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节 周作人附逆期间散文中的错误倾向（二）

周作人并非一天到晚吹捧汉奸与日寇，相反，绝大多数文章说的都是堂堂正正的大道理。比如《医师礼赞》^[18]写道：

政治与医学，二者之间盖有相通之处……或者大政治家须得有医师的精神这才真能伟大吧……政治的原始的准则是仁政，政治家也须即是仁人……

你能说他讲得不对吗？当然不能。然而，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在当大汉奸，正在为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甘效犬马。写完此文两个月后，他积极鼓吹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即“三光政策”）也就血腥上演了。听其言而观其行，周作人真不愧为一名满口仁义、满身血腥的伪君子。

再比如，在《药味集·序》^[19]中，他又写道：

（鄙人）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效力于此。

这种自我吹嘘，对于大汉奸周作人而言，应该说是恬不知耻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大讲什么“疾虚妄”、“爱真实”？你的汉奸嘴脸，那些古圣先贤，有法看吗？不错，当汉奸以前周作人便一再倡导“疾虚妄”，一再称王充、李贽，俞正燮是中国思想界的三座明灯，这当然是值得称道的。但你一投敌叛变，还有什么资格谈什么“疾虚妄”？还有什么资格拉这些古圣先贤作“虎皮”？当了大汉奸还要大讲“疾虚妄”，岂不令人作呕？！

周作人的自我辩解也是让人气愤的。比如，他的汉奸同事、华北建设总署督办殷同病逝了，周作人献上了这样的挽联：

生因多苦辛，恨不再忍死须臾，亲看取和平实现；死亦是常事，且莫道浮生脆薄，幸留得英气长存。

一个死有余辜的大汉奸，有什么“英气长存”？但周作人就是要这样捧他的汉奸同僚，他捧过汪精卫，捧过汤尔和，现在又捧殷同。其实，这都是他的自我吹捧，大言不惭而又恬不知耻，甚至在《蔡文姬的悲愤诗》^[20]这样的学术文章中，周作人也不忘见缝插针地美化自己。他说：

我们读此等诗文，固然第一为作者个人悲哀，但此是民族的悲剧，受其害者不知凡几，有一二人独能发为音词留在纸上，则虽是个人的说话，实乃代表无数人的痛苦，对于此第二点，又不能不表示尊敬，此盖近于献给为公众幸福而横死者之一种尊敬矣。自汉末以至清末，此种事不知反复若干次，思之惘然，留下一点记录，读之徒增叹诧，亦复何益？唯有能惧思者，即是关心国家民族的事的，觉得不能放过，此正如摸背上痛疮，因知苦痛，乃可望治疗耳……

在文中，周作人俨然成了“关心国家民族的事的”人，所谓“能惧思者”，民族的悲剧的承担者了。当时的周作人关心的是中华民族的命运还是日本法西斯的命运？他不早就把自己拴在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车上了吗？他所“惧思”的，不正是怕日本侵略者打不赢吗？借蔡琰的悲愤诗大谈“关心国家民族的事”这正是往自己脸上贴金。

周作人自我吹嘘之最，恐怕要数他的《秉烛后谈·序》^[21]，文曰：

鄙人执笔为文已阅四十年，文章尚无成就，思想则可云已定。大致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亦尝用心于此，结果但有畏天悯人，虑非世俗之所乐闻，故披中庸之衣，著平淡之裳，时作游行，此亦鄙人之消遣法也……

字面上说“未敢云嘉孺子而哀妇人”，但又说“亦尝用心于此”，结果自然有了“畏天悯人”、“非世俗之所乐闻”的崇高境界。“嘉孺子而哀妇人”，这一直是周作人的自我标榜，似乎他是最关心妇女儿童命运的。周作人降日前，他的这方面论说很得人望。但一降日，马脚露了出来，因为在日寇铁蹄蹂躏下，妇女、儿童受迫害最深，周作人“嘉孺子而哀妇人”那一套全不中用了。一切美好的言说应该说都抵不过那些“强化治安”、“三光政策”的血腥。周作人的过人之处是他的“两重人格”和大言不惭。“强盗装正经”，他完全做得出，一点也不寒碜。直至1944年4月，他还在大讲什么“嘉孺子而哀妇人”，你能不佩服他的老脸厚皮吗？！

周作人降日期间，还曾大谈中国古典文化、古典文学，以此表示他是最大的爱国者，是民族文化传统的承继者。他的《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把中国的传统思想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甚至为日本法西斯出谋划策，自不必说，另外一些文章，也充满了虚伪命题。

比如，所谓《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22]，这是周作人应汪精卫之约在南京伪中央大学的讲演，周作人说：中国本来有两种绝然不同的思想，那便是“为君主的思想”和“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这两种思想，也反映在文学上。“为君主的思想”虽然“占大优势”，“很是蔓延”，但是“终于扎不下深的根，凡是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属于这一路的”，中国应该提倡和复兴的“应该是那一切为民为天下的思想”。周作人这两种思想的划分，本是老生常说，并无什么新意。然而，你总不能说它有什么不对。是啊，好的文学作品都是“为人民为天下”的呀！这样的好作品当然应该提倡和复兴呀！可是，你仔细一琢磨，不对了。周作人是在伪中央大学讲演，是汪精卫请来的贵客。那么，他的这一套言说是否变成了对伪政权、对汪精卫的歌功颂德呢？再一联想汪伪政权卖国求荣、为虎作伥的事实，什么“为人民为天下”不全都是骗人的鬼话吗？事实上，周作人口中的“为人民为天下”，就是为日伪血腥统治粉饰太平，为皇军的“武运长久”大唱赞歌的。周作人所希望和要求的是天下太平，人民规规矩矩，俯首帖耳做“皇军”指挥刀下的良民、顺民。片冈铁兵之流的法西斯分子不明乎此，他们总要摆出一副征服者的姿态。周作人比他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在这次讲演之后，周作人在一帮汉奸文人的陪同下，畅游南京和苏州，饱览“太平盛世”的景象，大唱天下太平、民康物阜的赞歌，简直有些陶醉和忘形。比如，讲演次日上午，畅游玄武湖，他就曾赋诗一首：

一住金陵逾十日，笑谈哺啜破功夫；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干丝到后湖。

这就是周作人酒足饭饱之后，“为人民为天下”的文学，也就是得意忘形的汉奸文学。他心中哪有一丝一毫的国家的残破和人民的苦难呢？讲演、赋诗之后，周作人功德圆满，向汪精卫辞行返平，汪赠“程仪”（旅费）六千元。腰里装着汪主席馈赠的六千元，“为人民为天下”的周作人心里便更踏实了。

南京讲演三数月后，周作人又写了一篇《汉文学的前途》^[23]，大讲什么“汉文学的传统”就是“为人生的艺术”，就是对人生的“实际主义”。他说：“将来新文学之伟大发展，其根基于中国固有的健全的思想者半，其有待于世界的新兴学问之培养者亦半。”又说：“中国新文学不能孤立的生长……有自己的特性而又与世界相通流。”对中国新文学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周作人“五四”时期强调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确乎都是倡导“为人生的艺术”的。然而，到了30年代，他的主张大变，曾大讲“言志”与“载道”，把所有主张“为人生”的文学都骂为“载道派”，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是“新载道派”、以韩愈为代表的唐宋八大家是“老载道派”，都是要不得的“符咒文学”、“歌功颂德文学”。只有以他为代表的一部分非左翼才是“新言志派”，他们继承了历史上“公安派”的言志传统，开辟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今，在日伪统治下，周作人怎么又回到了“五四”，又大讲起“为人生的艺术”呢？这实在大有苦衷。关键还是把“为人生”与歌功颂德画上了等号。为沦陷区老百姓的“人生”是假，为日伪法西斯统治唱赞歌是真。而他的“为吃干丝到后湖”之类的诗歌和《苏州的回忆》^[24]之类的粉饰太平的散文，也就是“为人生的艺术”的样板之作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周作人一边讲传统，一边讲“与世界相通流”、“世界的新兴学问之培养”，这里的“世界”，只不过是日本的代名词，说穿了还是他的“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因为他已经多次喊出了“反英美”等口号，怎么与他们“相通流”呢？充其量，“相通流”的也只能是日本加上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轴心国了。因为他自己说的很明白：“东亚的文化是整个的，东亚的命运也是整个的。……现今最重要的是在事实上证明东亚人民共同的苦辛，在这苦辛同一上建立东亚团结的基本，共向着甘的方面突击去，这才有些希望。”^[25]

在大讲文艺为人生的同时，周作人还曾大讲所谓“心理建设”，他说：

在不久以前曾写小文，说起现代中国心理建设很是切要，这有两个要点，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义之事功化。

所谓“伦理之自然化”，指的是人类的生存道德（伦理）既要高于“禽道”，即为“生物本能的崇高化或美化”，也不能“与自然违反”，人类以“君父之名”干的很多坏事，“如宗教战争，思想文字狱，人身买卖，宰白鸭与卖淫等，也都是生物界所未有的，可以说是落到禽道以下去了”。因此人类“应当根据了生物学人类学与文化史的知识，对于这类事情随时加以检讨，务要使得我们道德的理论与实际都保持水（平）线上的位置，既不可不及，也不可过而反于自然，以致再落到淤泥中去”^[26]。

所谓“道义（有时写为‘道谊’）之事功化”乃是对汉代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名其道不计其功”的“纠正”，他提出：

道义必须见诸事功，才有价值，所谓为治不在多言，在实行如何耳，这是儒家的要义，离开功利没有仁义……要以道义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此为知识阶级最高之任务。此外如闭目静坐，高谈理性，或扬眉吐气，空说道德者，固全不足取，即握管著述，思以文字留赠后人，作启蒙发聩之用，其用心最佳，抑亦不急之务，与傅君（青主）所谓驴鸣狗吠相去一间耳。^[27]

周作人在这里讲的道理，虽不无偏激之处（如将文字著述比之为“驴鸣狗吠”），但从总体上说，确无什么不对。但他对沦陷区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大讲这一套大道理目的何在呢？老百姓已经当了七八年的亡国奴，受尽了屈辱，不少人被日本法西斯夺去了生命，他们有心思听这种“自然化”、“事功化”的说教吗？周作人喋喋不休地讲这一套，是否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如果说周作人仅仅是在进行高深的学术探讨，意在将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发扬光大，也显然不合时宜。对于亿万亡国奴来说，他们缺乏的难道是什么“伦理道德”的完善吗？他们能向日本侵略者要“伦理道德”吗？“伦理的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身为大汉奸的周作人，到这般时候还大唱这种空洞虚浮的伦理道德高调，是否闲得无聊？撑得难受？

说得难听一点，周作人又在为日本法西斯粉饰太平或者曰“献征心策”了。周作人十分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绑在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上，他的确为“大东亚圣战”倾注了全力，为日本占领者治国平天下，这是周作人最大的“事功”。他的高明处就在于所有“事功”都被他“儒”化了，即都完全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而这种伦理道德的最高政治表现就是施“仁政”。他说：

这人类的生存的道德之基本在中国即谓之仁，己之外有人，己亦在人中，儒与墨的思想差不多就包含在这里，平易健全，为其最大特色。^[28]

周作人不止一次地引证孟子见梁惠王时的这样一段话：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饿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很可以见出周作人的莫大苦心！周作人正是日本卵翼下的“现代孟子”，他希望日本法西斯能效法当年的梁惠王，对中国老百姓施“仁政”，让他们安居乐业，不饥不寒，不要以为周作人“痴人说梦”，他是真心实意希望日本侵略者这样做的。至于日本侵略者不会听从周作人的忠告（即“苦谏”），“三光政策”不会停止，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需要补充的是，“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是周作人降日期间的一个根本思想，其目的正是谋求日本占领者的长治久安。然而，他的愿望没有（也不可能）实现，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了，周作人的一腔苦心白费了。此时，《道义的事功化》一文尚未成文，明知前景不妙，周作人仍勉力将此文写成了。文成不到一月，他便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送到北平炮局胡同监狱关押了。这未尝不是对周作人“道义事功化”的莫大讽刺。

周作人“道义事功化”的失利，并不等于说他的理论探讨毫无价值。根据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刨掉它的为日本侵略者效劳的错误动机，作为一个思想理论课题，周作人的探讨还是颇有价值（甚至是“普世价值”）的。任何世代、任何社会都有“伦理自然化”、“道义事功化”的问题，也就是尊重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对人民施仁政，让人民不饥不寒，安居乐业的问题。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政治史、思想史、伦理道德史都是十分复杂的课题。先秦诸子、儒道法释，董仲舒、王仲任、程朱二王（宋明理学）……这也远非周作人的强项。他也从来不是这些方面的专门学者。然而，中国文史哲向不分家，他的深厚的家学渊源给了他“指点江山”的必要条件，从先秦到清末，他几乎什么思想流派都涉及过，也都谈出过一些堪称独到的见解（如认为王充、李贽、俞理初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三灯”之类）。

他的“伦理自然化”、“道义事功化”的命题，也正有着雄厚的学理素养作依据。自然，这一命题的含义，恐怕远比周作人的上述理解还要深刻复杂得多——那就不在我们的论述范围之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