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为降日造舆论阶段的心态

自1935年发表《秦桧与岳飞》至1938年2月9日参加日本军部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大约三年时间，可以称之为周作人为降日造舆论的阶段。可以说，《秦桧与岳飞》、《关于英雄崇拜》等文的写成与发表，表明周作人已经做好了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思想准备。在他看来，既然中国必亡，国民党政府只会丧权辱国，为什么要为它“守节”？以此类推上去，秦桧主和，以便保住江南半壁江山，有什么不好？而岳飞明明知道宋高宗不愿再和金朝打仗，自己单枪匹马也打不赢金朝，但偏偏一意孤行，岂非自己找死？因此，周作人东拉西扯，找来了不少骂岳飞的例子（如《朱子语类》、吕思勉《中国史》之类），把岳飞打成了只知道“国亡了肯死”的没有“事功”的、失败的英雄。而这种“并无半策匡时难，只知一死报君恩”的“失败的英雄”，是完全不值得歌颂的。岳飞如此，文天祥、史可法更是如此了。周作人对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历来的民族英雄的诅咒与詈骂，力透纸背，人们似乎听到了他恨之入骨的心声。何以如此发狠？正因为他们是自己主张屈膝求和的绊脚石。不把他们推倒，不把秦桧树起来，自己岂不要当民族罪人？所以，周作人对以上几位民族英雄的苛刻和诛心之论，表明了周作人降日的胸有成竹和深谋远虑。因此，当日本侵略军1937年7月7日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的一个月后，8月7日，周作人居然写出了一点人间烟火气也没有的文章《野草的俗名》^[1]，罗列了绍兴八种野花野草的俗名，悠然陶然地在作故乡之思。而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便耀武扬威地占领了北京城。

西方历史上曾有这样的名人：侵略军到了他的家门口，他若无其事，还在检验自己高深的数学原理。但他拒绝与入侵者合作，他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周作人七七事变后的冷静程度，几乎赶上了这位数学家。然而，他的气节却与人家恰恰相反：他的冷静是因为自己已经决定投入入侵者的怀抱。

为了捧秦桧，骂岳飞，周作人不仅东拉西扯，把关云长、武老二这样一些文学形象拿来贬低历史上真实的民族英雄的形象，他还在一些历史细节上大做文章。比如，在《油炸鬼》、《再说油炸鬼》中，不让人们把“油炸鬼”说成“油炸桧”，谁要说，便是“再恶劣不过的民族性”。而秦桧夫妇的铁像跪在岳王墓前，也成了他最不能容忍的“中国民族的丑恶”。似乎让岳飞跪在秦桧墓前，才是“中国民族的光彩”！见微而知著，这些小地方，恰恰表现了周作人是多么急切地要步秦桧的后尘！

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大写“日本管窥”之类，大肆赞美日本的衣食住行，为日本文化大唱赞歌。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铁蹄面前，大唱这种赞歌，其“输诚”倾向实在再明显不过了。或曰：为什么这样明目张胆？为什么不怕惹起同胞的愤怒？请问周作人怕什么？他早就认定中国无海军，中国必亡，事实上东北已亡，华北亦将亡，为日本文化唱点赞歌又怕什么呢？当然，周作人在行文中也骂了日本侵略行径几句，似乎他只是客观冷静地说日本文化，绝非支持、赞美他们的侵略行径。这种小骂大帮忙的“障眼法”，谁又看不出来呢？谈来谈去，“窥”来“窥”去，结论不过是“日本与中国毕竟同是亚细亚人……究竟的命运还是一致”，还必须“中日亲善”，共同打造“大东亚共荣圈”。这样一来，周作人媚日、降日的狐狸尾巴也就无法遮掩了。而北大、清华的南迁，则更使周作人的降日心态暴露无遗。

既然早已做好了降日准备，他怎么可能跟着那些抗战派南下？万里跋涉事小，失去了和日本人合作的机会事大。但对外人则大讲自己人口之多，困难之大，即无法离京南下也。甚至连绍兴无老屋、害怕“鲁迅之徒”的左翼攻击都搬出来了。在对拒不南迁的辩解上，周作人是一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两面派。好像他不是不愿走，而是实在走不了。他还放出一颗烟幕弹，让人把他留京看成苏武而不要看做李陵。至于诡称未看见他自己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照片，更明显是掩耳盗铃了。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迅速战线南移。8月13日发动上海事变，进攻上海之中国驻军。旋于11月占领上海。一个月后占领南京，并进行残无人道的大屠杀，杀害了中国军民三十余万人。在日军的策划、组织下，在北京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汉奸王克敏、汤尔和等成了这个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此时的周作人，虽然还在他的苦雨斋中喝苦茶，谈闲天，写他的那些没有人间烟火气的小文章，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正在波涛汹涌。1938年2月9日他迫不及待地出席那个“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说明他终于克服了一切顾虑，决心跨出关键的一步：“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