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在当今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产生、扩散和应用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被看成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深入，科技创新日益表现出多领域、多机构、多地区融合的特征，创新所需知识和技术日益增多，创新过程趋于复杂，依靠企业、大学或者政府一方的力量难以实现科技的重大突破，因此，协同创新成为推动科技进步的重要手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企业和政府（又称“官产学”）三方在创新中的协作与互动关系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国学者针对这一领域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1995年，由美国学者埃茨科威茨（Etzkowitz）和荷兰学者莱特·雷德斯道夫（Loet Leydesdorff）提出了用以分析在知识经济时代官产学之间新型互动关系的三螺旋理论。该理论认为，官产学三方在创新过程中紧密协作、互动补充，每一方都表现出另外两方的一些功能，同时又保持自己独立的身份，强调三者角色的相互渗透，偏离自身角色越多的组织就越能够成为创新系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官产学的交叠部分构成了创新系统的核心，三方互动，使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推动创新螺旋不断上升。
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20年里，世界各国为了推动本国的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继兴起了构建以“官产学研三螺旋协同创新”为核心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热潮。[1]三螺旋协同创新对国家、区域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在国家层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组织了2万多家企业、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研究机构共同研究，成功地实施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在区域层面，20世纪5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了实现知识和技术的快速转化，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斯坦福研究园”，后来发展成为全球知名的信息工业基地“硅谷”，这也开创了大学、企业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创新模式。在企业层面，有研究表明，企业通过与大学和政府的合作，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的人才与科技优势、政府的政策与资金优势，实现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有效融合，提高了科技创新效率。
三螺旋理论为平衡官产学三方在协同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强调三者之间平等互动、紧密联系的合作关系。但对于如何找到合作各方的利益诉求点、激发合作热情、建立有效的关系联结、提高合作创新效率等问题却难以解决。而实现合作各方科技资源的有效整合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由于官产学研各方资源复杂不一，需要在特定区域、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合理、科学、有效地配置资源各要素，促进创新资源的流动与扩散，并能够被创新主体迅速消化、吸收，产生整体涌现性和聚合能动效应。各方资源要素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动态调节、相互作用、相互补充，从而提高创新资源使用效率，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资源整合是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资源进行识别与分类、吸收与配置、激活与融合，使之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价值性和可利用性，并激发出其创新能力的复杂动态过程。[3]资源基础观认为，如果企业获得了稀缺的、有价值的、难以模仿以及难以替代的资源，就会拥有核心竞争优势的潜力。企业要想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就要对所获得的内部和外部创新资源进行有效整合。近几年来，有关如何有效整合各方创新主体的科技资源、提高合作创新效率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关注。伊丽莎白（Elizabeth）等认为，资源整合应该从企业与外界的互动性方面进行考量，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创新资源是较为有限的，只有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吸收利用其他创新主体如大学、政府提供的资源，才能有效地进行资源整合。[4]张公一和孙晓欧认为，科技资源整合过程与整合能力通过扩散效应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5]因此，在当前知识经济形势下，从资源整合的视角对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主体大学、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找到全面整合官产学各方科技创新资源的解决方案，为推动协同创新体系的发展打下基础。
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产学研合作领域的发展，自1992年4月原国家经贸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共同组织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以来，产学研合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又明确提出了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机制。然而，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创新过程中往往遇到诸如创新成果难以转化、融资渠道不畅、各方利益难以协调、创新效率低下等问题，迫切需要政府、科技中介、金融机构等创新主体的共同参与。[6]而三螺旋理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中国产学研合作形式也开始逐渐向“三螺旋协同创新”演变。
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强调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中，更加注重各个行业、机构、区域在创新中的融合与协同，因此，新形势下官产学研（即“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简称）协同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与实践，中国的协同创新体系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 中国的创新竞争力不强，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整体水平不高
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4—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全球竞争力排在第28位，比2013—2014年度上升了1位，不过中国在金融市场发展、科技创新和市场效率三个单项领域的排名有所下降，这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竞争力。中国正在成为更具创新性的新兴经济体，但还不是创新强国。与官产学研协同创新相关的指标包括研究机构的质量、公司的研发投入、产学合作研发、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每百万人中专利合作协议，中国分别排在第44位、第24位、第35位、第46位和第38位。可以发现，中国的官产学研协同创新指标排名普遍滞后于全球竞争力的排名。其中，官产学研研发投入滞后于企业研发投入，说明企业对协同创新重视还不够。在一些重大的前沿科技领域，中国的创新主体所掌握的核心技术较少，主要依赖于技术引进，为此，中国企业每年都要支付大量的专利和技术转让费用。
二 经济与科技发展不协调，科技创新效率不高
2015年中国GDP总量达68.9万亿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比增长6.9%，虽然增速为25年来新低，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科技创新领域，一方面中国的科技投入、发表的国际论文和申请的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已跃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未能实现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低效的科技创新水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约为25%，能够实现技术产业化的不足5%，科学发展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发达国家达60%）。[7]因此，提高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与创新效率成为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政府在协同创新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但在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政府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不明确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过分强调产学研之间的合作，而忽视了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要解决政府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缺位”和“越位”的问题，需要借鉴国外先进的创新理论，结合中国当前的创新实践，明确界定政府在协同创新中的角色定位与参与方式，以消除协同创新中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官产学研各方形成的合力来带动中国三螺旋协同创新体系的整体提升。
因此，提高中国的创新竞争力与科技创新效率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而协同创新与资源整合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可行路径，这也成为本书研究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