刊的御用新闻记者的议论有时候有点看不下去，以致引起笔战，如《谈虎集》上的那些对于顺天时报的言论，自己看了也要奇怪，竟是恶口骂詈了。[22]
原来，“心平气和”的周作人早把愤怒抗日的周作人否定得干干净净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谴责竟然变成了低劣下流的“恶口骂詈”，根本要不得了。
既然把“恶口骂詈”的“日本店”付之一炬，新的，心平气和的“日本店”当然要面貌迥异了。《管窥》也好，《谈日本文化》也好，《怀东京》也好，它们共同突出的是这样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日本很美，不仅山川美好，人情更美好，太值得赞美、怀念了。特别《怀东京》一文，就是一篇顶礼膜拜的日本的颂歌。《管窥》之二又称《日本的衣食住》，这是全面赞美日本的衣食住行。你歌颂也好，赞美也罢，当成“第二故乡”也好，当成“第一故乡”也罢，这都是周作人的自由，容不得别人插嘴。然而，在日本人侵占东北全部、华北大部之后，在侵略者的屠刀杀害了无数抗日军民之后，周作人这种颂歌是不是太肉麻了一点？是否超过了抗日军民的承受能力而让那些死难烈士难以瞑目？不客气地说，冒充文雅、“文化”、文质彬彬的周作人，在日本法西斯的铁蹄面前，已经在唱恬不知耻的媚日、捧日之歌了。周作人一再说，他这些文章难写，“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23]。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既然你已经把谴责日寇当成了撒“‘国难’的香料”，既然你已经向正在亡华的日本唱颂歌，你还有什么“抗日”可言！你哪里是什么“未免亲日”，你已经是迫不及待地赤裸裸地在“亲日”了。不错，在这几篇文章中，周作人也一再进行“对照”，说日本军队对中国一点也不美，而是丑恶而腌臜，甚至拉一位日本某陆军中将作护法，似乎这位中将也看不下去了。这种“丢车保帅”的做法，就更加令人恶心。日本参谋部，什么“大将”、“中将”之流，正是侵华的元凶、决策者，他们骂一骂自己的那些凶狠而愚蠢的部下，不正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而掩盖自己的罪行的好机会吗？
为了颂扬日本的“人情美”，周作人连“武士道”也颂扬起来，说什么“武士之情”是一种“人情之美”，值得“看重”。还说“这里边含有大慈悲种子，能够开出顶好的花来”。特别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周作人大捧日本古时武士道的检查、清洗被斩获的俘虏的首级，去请大帅鉴赏的做法，说这也表现了“日本武士生活里的人情”，表明“在互相残杀的当中还有一点人情的发露”，“是非常阴暗的人生路上的唯一光明小点”。周作人把日本武士道中这种“封建时代残忍的恶风”，这种耸人听闻的野蛮行为竟也加以歌颂与美化，究竟还有无是非，善恶、美丑？
其次，日本古文化中有超越中国的东西，中国人不要有眼不识泰山。
谁都知道日本曾经派出“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包括汉字）。日本的古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汉唐文化的一支流，学习不可能照搬，日本有自己的发展变化。正常时代探讨这种发展变化是正常的学术研究课题。但在日本疯狂侵华、亡华的时代，这种课题的研究必须特别谨慎，以免撒上“‘国难’的香料”贬低了日本人，或者撒上“媚日的香料”恭维了日本人。周作人的日本文化研究恰恰撒上了“媚日的香料”，大大美化了日本人。周作人责怪大家“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提”。他则不以为然地说：“《万叶集》或者可以比中国的《诗经》，《古事记》则是《史记》，而其上卷的优美的神话太史公便没有写……平安时代的小说又是一例，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五十二卷成于十世纪时，中国正是宋太宗的时候，与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百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这实在可以说是一部唐朝《红楼梦》。”[24]至于日本的“滑稽”（即“幽默”），更是“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明眼人一眼便可看出，这种对日本古文化的顶礼膜拜，“媚日”色彩太鲜明了，吹捧得也太离谱了。《古事记》既比不上《史记》，《源氏物语》也无法与《红楼梦》相提并论。就是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中的“幽默”，也绝不比日本人差。问题是周作人对通俗文学到底有多少了解呢？不错，他编过《笑话选》，但笑话之外呢？就是仅仅笑话中的“幽默”就比日本人差吗？在日本亡华之际，对日本古文化作这种不着边际的吹捧，除了长日本人的军威，灭中国人的志气，还能起什么作用呢？实际上，这岂止是撒“媚日香料”，简直是为日本侵略者擂鼓助威了。
再次，呼唤合格的、有文化的、真正的亲日派。
周作人看不起那些割地赔款的亲日派，以为他们不上档次，也被中国人瞧不起。他呼唤更高明的亲日派。果然找到了一位，这便是那位正在东京留学的“真君”。周氏引了这位“真君”的这样一段“私信”：
前日随东师（作者按：“东师”待考）观早大（按：即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初期肉笔浮世绘展，昨又随其赴上野帝室博物馆并美术馆之现代版画展等，东师一一赐为详细说明，引起无限的兴趣。同时益觉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过去的日本却实在更可爱。江户今虽已成东京，但仍极热望能在此多住几年，尤望明年望先生也能来东京，则更多赐教启发的机会了。然而这些希望看来似乎都很渺茫也。[25]
“真君”，“伪君”我们搞不清楚，但此公的“亲日”实不亚于周作人。在他的眼中，“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过去的日本却实在更可爱。”这不正是周作人的跨海知音吗？当时，鉴于日本疯狂侵华，不少留日学生纷纷提前回国，投入抗战。郭沫若先生作为羁旅日本的著名作家，也于次年初偷偷潜回了上海。而这位“真君”，却正在日本如鱼得水，希望“多住几年”。仅此一点，即可知道此人根本不知爱国抗日为何物。为什么说“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是因为他船坚炮利、侵略中国长驱直入吗？为什么说过去的日本“更可爱”？是因为他有“武士道”的悠久传统吗？是因为他善于学了中国文化，而反过来骚扰，反噬甚至灭亡中国吗？这位“真君”何以亲日、媚日到如此程度？难道这样骨子里都媚日的“文化亲日派”真的比那些割地赔款，“为王前驱”的亲日派高明吗？
在抄引了“真君”的私信后，周作人又大段抄引了他自己写于1920年的《亲日派》[26]一文：
中国的亲日派……为世诟病，却也同样的并没有真实的当得起这名称的人。
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
中国并不曾有真的亲日派……
周作人忘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1920年立足于抗日写的《亲日派》一文写得义正词严，是对那些投靠日帝、“牟利求荣”的亲日小人的无情斥责。而今天，周作人已经失去了1920年的严正立场和抗日心态，他对“真的亲日派”的呼唤也变成了对文化汉奸的呼唤了。一旦中国人都变成了“真君”和大褒“真君”的周作人，中国的抗战大业还有什么希望？周作人后来的一步步走向深渊，不正是从这里起步吗？！
最后，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周作人已经一头钻进了“大东亚共荣圈”，确乎在为虎作伥了。
如前所说，20年代的周作人曾经痛斥过“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等无耻的侵略谰调，然而，曾几何时，他自己却心甘情愿地钻进这个“怪圈”中去了。他说：
我仔细思量日本今昔的生活，现在日本“非常时”的行动，我仍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兴衰祸福目前虽是不同，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亚细亚人岂终将沦于劣种乎，念之惘然。因谈衣食住而结论至此，实在乃真是漆黑的宿命论也。
的确，由谈日本的衣食住，归结到“大东亚共存共荣”，也的确是周作人的新创造。眼看着日本“非常时”的行为，亦即侵略、灭亡中国的野蛮行为，眼看着中日两国成了仇敌，“兴衰祸福”截然不同，然而周作人却“高瞻远瞩”，明确地看明白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这不就是中日应该“亲善”吗？不就是中国要容忍、宽恕日本的奸淫掳掠大屠杀吗？不就是“猪肉吃到日本人的肚子里”与“共存共荣”吗？！为什么同是亚洲人，中国就应该容忍日本的侵略呢？日本的侵略和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难道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所谓“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这不正是日本法西斯一天到晚叫嚷的“共存共荣”吗？中国被日本灭亡了，中国人都变成了日本人的奴隶，是否亚细亚人便站了起来，否则便“终将沦为劣种”了呢？周作人拉出一个悲天悯人的架势，似乎在为亚细亚人的共同未来揪心，是否太自作聪明，太低估中国广大抗日军民的识别能力了呢？你周作人当年对“共存共荣”的精彩分析，早已教育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他们再也不相信什么“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骗人鬼话了。可悲的只有周作人自己，他由激烈反对“大东亚共荣圈”到可怜巴巴地鼓吹这种破烂货，太过分、太可耻、太无人格了！让中国人都去当日本法西斯的奴隶、抱着那个“共荣圈”欢呼吗？有良心、有骨头的中国人实在是碍难从命了。
在《谈日本文化书（其二）》中，周作人再次“公平地”谈起了日本的“国土与人民”，反对因抗日而轻视日本文化，甚至“把脚盆里的孩子连水一起泼了出去”，要中国人民去找出日本民族代表的贤哲来，听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不让中国人民去找出自己被烧杀掳掠的悲哀，却让中国人民聆听“同为人类为东洋人的悲哀”。莫非同为“东洋人”便有了同样的“悲哀”吗？究竟是哪家的“悲哀”呢？是的，中国也是“东洋人”，日本也是“东洋人”，然而，在日本烧杀掳掠中国人之际，这两国“东洋人”还有共同的“悲哀”吗？中国人的“悲哀”不就是日本侵略者太凶狠、太野蛮、太惨无人道吗？而日本人的“悲哀”不就是汉奸太少、中国人永远也杀不完吗？周作人唱出“东洋人的悲哀”来收买人心，也只能是心劳力拙了。
周作人“谈”来“谈”去，“窥”来“窥”去，归结到日本法西斯的“大东亚共荣圈”上去，可谓图穷匕见。要说这时的周作人从精神上已经解除了“不当汉奸”的武装，恐怕就一点也不过分了。这样的周作人能经得起日本法西斯的威迫利诱？这样的周作人不当汉奸谁当汉奸？
人们不能不问：周作人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变化？有无什么不为人知的“不可抗因素”呢？所谓“不可抗因素”，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日本侵略者方面背后有无对周作人进行收买或施加压力？二是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有无对周作人施加影响？以正常情理推断，这两方面都不可能不施加影响于周作人。但是，即使日本侵华档案揭秘，也未必能发现土肥原贤二之流对周作人施加影响的材料——那将永远是一只打不开的“暗箱”。至于周作人与信子的夫妻间事，那更是“暗箱中的暗箱”了。不过，科学依据的不是“暗箱”，而是“暗箱”的“泄漏物”、“辐射物”，是尽人皆知、彰明较著的东西。对周作人由抗日到降日的巨变，也只能如此。周作人的那些白纸黑字，足够我们品味和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