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部分青年学者对“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呼应

“文化救国论”是文化汉奸周作人的“救命稻草”，他自然要不遗余力地加以鼓吹。然而，他的“救国”不过是他的卖国的代名词，谁不知道？谁又听他？判他十年有期徒刑，应该说是南京国民政府宽大了他；提前保释出狱，是解放战争的胜利拯救了他；让他译书写文是人民政府百倍千倍地宽大了他。然而，正像他的钱永远不够花一样，他的“丑表功”（见他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也永远没完没了。中共文化方面的负责人、毛泽东多年秘书胡乔木曾有意让他学习李季，作个自我检讨在报上发表，以求得人民群众的谅解。然而，周作人的这个自我检讨始终没有写出来，他压根儿就不图什么谅解不谅解。因而，他至死没有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权，他始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黑户”。按照胡乔木的有关批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他单线联系，让他译希腊与日本文学，每月送给他二百元（后增至四百元）生活费。周作人宁愿这样“黑户”下去，也不写那个自我检讨。应该说他相当顽固，他的“文化救国论”简直成了他抵御检讨的一道坚固的心理防线。

如果仅仅是周作人自我封闭，自我膨胀，人们大可以相视而笑，不必管他。因为他早已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翻不了案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屡屡听到了为周作人翻案的声音。什么他当汉奸乃“中共地下党所派遣”；什么他即使当了汉奸“仍然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之类的“高论”，不断传出。有一位专门伪造史料的“史料专家”（姑隐其名），还伪造了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王定南、袁殊等人的谈话，把“周作人不是汉奸”之类的胡言乱语，以极不正当的手段，强加到他们头上。^[4]遗憾的是，某些极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未能认真对待这种学术作伪，他们竟用自己的学术论文客观上呼应了上述为周作人翻案的错误思潮，他们提出了比周作人自己远为精致的“周作人文化救国论”。

人们不能不首先想到著名青年学者陈思和先生的《关于周作人的传记》^[5]和董炳月先生的《周作人的“附逆”和文化观》。^[6]

陈文是写给《周作人传》作者钱理群先生的一封信，谈的是自己的读后感，有很多深刻体会和精辟见解。但在涉及周作人降日的心理状态时，却大上了周作人“文化救国论”的当，并唱起了同样的调门儿。陈文引了钱传的这样一段话：

周作人参预开创的五四传统，一是爱国救亡，一是个体自由，现在周作人对这两者都彻底背离，说他堕入深渊即是由此而来（见钱传第453页）。

陈批评曰：“这种指责过于情绪化了。”他说自己“决没有要为周作人做汉奸一事辩解”。作者感兴趣的是构成这事实背后的原因，像周作人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怎么会甘心沦为汉奸又终生不悔？是怎样一种心理支配着他？作者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了这“背后的原因”，这便是周作人对传统的“气节”的蔑视与超越。作者说：

在周作人的道德观念里，气节的概念不存在。他在1949年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虽出于为自己辩解，但……并无强辩的地方。……其实，否定礼教与名节，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思想特征。所谓气节，抽象的说是志气与节操，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具体的运用气节时，通常指为一个虚名而牺牲实在的价值，或为已过去者牺牲现存的实有，这是以个性为基础的人道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在个人主义看来，小到女人为亡夫守节，大到臣子为忠君爱国的虚名守节，都是一种用空洞的名义来压制个性，甚至是毁灭个人的生命，这根本上是反人道的。……所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莫不以反守节为战斗使命之一。……周作人曾嘲笑那种“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的不中用、没出息的家伙，认为劫难临头，与其为一种虚名而死，倒不如投身苦难中做一点实在的事情，也即是“投身饲虎”的意思。这种思想由三十年代发展到抗战，他不愿南下，苦住北平，以至终于下水事伪，都是有其不得不然的原因的。……思想上的超越气节与性格上的实利主义，我觉得是周作人下水的重要原因构成。

陈文毫无保留地肯定周作人对“气节”的“超越”（实即否定），这就等于肯定了他下水的合理性。由“超越”气节，到“合理”下水，再到“文化救国”，自然就顺理成章了。陈文曰：

在他下水以后，他提倡“道义事功化”，虽然是精神上的自我麻痺，但也不能怀疑其真诚性……既然形势逼迫他出来做事，那他就接受伪职，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做一点一滴有利于教育的事。这种思想应该给予充分理解，因为它概括了沦陷区出任伪职的人员中相当普遍的思想（这自然是指天良未泯的伪职人员）。然而周作人有比一般人更高的思想境界，那就是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传统》所表达的，中国具有独立的文化传统，那就是儒家安邦利民的民主主义，这种思想传统在，中国民族不会亡。或者说，亡的仅是国民党政府，而非中国文化。周作人将文化的涵盖面高于政治以至政权，这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周作人看来，日中战争在军事上政治上胜败已定，而文化上孰胜孰负还未可知，所以身虽事日而鼓吹中国的思想传统……周作人并没有把自己与一般汉奸等同起来，还自以为有功于文化教育。……在事伪之后，虽非自愿，但既然在位，倒也不妨“济”一下“天下”，在职权范围内将“道义”事功化，这时期他大谈保中国文化传统，重新强调为人生的文学，都源于此。

董文与陈文相距一年，对陈文作出了有力的支持。他说：想要恰当评价周作人的“附逆”，一定要走出“伦理批评的误区”，因为周作人的“附逆”，不是一般的“附逆”，更恰当地说，乃是一种“文化选择”，有着非比常人的“特定的文化心理背景”。这种“特定的文化心理背景”，影响了“周作人对日本入侵者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他对日本入侵者的归顺。因此，从伦理观念出发，我们把周作人归顺日本人的行为界定为‘附逆’，而从文化观念出发，我们则可以把这归顺表述为‘文化选择’——至少是‘附逆’中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文化选择因素”。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周作人一贯“偏爱”日本文化，这种“偏爱”，本身“就是对汉文化传统的认同”。因为日本文化中“保留着在中国本土已经消失的中华民族的古代遗风”，它不能不唤起周作人“思古之幽情”。此外，他还认为周作人对日本文学中浓郁的“东洋人的悲哀”一直有强烈的共鸣，而他心目中的日本文化与汉文化，正是作为“西洋文化”对立物的“东洋文化”。因此，周作人的“文化选择”便具有了“超阶级、超政治、超国家”的性质。周作人之“附逆”，正表明了一种“寻找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