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周督办”心态（二）
周作人任伪督办期间与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大汉奸汪精卫的关系，很可以看出他复杂心态的另一些侧面。
根据周作人的自述，他和汪精卫本来是并不认识也毫无关系的。然而，当督办之后，他们的关系急剧升温了。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他为《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一书所写的《序》。[8]《蒙难》一书，为汪精卫幕僚张次溪编著，是赤裸裸为汪精卫树碑立传的。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光荣历史自然要大写特写，他的公然背叛祖国、投日降日也都成了美德，而且是全书的重点。对于这样一本“捧臭脚”之作，抗日军民无不嗤之以鼻，然而，在周作人眼中，这本书成了难得的佳作，在《序》中对汪精卫大肆吹捧起来：
中国历史上此种志士仁人（按：指汪）不少概见，或挺身犯难，或忍辱负重，不惜一身以利众生，为种种难行苦行，千百年后读其记录，犹能振顽起懦，况在当世，如汪先生此录，自更令人低回不置矣。抑汪先生蒙难不止庚戌，民国以后，乙亥之在南京，己卯之在河内，两遭狙击，幸而得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只生命，且及声名，持此观庚戌之役，益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
追随孙中山、刺杀摄政王时的汪精卫，的确不愧为“志士仁人”，让人崇敬。然而，千不该万不该，他在全民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孙中山，背叛了中华民族，投降了日本侵略者，成了天字第一号的汉奸卖国贼，遭到了全国抗日军民和世界进步人类的唾弃。一失足成千古恨，汪精卫愧对国人，愧对历史，也愧对自己壮烈的前半生。周作人何尝不知道这些？但他偏偏要笼而统之地把汪精卫说成是什么“投身饲饿虎”，“伟大”的“菩萨行”。周作人这样吹捧汪精卫，自然是蓄意歪曲历史，目的之一也正是美化自己。既然“汪主席”是“投身饲饿虎”、“伟大菩萨行”，我周督办紧追汪主席的步武，又何尝不如此呢。周作人早就算计好了，他的那个“文化救国论”就是他为自己早已准备好的“功德牌坊”，这种心态自然也不时表现出来。大肆吹捧汪精卫之前，他还曾大肆吹捧过自己的教育督办前身、生前力推自己为他继任的大汉奸汤尔和。汤尔和病死，周作人如丧考妣，跑前跑后，张罗丧事，还送去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发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檀度中断，伤心跌打胜微言。
汤尔和立的什么“经国事功”？不就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中国效尽犬马之劳吗？什么“救民苦难”？不就是让中国人老老实实当亡国奴吗？周作人虽与汤尔和同为留日学生，但并无深交，然而为了报答他的“知遇之恩”，也便不惜把他说成救国救民的大菩萨了。中国人时兴“谀墓”，人死后照例要歌功颂德一番。但周作人之“谀汤”实在是大大出圈儿，汤乐和死于1940年11月8日夜，周作人的挽联送去为次日上午，19日周作人又作了肉麻的吹捧汤的祭文。直至1942年，在为《汤尔和先生》[9]一书所写的《序》中，他还在大肆吹捧汤尔和“伟大”。周作人之所以这样卖力，因为吹捧的并不仅仅是汤尔和，还包括他周作人自己。因为汤死前消息已经传来，他周作人就要继承汤尔和的大汉奸衣钵了。对汤尔和的那些谀词，何尝不是肉麻的自我吹捧呢？从“谀汤”到“谀汪”，正是一脉相承的故伎重演。
当然，从“谀汤”到“谀汪”，也不仅仅是“务虚”，也有“表忠心”的实际意义，汤虽死，但以王揖唐为首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那些大汉奸还活着，不应该借“谀汤”之机向他们表表自己的忠心吗？“谀汪”更是如此，在周作人看来，“汪主席”正在事业鼎盛，如日中天，在“大日本帝国”的扶植下，他将成为未来全中国的元首。抱住他的粗腿，自己的汉奸事业也将前途无量也。这时的周作人，早把他当年的那些假清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作人确乎得到了极大的报偿。《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的编著者张次溪得到周的《序》如获至宝，及时禀明了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他们大为青睐，视为知音。《序》写成于当年4月底，5月初汪精卫便亲点周作人参加伪南京政府“庆祝伪满洲国成立10周年代表团”，随他前往所谓“新京”（长春）去谒见伪“满洲国”儿皇帝溥仪去了。周作人且为华北地区之唯一代表。在长春，周作人作为汪精卫的重要随员“进宫谒见”溥仪，又随汪一起拜见溥仪的日本“太上皇”梅津美治郎。活动结束后，周作人随汪一行乘飞机去南京，拜访了陈公博、梁鸿志、江亢虎、温宗尧等各大汉奸，并应邀参加了祝贺汪精卫六十岁生日的“祝寿宴”、汪举行的茶会以及汪举行的家宴。宴后即宿汪宅，成了汪府贵宾。周作人巴结汪精卫可以说十分成功。一年之后，在华北汉奸的互相倾轧中，周作人的督办被挤下台，弄得他十分怨恚。汪精卫闻讯后，马上决定聘他为伪南京政府委员，弥补了他失去督办的损失。对此，周作人心领神会，对汪精卫十分感激。二十年后，他还沾沾自喜地对人说“我去长春是汪精卫点的名”[10]，视为莫大荣耀。
汪精卫为什么“钦点”他周作人一起去“新京”参谒溥仪？这不是汪主席赐给周督办的莫大荣幸吗？汪精卫还想让他当伪中央大学校长，他碍于种种原因辞掉了。一篇《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就使周成了汪的亲信，对周来说，这岂不是很合算的吗？！尤为重要的是，1943年2月初，由于日本侵略者内部的纷争，以王揖唐为首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集体辞职，周作人丢了教育督办的乌纱帽。汪精卫赶紧为他安排了一个伪南京中央政府的“国务委员”和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常委”，官更大了。这种虚衔，亦有实惠（如薪酬），正是周作人所迫不及待的。也正是在丢掉督办、获得虚衔的日子里，周作人的“督办后心态”，又得到了难得的展示。
首先是丢官时的恨，说是“集体辞职”，实际上六个督办只有他下了台，新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把他“涮”了。他对这位“朱三爷”简直恨之入骨。请看他2月6日写的日记：“汪翊唐来，述朱三爷（即朱深）意，令长北大，笑谢之。……思之不快良久。”2月10日的日记又写道：“朱深对汪主席云：周不惯政治，坚辞。对王叔鲁（克敏）云：日方反对周放任学生，合前说而三。小人反复，常用手段故如是也。”想当年作为一名赫赫有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周作人对那些政客和官吏是多么瞧不起，多么嗤之以鼻，而今，为丢一个督办，你看他这个恼火劲！按照以前的周氏逻辑，他应该为丢掉督办额手称庆，像他多次宣示无比钦慕的陶渊明那样，可以不再为五斗米折腰去见什么“朱三爷”、“杨六爷”和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日本军阀和官僚了。可惜，这样的周作人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督办”一职几乎成了他的命根子，成了他脖子上挂的一块通灵宝玉，他对搞掉这块通灵宝玉的朱三爷，能不恨之入骨吗？！在汪精卫及时弥补了周作人丢掉督办的缺憾，而让他官拜伪国府委员、伪华北政务委员等虚衔后，他不仅不为这种阿Q式安慰而脸红，反而认为出了一口气，两次往访朱府，留下名片，带有明显的扬眉吐气的示威性质，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小人得志。尤为可笑的是，过了不到半年，朱深因黄疸病去世，周和朱的这些个人恩怨应该罢休了吧？不，他的幸灾乐祸反而溢于言表了。7月2日，他从日人森冈口中听到了朱深去世的消息，遂即找到2月6日的日记，在一旁补上了这样世所罕见的一笔：“小人做坏事，想不到不得百五十日活，此段事日后思之，亦甚可笑也。”显然，更可笑的是周作人这种极其龌龊的心态。
从对朱深的恨，自然也充分暴露了他对督办的爱，暴露了他的“隐士”弹唱的虚伪以及所谓“绅士鬼”、“流氓鬼”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周作人卖国求荣，他热爱高官厚禄，他愿意在日本人的指挥下多立“反共”、“爱国”的所谓“事功”，不让“立”怎么行呢？周作人口口声声他的卖国投敌不过是逢场作戏，是和日本侵略者过家家，闹着玩儿的。能信吗？丢个督办就像丢了一条命，这是逢场作戏？骗谁呢？
1944年4月江南春暖花开之际，周作人在汪精卫等人的安排下，南游南京、苏州，春风得意，诗兴大发，《友人邀游玄武作》云：
一住金陵逾十日，笑谈哺啜破工夫，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干丝到后湖。
在苏州木渎石家饭店就餐后也题诗一首：
多谢石家豆腐羹，得尝南味慰离情。吾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
一年之后，他写了《苏州的回忆》[11]一文，记述了这次南游的“盛况”。除了对汪伪政权歌功颂德外，也没忘见缝插针地宣扬“大东亚共荣圈”：
东方的世界是整个的，譬如中国、日本、朝鲜、琉球，各地方的家屋，单就照片上看也罢，便会确凿地感到这里是整个的东亚。
再过一年多，日本法西斯就投降了。然而，这时的周作人还在做着他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