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历史的尊重与灵魂的拷问
20世纪末，海外曾刮起一股为汪精卫伪南京政府评功摆好的阴风。一些人说：南京汪政府是重庆蒋政府的补充，它代表了广大沦陷区人民（而不是日本侵略者！）的利益。广大沦陷区（占中国整个领土的1/3）是“历史的灰色地带”，它与“大后方”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用简单的“忠奸之辨”来给汪精卫扣上“汉奸”的罪名。中日战争的“暧昧性使忠贞与背叛难以适当界定”，汪政权“不可能仅仅是日本的傀儡”。“不只汪政权，其他的通敌者往往也不能以简单的‘汉奸’视之。”有人甚至说，汪政权不是什么“为虎作伥，卖国求荣”，而是“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保护作用……对日本人产生了牵制作用”。以前国、共两党给汪政权扣的汉奸帽子必须摘掉，而给予重新评价。
这些奇谈怪论远离了中日战争的历史，既不敢正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和残酷掠夺，也不敢正视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者签署卖国密约、出卖中国主权、甘当日寇走狗的丑恶行径。他们仅靠自己臆造的一个“灰色地带”说事儿，把沦陷区人民和汉奸伪政权混为一谈。这股阴风也刮出了汉奸周作人，说什么他的卖国投敌不过是“周作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主个体所具有的选择自由”[1]。
当汉奸成了个人的“选择自由”，不容干涉，这不能不说是赤裸裸的“汉奸有理论”！而这个“汉奸有理论”的背后，正是赤裸裸的“侵略有理论”。这种貌似新鲜的错误理论，重复的正是当年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谰调，是十分露骨地为当年日本法西斯的野蛮侵华战争、“大东亚战争”翻案的。
历史不容歪曲！近现代史学界已经迎头痛击了这股歪风。近现代文学界也不遑多让，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汉奸文学越来越遭到了广大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唾弃。这本《周作人论》，正是一本见贤思齐之作。它既广泛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周作人研究的丰硕成果，也针对上述“汉奸有理论”、“侵略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一孔之见，它将努力扮演一个承前启后的角色。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二周兄弟”（鲁迅、周作人）是“五四”文坛双星，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诗，周作人的诗歌、散文、文艺理论与批评都具有开创意义。没有他们，简直就没有“五四”文学史。
周作人尤擅翻译和批评。二周兄弟的《域外小说集》虽系文言译作，但几乎可以说是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小说的第一部，其选材与译笔都开了一代新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论文，更是“五四”文学的理论纲领，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五四”之后直至20年代末，虽然经历了“二周失和”，但在创办《语丝》、抨击军阀、进行不懈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等方面，兄弟二人仍然是并肩战斗，战绩辉煌。特别在支持进步学生运动、抗议段祺瑞反动政府血腥屠杀无辜学生的“三·一八”惨案中，兄弟二人密切配合，无私无畏，让人敬佩。
30年代之后，周作人走上了闭门读书、不问世事的“隐士”道路，与鲁迅分道扬镳，对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不以为然，不断攻击。但现在看来，他的许多“攻击”正中“左翼”文学要害，并不可一笔抹杀。而他对妇女问题与儿童问题的关注，更开了风气之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他对希腊文学的翻译，他的大量的风格独具的散文创作，也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
直至1938年2月9日参加侵华日军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之前，周作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响当当的，备受尊敬的名字。然而，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迫切需要的一个名字。什么“中日亲善”、什么“大东亚共荣圈”，都需要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化名人的呼应。而“德高望重”的“五四”文化先驱者之一的周作人，正是日本法西斯看中的最好不过的人选。周作人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之后，中国抗日救国文化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相当激烈的“周作人争夺战”，在5月14日武汉出版的《抗战文艺》（三日刊）第四期上，发表了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位作家《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云：
作人先生：
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知先生留在故都。我们每听到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的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做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敌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先生在中国文艺界曾有相当的建树，身为国立大学教授，复备受国家社会之优遇尊崇，而甘冒此天下之大不韪，贻文化界以叛国媚敌之羞，我们虽欲格外爱护，其为大义之所在，终不能因爱护而即昧却天良。
我们觉得先生此种行动或非出于偶然，先生年来对中华民族的轻视与悲观，实为弃此就彼，认敌为友的基本原因。埋首图书，与世隔绝之人，每易患此精神异状之病，先生或且自喜态度之超然，深得无动于心之妙谛，但对素来爱读先生文学之青年，遗害正不知将至若何之程度。假如先生肯略察事实，就知道十个月来我民族的英勇抗战，已表现了可杀不可辱的民族精神；同时，敌军到处奸杀抢劫，已表现出岛国文明是怎样的肤浅脆弱；文明野蛮之际于此判然，先生素日之所喜所恶，殊欠明允。民族生死关头，个人荣辱分际，有不可不详察熟虑，为先生告者。
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望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艺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
茅盾 冯乃超 胡秋原 舒群
郑伯奇 锡金 郁达夫 王平陵
张天翼 奚如 邵冠华 以群
老舍 胡风 丁玲 夏衍
孔萝荪 适 夷等启[2]
这封公开信情真意切，大义凛然，极力要将周作人拉回抗战阵营中来。
早在上述公开信约一年之前，为了参加抗战由日本潜回上海的著名诗人、创造社元老郭沫若（鼎堂）先生发表了《国难声中怀知堂》[3]一文，同样向周作人伸出了热情之手。文章写道：“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的我们的知堂。……我们如损失了一个知堂，那损失是不可计量的。‘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假使得到他飞回到南边来，我想再用不着他发表什么言论，那行为对于横暴的日本军部，对于失掉人性的自由而举国为军备狂奔的日本人，怕已就是无上的镇静剂吧。”
为抗战而远在英国的胡适之先生也由伦敦给周作人发来了敦请他赶快离平南下的白话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推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4]
可以说，文艺界的老朋友们对周作人仁至义尽，他们极力要把周作人从罪恶的降日卖国的泥潭中拉上岸来。即使青年诗人艾青和何其芳等愤怒谴责的诗文[5]，也都充满了劝诫与热望。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则加紧了让周作人进一步下水的威逼利诱的手段。下面是一个不包括幕后策划的公开的日程表（1937年七七事变至1939年底）：
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下午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在北京饭店宴请周作人，山崎、村上二人陪席。（日本改造社此时已成为日本法西斯的舆论工具。）
8月30日 日本东亚文化协议会设晚宴。周未赴。
12月21日 中午赴《实报》社长管翼贤宴，同席有日、德记者多人，时管已降日。
1939年元旦 周作人遭天津爱国学生卢品飞[6]等行刺后，傍晚，日本宪兵队招周作人谈话约两小时。
1月2日 三名侦缉队警察进驻周宅八道湾十一号进行“保护”，周每次外出亦有一人跟随“保护”。
1月12日 伪北京大学任命周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周就任。
3月28日 伪北京大学委任周作人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旋就任院长。
4月7日 日本观光局武运部伊藤来访，邀周访日。
4月28日 赴伪北京大学宴请日本宪兵队官员宴。
5月8日 赴大汉奸、伪华北教育督办汤尔和晚宴。
5月15日 下午，日人竹内、池上来访。
5月26日 赴伪北京大学招待日本教育文化官员午宴。
6月12日 日人笹野来访。
6月17日 上午日人坪田、小山、小川、秋泽来访。
8月1日、2日 先后接待伪北大校长钱稻孙、伪北大文学院总务长罗子余，商定北大文学院人事安排。
9月3日 赴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分部会。
9月6日 日人原田、大坚来访。
10月12日 日人竹内、池上来访。
10月18日、19日 参加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议。
12月16日 参加伪教育部会议。[7]
显而易见，抗日爱国文化界的“拉周南下抗日”力度甚微，根本无法与日方强大的“诱降攻势”相抗衡，周作人终于在“走向深渊”[8]的道路上越陷越深，于1940年12月19日代替病逝的汤尔和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对于大汉奸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早就有“曲线救国论”为之辩护。对于周作人的卖国投敌，也出现了“曲线救国论”的仿造品，这就是“文化救国论”，[9]这可以说是目前为止周作人研究领域一种最具吸引力和杀伤力、足以摘掉或部分摘掉周作人汉奸帽子的新鲜理论。相形之下，什么“周作人降日乃中共北平地下党所派遣”[10]，降日后的周作人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11]，之类的美化和辩护，便显得十分迂曲而无力了。
“文化救国论”抛出之后，青年学者解志熙先生曾写有《文化批评的历史性原则——从近期的周作人研究谈起》[12]一文，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剖析。“文化救国论”者也进行了反批评[13]。然而，鉴于“文化救国论”涉及的方面较多，也具有较强的理论深度，批评和反驳尚有待进一步展开。笔者是“文化救国论”的坚决反对者，拙著《周作人论》将根据周作人的大量言行，细致分析、考辨其投敌卖国的必然性，对其投敌卖国的复杂心态进行灵魂拷问，而不在什么政治、国家、民族，文化等概念上兜圈子。
在《关于周作人》[14]一文中，黄裳先生曾这样写道：
周作人的落水投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在他自己说来也正是一种必然的归宿，这个案是翻不了的。至于在这中间他的思想活动、心理状态的变化，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意义恐怕比研究周作人本身来得更为重要。作为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光荣而没落而沉沦，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时，自有其特殊的参照意义。
说得实在太好了！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即黄裳先生所说的“周作人本身”），是无法找出周作人没落沉沦的复杂原因的。必须钻到周作人的五脏六腑中去，解开他层层闭锁、巧妙伪装的心结。一旦如此，被人们有意无意误解、歪曲甚至捏造出来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或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
由周作人的卖国投敌，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苏武、李陵、冯道、赵孟
、吴三桂、洪承畴、钱谦益等多个历史人物。笔者不是历史学家，无法对复杂的历史风云详细描述。只能根据历代史家提供的大量素材以及有关论著，撮精钩要，与周作人进行画龙点睛的历史比较，从而有助于突出周作人卖国投敌的个人特点，由于笔者不通日文，只能参阅已经译成中文的部分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而对那些未能译成中文的有关论著，只能望洋兴叹了。
周作人不仅是现代散文大家，也应该说是现代学问大家，或者说是一大“杂家”。周作人自称“我的杂学”[15]，实在是夫子自道。限于学力和篇幅，《周作人论》不可能面面俱到。除“灵魂的拷问”外，它主要涉及的是周作人的新文学发展观，周作人散文评价以及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等。写作中深深得益于张菊香《周作人年谱》、钱理群《周作人传》、止庵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16]、钟叔河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17]，以及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周作人》丛书等，谨在此一并致谢！
[1] 香港《明报月刊》1995年第5期。
[2] 武汉《抗战文艺》三日刊第一卷第四号，1938年5月14日。
[3] 上海《逸经·宇宙风·西风非常时期联合旬刊》第1期，1937年8月30日。
[4] 据《知堂回想录》第499—500页，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4年版。
[5] 艾青诗题为《忏悔吧，周作人》，何其芳文题为《记周作人事件》。分别收入艾、何文集，不具引。
[6] 刺客是谁，众说纷纭，此据自认刺客之一的卢品飞说，详见其《黑暗的地下》一书（美国普特南公司1970年版）。黄乔生节译有关章节收入《回望周作人·国难声中》，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以上参照张菊香主编《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20世纪80年代出版修订本，未借到。
[8] 此语见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9] 代表文章为陈思和《关于周作人的传记》（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董炳月《周作人的附逆与文化观》（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2年10月号）等。
[10] 此说纯属空穴来风，被认为首创此说的许宝骙先生的文章《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的经过》（载《团结报》1986年11月29日）只是介绍了一些人士（其中有共产党人）对周氏出任与否的议论，“派遣”云云纯属某些人的肆意炒作。
[11] 见笔者《周作人余谈》所引，收入《独行斋独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
[12] 《中州学刊》1996年第4期，收入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是非之间》。
[13] 见董炳月《周作人的“国家”与“文化”》一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3期。
[14] 《读书》1989年第9期，收入《回望周作人·是非之间》。
[15] 见《我的杂学》等文，1944年7月5日作，收入《苦口甘口》。
[16]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7]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