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意象与意境、典型三者的关系
顾祖钊认为，人类从古至今创造的艺术至境的基本形态，只有三种，这就是意象、意境和典型。他说：“客观表现型艺术追求的是意境创造；主观表现型艺术追求的是审美意象（意象又分象征意象和浪漫意象两种）；再现型艺术追求的是典型。三者鼎足而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人类创造的艺术至境。”[8]由于审美者的需要各有所偏重，艺术作品也必然会出现不同的类型，以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塑造典型形象的艺术作品可以满足人们认识社会生活的需要；意境美的艺术作品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慰藉心灵；意象型艺术可以让人驰骋想象，思考哲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艺术是为了满足于人们的智意情三种不同审美心理需要而产生的艺术至境形态。典型、意境、意象这三者都是中外艺术史上出现的艺术现象和理论形态，轻视了任何一方都不能成为完整的艺术理论。
在20世纪50年代，李泽厚就曾提出了意境与典型都是比艺术形象更高一级的美学范畴的理论。他认为诗画中的意境和小说戏剧中的典型，是美学中“平行相等的两个基本范畴”。此时他还没有认识到“意象”也是与“意境”“典型”同为相并列的美学范畴。三者既相互联系，又各有所司。意境在中国田园诗和山水画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小说和戏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常常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例如，外国小说和戏剧中的典型人物，像堂·吉诃德、玛格丽特、高老头、奧勃洛摩夫、安娜·卡列尼娜、保尔·柯察金、哈姆雷特、达尔丢夫、阿巴贡、娜拉等，中国小说和戏剧中的典型人物，像曹操、刘备、诸葛亮、宋江、李逵、阿Q、祥林嫂、窦娥、杜丽娘等，这些都是中外艺术宝库中的典型形象，他们无不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特征。然而，许多人大谈《变形记》中的艺术形象格里高尔、《西游记》中的孙捂空、猪八戒是典型形象，那么他们的典型个性是什么？难道变成虫以后的“虫性”也能称着“个性”吗？孙悟空、猪八戒在小说中突出描写的是他们的“猴性”和“猪性”，难道这也算是典型个性吗？有些人一面说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又一面说格里高尔、孙悟空、猪八戒是典型形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们的“虫性”“猴性”“猪性”与“共性”之间又是如何能统一的呢？再者，若问孙悟空性格的典型环境是什么？难道他腾云驾雾、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经常来往于“天宫”“龙王殿”“阴曹地府”之间，与诸神鬼怪共处一堂，神气灵光大放异彩，这能说是典型环境吗？当然不是。这些具有象征或浪漫意义的艺术形象只能用意象来概括他们。
从根本上讲，意象的本质在于“意”，不论是象征意象还是浪漫意象，这个“象”不过是思想的载体，形象本身并不能决定意象的本质。如《变形记》中的大甲虫，这一艺术形象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表意之象”，即“意象”。这种意象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可以称为象征意象。有人解释说，这只大甲虫肚子上的甲壳象征着腹背受敌，腿多而细象征着格里高尔忠于职守，疲于奔命，腿都跑细了，恨不得长上无数条腿。这种象征的暗示性是在不言中达到的。像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等，这些都是现实生活中不曾有的，而是人们通过想象虚构的。虽然他们不是对现实对象的再现，却都是人们对现实对象想象或幻想的反映，都是根据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些都是具有浪漫意义的意象。
意象与意境、典型三者之间还在于创作目的的差异，虽然意象与意境都偏于主观方面，但创造偏于意境的艺术其目的主要是抒情，浪漫意象也有抒情的特点，但象征意象则往往借助一个神秘或荒诞的形式来揭示某些现实，具有深奥玄秘的哲理意义。意境以造境高远为追求，它的表现形态为“虚象”或“超以象外”的无定性之象，皆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意象所追求的是“象外之象”，它以解不完、猜不透的内涵为引力，让人们求解不止。典型表现为一种“实象”，其客观多于主观。
关于意境与意象两者之间的关系，敏泽先生指出：“‘意象’与‘意境’有相同的方面，都要求审美主体之情与审美客体之物水乳交融：心与物共，意与境浑；都要求意余于象，咫尺万里，但它们之间的内涵又是不同的。意境的美学概念，要求的是通过具体、形象化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能够把接受者导入无限想象空间的艺术化境。‘意象’的美学范畴虽也具有这方面的意义，但它重点探讨的是‘意’与‘象’二者的关系。有意境的作品，必然具有优美的意象，但有意象的作品，未必是有优美意境的作品，二者有联系而又不属于同一范畴。”[9]
[1] 《意象艺术论纲》，《美术》1992年第1期。
[2] 关于这一问题，我曾在拙著《意象新释》一文中做了论述，该论文发表于《西北美术》2000年第4期。
[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页。
[4] [法]萨特：《想象心理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5] [美]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9、133页。
[6]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页注释。
[7] [德]黑格尔：《美学》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
[8] 顾祖钊：《艺术至境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6、47、102页。
[9] 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5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