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所谓现代化过程，依我理解，就是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体现农业文明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现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的现代社会的转型。这个过程显然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与科学的进步，促使人外在的生存方式发生根本的变革，以及人内在的能力结构出现极大的提升。同时，这个过程也有其政治领域的表达，即与臣民时代的告别和依附性人格的退场，这是“政治”与“人”的现代化，及其在政治文化中引起的深层变革，从而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对于探询和追究人类社会生活之普遍“正义”的政治哲学，当然要责无旁贷地去深入剖析这一历程中个人自由或个人自由权利得以觉醒的内在机理和总体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宇博士这部著作才显示出它特定的学术价值。这部著作以其宏大的历史视域、冷静的理论考察、严谨的逻辑推论、隽永的文字表达直视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探求中西方社会告别臣民时代的不同路径与道路差异，并以严谨的历史逻辑推演和现实境遇的探查，阐释了中国社会自身文明形态的特质，以及告别臣民时代的现代化进程，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独特性。
作者将政治哲学研究纳入到更为宏大的历史哲学视野中，确立了“自由本性→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国家与社会”这一总体性阐释框架。这是这本著作的一大特色。作者认为，与臣民时代的告别，亦即人类社会生活的变迁与民众政治地位的提升，奠基于自身的自由本性，是人的自由意志的觉醒。它必然要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社会与国家相互纠葛的悖论中，寻求一种能够化解矛盾的深层哲学解释模式。这种化解，不是哲学工作者寻求精神上的自我慰藉，而是自觉地意识到，人类独特的自由本性原本就是生产方式与政治生活变革的内在动力机制，它曾经被传统社会的政治迷雾所遮蔽，但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它必然要通过自身的创造性活动摆脱异己性束缚。这不仅表现为人在自然中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更表现为个体在社会中的独立空间不断扩展，表现为个体生存品质的深化与政治地位的提升。这种基于人性根基的政治生活与个人自由权利的觉醒有其内在的驱动力与必然性，是不可阻挡的“天下大势”。
然而，个人总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而非脱离社会的孤立的个体。个体与他人的共在，一方面要求自由最终要体现在每一位个体身上，同时又要求从人类自由本性之中内生出以维护个人自由为目的的社会秩序。臣民时代的告别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社会秩序的转型，作者将其形象地类比为“蛇皮”与“蛇身”的关系。“蛇皮”既为“蛇身”之必须，是其成长的保障，一旦“蛇皮”陷入陈旧，则必然成为“蛇身”进一步生长的阻碍，以致必须退去自身形成新的“蛇皮”，才能促进“蛇身”的继续生长。传统社会因其狭隘的自然经济形态，致使个体自由与权利尚不具有独立形态，社会秩序亦以权力为主导，呈现出依附性、等级性与封闭性的特质；现代文明则以其广阔的市场经济形态，表现为以权利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呈现出自主性、平等性与开放性的特征。因此，社会秩序既是个人自由的定在，同时也是对没有规定性的抽象自由的制约和限制。这样，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就形成了相互扬弃、彼此推进的互动关系。这个关系也可以归结为权利与权力的相互纠葛，及其在历史语境的社会形态表达，它通过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推动着政治生活与个体人格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观之，整个人类政治生活的现代化进程，其实质就是自由形态从“群体自由”向“个体自由”的转变；社会秩序从“以权力为主导”向“以权利为主导”的转变；结构形态从“国家与社会合一”向“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转变；生存方式从“人身依附”向“独立自主”的转变。这种深层的历史透视使作者抛开了繁复的历史细节，以直奔本质的总体性视域，昭示出人类政治生活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路径与内在机理，呈现出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的重要特征。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色在于，它更以中西方文明形态的重大差异，从根源上揭示了二者告别臣民社会的不同路径。如果说西方社会表现为“传承”的进路，中国社会则凸显出“构建”的勇气，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西方社会由于“支离破碎”的地理形态与商品经济的生存抉择，致使其文明形态表现出“小板块”、“异质性”、“多元化”的重要特征，以致在众多自治城邦之间和各种不同势力的相互竞争中，形成了动态而不稳定的社会结构，致使西方社会即便在“以权力为主导”的传统时代，都存在着异质性的契约关系和多元化的权力结构。正是这种牢固的契约关系和异质性、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与权力结构，才使西方封建社会孕育出自身的否定性因素，即随着自治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近代的市民阶层与市民社会，使整个演进过程呈现为鲜明的自然“传承”特质。中国社会则与之不同，封闭的内陆型地理结构与早熟的农业文明，使之呈现为“大板块”、“同质性”、“一元化”的文明形态与社会结构，过早地形成了“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儒家文化”相互耦合的“超稳定结构”。不仅王权—官僚系统、士大夫—士绅阶层、宗法血缘家族借助于儒生集团的黏合，形成了上中下三个层级的一体化社会结构，王权亦通过官权、绅权、族权、父权的衔接得到有效的延伸。这种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与一元化的权力结构，致使王权专制主义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严重缺乏权利、契约、法治等对于催生现代社会来说必不可少的文化基因，至于异质的社会结构与独立的个人自由，更是难以找到任何生长的空间。在这种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下，政治生活的现代化路径，亦即告别臣民时代的道路便只能是从无到有的“构建”。
以上，作者对两种文明形态的深层比较已经清晰地表明，中国道路自身的特殊性是由于其文明形态的独特性所造就的，任何盲目的照搬抑或简单的移植都将是虚妄而无功的，只能深入到中国历史传统与文化土壤之中，去探索创造与构建之途才是现实可行的。这同时也意味着，这种总体性的方法与视域之于政治现代化路径的昭示，便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理论直观的片面性，进而以更为全面而理性的方式和视角直面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问题。
本书的作者刘宇博士是陈晏清先生的亲传弟子。陈先生年迈有恙，托我为这本书作序。实际上，刘宇博士在读博之前，早已为我所熟识。他勤奋好学、治学严谨、谦逊质朴、勇于开拓，学术视野宽阔，善于对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辨析。这本书是他攻博期间殚精竭虑、刻苦钻研而写成的博士论文。他曾自谦此书只是一部“常识”之作，虽为之通宵达旦、呕心沥血，依然显得不够“完善”。在我看来，这本书所关涉的问题难度较大，所涉之领域也十分广泛，因而有不少问题确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但作为一家之言，我认为本书仍不失为这一领域的力作，它必将引发学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推进。尤为可贵的是，这还是一部寓激情于理性的优秀著作，其中寄托了作者的学术情怀与哲学诠释。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哲学这种对人类整体生活加以反思的理性力量却决不会因为政治领域的敏感而收藏起锐利的解剖刀，它必定会对政治这一人类极其重要的活动领域投射理性之光，对其进行清理、批判与反思，绝不允许谬误与荒诞在阴暗的角落里危害人类的幸福。因此，哲学理论工作者理应铭记马克思的激励期许之语，‘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作为他的老师，我见证了他对于学术的执着，见证了他努力和成长的过程，也为他的著作即将出版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祝愿刘宇博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书写更高、更深的哲学篇章。
阎孟伟
2017年11月18日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