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欧盟在叙利亚“场域”中的实力
自2011年以来，血腥暴力程度不断升级的叙利亚逐渐成为中东北非地区的“暴风眼”，世界政治的几个重要变化趋势在叙利亚得到充分的展示：第一，世界安全政治的多极化。叙利亚战局变化反映出，中东北非地缘政治格局已由美国单极掌控变为域内和域外大国“群雄逐鹿”的多极博弈。2003年，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标志着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权势达到顶峰，但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惨痛教训使得2008年继任的奥巴马政府奉行“不做蠢事”（don't do stupid shit）的外交原则，遇事不主动出击，谨慎使用武力，导致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和安全威慑力显著下降。而俄罗斯、伊朗直接出动空军或地面部队支持叙利亚阿萨德政权，通过果断的军事行动扭转了叙利亚政府军在同反政府武装作战中一度被动的战场对峙格局。第二，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和行动的扩张。叙利亚内战助长了发源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ISIS或ISIL，阿拉伯国家和法国将其称为“达伊什”[DAESH]）极端恐怖组织向叙利亚蔓延，并形成了“国家形态”。“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的手段更残忍、思想更激进，不仅建立了以叙境内的拉卡和伊拉克境内以摩苏尔为中心的“国家”建制，而且以现代传播手段吸引西方世界的信众，同时在欧洲多地发动恐怖袭击，造成平民重大伤亡，使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关于“文明的冲突”的预言隐隐然有“成谶”之势。第三，“代理人”战争在冷战后的重现。冷战后，西方在地区冲突中具有压倒性军事和舆论优势的惯常局面并未在叙利亚内战中重现。美国与法国等欧盟国家以及以沙特、卡塔尔为首的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等反政府武装；而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除了军援叙利亚政府军之外，还直接参与叙利亚政府军的军事作战行动；土耳其在制衡库尔德人势力扩张和增加自己地区影响力的目标前提下，在美俄两个阵营之间摇摆；而以色列在划定红线之后，也不时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和叙利亚政府军实施军事打击行动。叙利亚内战事实上已经变为一场热度极高、有域外和域内大国直接参与的“代理人”战争。
欧盟在世界舞台上是一支以“软实力”而非“硬实力”见长的力量。曼纳斯（Ian Manners）提出，欧盟是一种“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其力量体现在具有普世意义的“先进”价值观上，包括和平、自由、民主、法制与人权。欧盟以自己的一体化实践以及从这一进程中所摸索出的规则来“指导”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10]它与传统霸权力量“以力压人”的理念和方式有显著的区别，是以“利他主义”的姿态，通过树立典范，“诱使”其他行为者接受并遵守欧盟的规范，从而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穆尼尔（Sophie Meunier）和妮可拉迪斯（Kalypso Nicolaidis）等学者认为，欧盟是一支“贸易性力量”（trade power），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而且它实施的共同贸易政策又让欧盟委员会握有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谈判贸易协定的权力，据此欧盟可以充分利用对象国希望进入欧盟这个大市场的经济需求，在贸易谈判或其他经济往来中附加政治条件，迫使对方以政治让步交换经贸利益。[11]此外，巨额的经济援助（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方）和广泛的国际联系（欧洲是国际调停会议举办最多的地区）也都是欧盟的“软实力”，或者说“民事力量”[12]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硬实力”方面，作为一个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地区组织，欧盟的军事实力极为有限，与美俄相比差距明显。尽管1999年欧盟的科隆峰会就决定整合实施“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将其更名为“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2001年决定部署独立于北约的快速反应部队，但因为关于部署用兵的政治决策总是久拖不决，已成立的18支快速反应部队没有一次实际投入使用过。在刚果（金）和利比亚等冲突和危机中，通常是欧盟成员国单独用兵（主要是法国），或者是几个欧洲国家在北约框架下协同与美国联合出兵行动，欧盟没有主导实施过一次军事行动。即使在成员国层面，法国和英国作为欧盟的军事大国（英国2017年3月29日已提交退出欧盟的申请），在情报搜集、预警导航、空中加油和指挥系统方面也不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德国的军事建设才刚有起色；意大利因财政支出超出预算，在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中还因经费不足将其轻型航空母舰撤出战斗，在世界军事史上书写了奇特的“记录”；其他一些较大的欧洲国家尽管军种齐全，但人数和规模很小，被外界称为“盆景”式军队。[13]
叙利亚内战已形成政治哲学视角下霍布斯式的丛林社会，它显然并非欧盟施展外交影响力的合适“场域”，欧盟在军事硬实力方面的不足在此暴露无遗。法国和英国政府试图在叙利亚复制“法英主导、美国幕后领导”军事干预的“利比亚”模式（法国是第一个提出军事干预叙利亚的西方大国，英国政府也紧随其后提出相同要求），但叙利亚政府军人数超过40万，军队人数和坦克数量均超过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五倍以上，如果美国不愿武力介入，单个或数个欧盟大国，或者欧盟整体武力干涉叙利亚均没有成功的可能。在现实主义者看来，除了军事实力之外，投入的意愿和决心也是形成有效威慑的核心要素。[14]在这方面，欧盟于内外均存在问题：在欧盟内部，德国在利比亚战争期间即对英法两国鼓吹军事干预的外交行为心存疑虑，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决议中同俄罗斯和中国一起投了弃权票。在叙利亚危机中，英国卡梅伦政府虽然同法国站在一起，但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风波发生后，2013年8月英国下院却投票否决了英国政府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动议。英国政府向下院提交的文件称，即使得不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也“得到国际法许可”，因为当前叙利亚局势符合“人道主义干涉”的条件，但此份文件并未说服下院大多数议员。英国最大的反对党——工党，对军事干预表示疑虑，要求英政府拿出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的有力证据，否则英国应等待联合国的调查报告发布之后再根据国际法采取相应行动。这一决议具有重要转折意义，此后不仅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再未制订不经联合国同意即武力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的计划，而且它也直接影响到美国奥巴马政府对阿萨德政府动武的决策。[15]奥巴马虽然在2012年划下阿萨德使用化武美国就会与欧洲盟友直接干预的红线，但英国下院的表决促使其下决心收手，转而同意俄罗斯的建议，以阿萨德政权交出所有化学武器，将化武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结束了这一风波。在欧盟外部，最紧密的安全盟友——美国——的犹豫和退缩，连带损害了欧盟以及法英等欧盟成员国所鼓吹的“阿萨德下台”的战略目标的可信性。
叙利亚战争以2014年9月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11年3月至2014年9月，欧盟及其成员国与美国的目标是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阿萨德政府；2014年9月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包括欧盟国家）则将消灭“伊斯兰国”作为核心目标，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阿萨德下台的原目标。法国、英国、丹麦、荷兰等欧洲国家追随美国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目标实施了空中轰炸，但其力度与2015年应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邀请参战的俄罗斯相差甚远。同时在战争中，欧洲国家与美国一样，尽量避免将阿萨德政府军作为直接轰炸目标。尽管北约中欧洲成员国的国防总开支是俄罗斯的五倍，[16]但独立成体系、大规模作战的实力、投入战争的意志和决心都远远落后于俄罗斯。当然，鉴于规范引领和贸易等“民事”工具是欧盟的主要力量所在，我们还需要对欧盟在叙利亚冲突中的理念和这些政策工具进行回顾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