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先导，海外产业园区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为此，本研究全面追踪1995—2017年中国204个海外产业园区的发展进程，系统采集相关资料，并与世界产业园区发展作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历经20多年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外产业园区正在实现全面转型提升，深刻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新动向；同时，剖析当前面临的不容忽视的新挑战与新问题，提出中国海外园区的新方略。报告共分为六章。

本研究首先探查海外园区初期艰难探索历程及其成长经验。此后的两轮拓进奠定了当前的总体格局，第一轮拓进主要是世界发展机遇与挑战下的中国作为，精心选择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融入全球经济培育新力量；提供国内特定地域组团支撑，为开创机会空间培育新优势；推动园区出海意愿与东道国需求的契合，为区域合作培育新样板。第二轮拓进鲜明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范围的中国贡献，以“中国制造”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以“中国经验”助推东道国区域振兴，以“中国平台”形成双边战略对接等。（第一章）

在充分把握总体进程与格局的基础上，从三个关键方面深入展开探讨。

一是海外园区的功能转型，从经贸合作载体提升为战略合作平台。与发达国家的海外园区相似，中国海外园区也曾作为经贸合作载体，取得成效却也具有内在局限。“一带一路”倡仪引领中国海外园区的功能转型，首脑外交、顶层设计、地方协同等共同推动战略合作平台的打造，当前海外园区功能转型的基本特征是，合作区域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抉择，合作格局从局域布点转向全局培育，合作关系从硬性协调转向柔性亲和。（第二章）

二是海外园区的布局转变，从“圈层扩散”提升为梯度拓展。中国海外园区起步阶段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俄罗斯三个地区，此后在第一轮拓进中除在俄罗斯从东向西略有扩散外，在亚非两地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圈层扩散”：在亚洲逐渐从东南向西北扩散，在非洲则从西北向东南扩散。“一带一路”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原先的分立布局，形成沿“一带一路”由东而西，以东南亚、东北亚传统分布重心为第一梯度，南亚—中亚新兴分布重心为第二梯度，西亚北非—独联体—中东欧潜力分布重心为第三梯度的空间新格局。2013—2017年新办园区101个，相当于前19年总和，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其中位于中蒙俄走廊、中国—中南半岛走廊、中国—中亚—西亚走廊、孟中印缅走廊的102个，占现有园区总数的一半。拥有中国海外产业园区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俄罗斯（35个）、柬埔寨（15个）、印度尼西亚（13个）、越南（7个），全部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且主要集中于东北亚、东南亚两翼。（第三章）

三是海外园区的模式转换，从嵌入带动提升为集群联动。中国海外园区具有构建地域发展共同体的天然“基因”，早期多主体参与开发、多产业混合经营的独特“嵌入”带动模式，背后有路径依赖和关系认同的内在联结基础，而中华传统文化处事方式又为之增添了内生基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海外园区发展模式提升到集群联动的更高层次，呈现出运营企业品牌引领、开发主体新型协作、旗舰园区衍生设置、专业园区高端联动等一系列新动向，实现了从“外来人”到“自己人”、从“授人以鱼”到“授之以渔”、从“两难选择”到“两全其美”的重大转变，这不仅来自于多方面主体和多渠道资源的共同支持，更来自于园区与当地的发展合作、文化交融、利益共赢，逐步体现出构建新型发展共同体的深层走向。（第四章）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海外产业园区正面临着新挑战和新问题：从国内方面看，园区过热苗头不容忽视，政策红利效应亟待释放，认识理念误区尤须克服；从东道国方面看，主要表现为机遇与风险权衡的纠结，合作与竞争抉择的窘迫，园区与当地磨合的难局；从园区自身方面看，更复杂情形考验园区调适能力，更艰难处境考验园区配置能力，更高端竞争考验园区战略能力。（第五章）

为此，本研究提出基于新型共同体构建的新时代海外园区发展方略。一是顶层统筹方略，全面整合集成政策法规，深度创新宏观管理体制；二是布局优化方略，培育当代“丝路驿站”，打造支点型园区组群，构建“两横三纵”廊道；三是多维协调方略，加强跨国政策沟通，升级投资促进机制，推广三级联动共治；四是“海外护航”方略，扩容多元化的资金投入，畅通多渠道的信息共享，凝聚多方面的合作力量；五是根植融合方略，全面夯实产业根植之基，有效探寻产城融合之路，积极践行人本发展之道。（第六章）

关键词：海外产业园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