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
李朝东教授：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同学，非常高兴我们欢聚一堂，举行西北师范大学哲学系和中和集团共同举办的西北师范大学哲学沙龙——中和论道，今天是第一场报告。
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需要理念的变化，而理念的变革需要思想来支撑，那么哲学，不管是中国的祖先还是西方的先哲，都给人类留下了一个共同的财富，它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能够仰望星空。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学校的领导，尤其是党委书记陈克恭同志，对学校的学术发展特别重视，几次跟我提到让我们的哲学在学校教育上，在启迪人的思想、开启学生心智方面，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大家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学校这段时间学术氛围的的确确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根据这样一个新的需要，我们哲学系的同人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刘永雷书记、王宗礼院长的支持下，准备发起这样一场学术活动，就是哲学沙龙。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和集团的老总洪涛同志，对我们这个活动给予的大力支持。洪总领导着中和集团，我在私下的场合经常说，他算是中产阶级。我在前几年曾经接待过一个澳大利亚的著名社会学家，他在做一个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调研，已经持续了十年，每年选三个城市，他四年前选择的城市之一就是兰州。和他合作的伙伴就是我们四年以前的政法学院，那时候政法学院有社会学系。在与古德曼教授交流的时候，他调查的主体就是中产阶级，我在和他讨论中产阶级的概念时，达成了一个共识：中产阶级有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热衷于教育事业。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说，洪总的的确确算是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它和有钱人是两个概念，和大企业家、大老板在概念上也有区别。在此我们非常感谢中和集团洪董事长的大力支持。
晚上我们一起吃了工作餐，也谈到了洪总的爷爷，他就是我们学校非常著名的大学者、民国时期的教授、西北师范大学的奠基性人物洪毅然老先生。我们每天早晨听到的、大家更熟悉的校歌，歌词作者就是洪总的父亲。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校长，现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的王嘉毅教授。还有我们的陈书记对这个活动的支持，今天他们亲临现场，给予我们很大的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希望不辜负领导们的关心和支持，把这个活动办好。
用哲学来启迪人的思想，我们共同探讨一些社会关心的话题。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报告请陈春文老师来给我们讲他的一本书，第一版叫《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我在读完这本书后，向很多的同事、同行和朋友推荐，这是我们中国哲学领域里非常有学术价值的一本书。也许几十年过去了，或者上百年过去了，他的书可能会成为我们理解哲学绕不开的必读书，或者参考书。后来这本书出第二版的时候增加了一些内容，名称也变成了《回到思的事情》。我们今天晚上请他作的报告，题目就是《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
顺便说一下，因为是学术沙龙，报告时间大概是50分钟，剩余一些时间我们还会请我校哲学系两位老师——张美宏博士和朱海斌博士做点评，点评结束以后，大家可以就陈老师在报告中提到的一些启示性的思想展开讨论，接下来我们欢迎陈老师。
陈春文：尊敬的嘉毅厅长、克恭书记，尊敬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今天受朝东教授的邀请，再次来到师大作学术交流。既是学术交流也是心灵感应，是思想共同体的一种共同表达。我和师大这么多年，因为朝东的关系，难舍难分。从我个人来讲，从来没有把师大的思想事业当作兰州大学以外的事。我跟朝东也讲过，我于1980年从山东考到兰州大学，然后留校任教，除了在德国的6年时间外，在兰州居住了将近30年。在这30年里，我的精神共同体的滋生因素，并不完全在兰大，很大一部分和朝东在师大的成长、他在师大的影响力和在师大范围内在教育上所做的杰出的贡献都有关联，可以说我跟朝东教授是惺惺相惜。抛弃一切世俗性的评价，作为一种精神事业的共同担当，我们在甘肃这样一个偏离改革开放主轴的地区，没有降低精神高度，我们还在人类水平上进行精神探索。所以每次来到师大，都会与朝东在私下一再表白，我们没有把自己当外人，因为答辩的时候刚讲过，朝东这次又命我来讲，我说没问题，我星期一没有课，今天的时间是朝东教授指定的、题目是朝东教授指定的，所以我今天等于给各位领导、老师、同学做一个命题作文，就讲一讲《栖居在思想的密林中》的一些思想。
坦率地讲，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在讲解自己的书的问题上，任何谨慎做学问的人都应该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但是既然朝东教授把这本书看得这么重，却之则不恭。我每次来都是讲马丁·海德格尔，因为这是一个千年不朽的思想家。大家知道20世纪，在世界思想界影响最大、最持续、最深刻的还是马丁·海德格尔。我之所以热衷讲马丁·海德格尔，就是因为，我还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东西，我还可以在思想的路途中继续推进。所以说不是为了讲海德格尔而讲海德格尔。今天既然是命题作文，那么我就很惭愧地、很羞涩地、很不好意思地把这个思路做一点思想的阐述。在我们哲学界，真正的哲学是要追求纯粹的思想，越纯粹的思想就越可能持续，越能在人类的天平上具有千年坐标的价值，但是既然当今中国对思想的渴望和呼吁十分强烈，朝东教授又给我指定这个命题作文，我就做一次命题作文。不合适的地方请各位领导、老师、同学原谅。
今天我就利用有限的一点时间，讲一讲这本书的导言部分，导言部分也讲不完，但是思想的好处就是始终在路上，它是一个路途中的事。在思想的问题上从来没有结论，所以思想才具有魅力。在导言这一部分，有一段我自己的题字，叫“思想具有上浮的本能，你必须把它压住，让它学会下降，下降到幽暗中，因为幽暗的居住者，辖摄着世界的疆域。”这首先是对思想做了一个判断，思想具有上浮的本能，不是你可以让思想上浮，而是思想本身就可以在这个逻辑演绎里面不断地上浮，就是说越来越肤浅，从纯粹的思想到对象化的思想，到对象与对象之间联系的思想，再到联系与联系普遍的升华，即所谓普遍联系的思想。我说上浮的本能就是越来越浮，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浅显化，因为你只有浅显化才可以让大众理解。你追求对象的可理解性，每一个对象的可理解性都要基于它自身的条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域，你超出他的意识域，就和他的世界无关了，他就无法理解你了，也建立不了理解的因果链条。所以这个思想的东西越演绎就越肤浅，越和大众结合在一起，如果你追求纯粹的思想，你就不能走上升的路线，而要走下沉的路线；如果你要追求改造世界的想法，像卡尔·马克思所讲，就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如果思想要转变成为一种批判的武器，那么你结合的大众越多，你的思想的作用力就越大，你的影响面就越大。就我个人来讲，就是力求思想越来越纯粹，只有思想越来越纯粹，你才是在人类水平的思想，超出了你的国籍，超出了你的民族、国家；你是在人类水平上，就是你的认知到底能达到什么程度，能不能推及人的理性的界限、边界上，在人类这个作用范围内，整体去看思想事业有了多大进展。
20世纪除了马丁·海德格尔外，另一个伟大思想家叫Ludwig Wittgenstein，我们翻译成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有一个自身的哲学经验，就是哲学不能强求，哲学就是把语言的转向推向极致。当他推向极致的时候，说不下去的时候，就不说了，就沉默了，他沉默的地方就是当下思想或者某一个哲学家所走的一条特定的思想道路，或者是他把某一个特定的思想道路推向极限、极致的道路，到此为止再推进不了了，以后的事情就由后人去推进，到我这里我说不下去了，我就打住了，这就是我这个哲学家的限度。我认为这是诚实，这是真正的在哲学里面思想到了思想的事情的人。
“因为幽暗的居住者，辖摄着世界的疆域”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在希腊的哲学传统里，这种思想的肇始，起源于尼采意义上的两种符号，一种是Apollo（阿波罗），一种是Dionysus（狄奥尼索斯）。Apollo中文翻译为太阳神，Dionysus被翻译成酒神。酒神象征的就是思想幽暗的一面，太阳神象征的就是可以把幽暗的东西澄清为光明的、几何的，理性加以阐释和表述的东西，能说清楚的东西。这个说清楚的东西在西方的概念里面叫作Aussage，就是逻辑上所讲的那个命题，陈述性语言，就是能说的我都说清楚，说不清楚的我就不说：如果我知道A是B，B是C，那我就知道A一定是C，这是我能说清楚的；如果我不清楚A是B，同样不清楚B是C，我无法判断A是否是C，我就不说了，就说不下去了，那就是Aussage。Apollo光明神就是把这种幽暗在精神上进行比附。比如说人，在人这个层次上，可以理解为本能的一面，你也可以把Apollo神作为一种经验的比附，把他理解为理性的一面，就是我可以判断、可以操控、可以自主掌握的那一部分。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人这一生，成长的关键节点，很多东西你还没有想清楚，你的本能就已经驱使你迈出步伐了，当你第一只脚迈出去的时候，第二只脚也基于本能就尾随上来了。也就是说，你还不知道干什么，你的意志、你的本能、你的幽暗的力量，已经推动着你如此这般地去做了、去决定了、去决断了。然后你再根据这个决定和决断去评价你的利弊得失、应不应该，才会衍生一些价值符号的问题。所以真正操控你的是幽暗的一部分，就是还没有被理性充分透视的那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始终是有限的，是对无限幽暗的有限折射，并把这种折射进行图形的转化、进行刚性知识的构造。从幽暗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伟大人物，心灵当中都有他自由的创伤、他的苦闷、他的狂风暴雨、他的不可驾驭。这些东西其他人是无从判断的，就他自己困在自己的坐标里面，哪些东西属于得失、哪些东西属于所为、哪些东西属于不所为而又不得不为，就涉及一个伟人，在他的尺度里面，那些不透明的东西、无法折射成知识性的东西，才是命运意义上的东西。正因为伟人思考命运意义上的思想，所以他才是伟人，超出了一切常识的解释，显得与众不同。简单地说，伟人思考“人的命运”这类永恒的命题，这是我在这一章的演讲主题。
“人栖身于世界，并使世界成为问题，成为人的问题。”在这三个句子里面，涉及三个关键词，一个是“人”，一个是“世界”，一个是“成为”，这个“成为”就是人和世界怎么发生关系。人栖身于世界，这是一个既成的世界，比如我们在汉语里面理解的世界的意思是前世、现世和来世。在前世、现世、来世的边界点上，就是所谓构成的“世界”了，这些边际条件所包围的这一段，我们把它理解为“世界”。那么在西方，人栖身于世界，它的意思是，神造世界，上帝第一天造了什么，第二天造了什么……第五天造了什么，一步一步推演出来，这也是一个命题，它不论证这个命题，但它告诉你，造了什么。世界这个词，德文是der Welt，它指的就是基督教里的世界、神造世界的秩序里、神赋予人边界以内的东西，这就是你的世界。在你的世界里面，你可作为的，就是无限偿还你的原罪。人是带着罪恶来的，你的边界就是你偿还罪恶的边界，所以这些基督教徒们就无穷无尽地去偿还自己的罪恶。这就是为什么有了那么多的虔诚，以虔诚本身为崇高使命，不是为了什么外在的目的、外在的目标。“世界”这个词本身就是从基督教来的，但是在西方，世界这个词是古希腊哲学界定的，也就是说，der Welt这个词是古希腊人的神的涌现（弗西斯），神的涌现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做了一个人语自主言说的系统性了断，就是以前人是通过神来涌现，怎么来涌现？所以出现了一个天使的概念，所谓天使就是用来传达神的声音的，怎么做才能保障神的声音在传达的时候不走样，既不添加也不减少、不减弱，这就需要逻辑、需要同一律来保障。这样才能使神的声音和人的声音可以翻译、可以互译，在翻译互译里面不走样、不丢失。那么这个系统性了断之后，亚里士多德就把弗西斯这种物的涌现、一个纯物的东西，转化成物理的概念，也就是说他要给物套上一个理型，就像给地球安装了一个经纬仪，某船在海上出事了，我们通过经纬仪，马上可以找到这个地方。给物赋予一个理型，就意味着把物解释到人的解释性关系当中，我要赋予你什么东西，我要从你那里获取什么东西，获取方位、获取坐标、获取属性、获取性能，等等。亚里士多德系统地完成了这个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西方，人们说亚里士多德是不朽的。有的人也说亚里士多德是个世界人，是因为世界本身就是照着亚里士多德的样式阐发出来的，世界之为世界的样式的提供者是亚里士多德，你所获取的这个世界概念和世界图像，恰恰是亚里士多德给你指明的道路和方向，你在这个道路和方向上获取他让你去获取的东西，你绝对获取不了他不让你获取的东西。
所以我说人栖身于世界，在西方是有这么两层意思在里面。一层意思是希腊神话所描述的神言传给人的世界；一层意思是希腊哲学探究的理型化的物的世界，即“存在”的世界。后来西方的神学，实际上就是用古希腊人的哲学，就是我所说的把物赋予为物理，搞一个理型化的物，衍生的存在概念、存在属性，加上逻辑，反过来再用这些东西去消化、去格式化希伯来的宗教思想，然后把希伯来这种信仰的东西转化成一种哲学，可论证的东西，形成了神学。所以大家知道神学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又支配了西方人怎么解释世界，怎么构造世界，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栖身于世界，并使世界成为问题，成为人的问题。”就是人把规定了世界之后的东西，解释到人的需要上来，就是人类的概念从功能、性质、属性的角度来讲，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让人得以安顿，保证它是对我有用的。比如我们的生存功能，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报告厅里面，任何一栋大楼都是密集的原理的集合。再比如电的原理，你要理解电的原理，就要理解麦克斯韦尔方程、就要理解电质学，然后你要从物里面取电和磁的属性出来，怎么变成电流、电压的概念，然后转化成可控制的电的功能，最后支撑这样一个文明的体系。我们建的大楼里面，楼层很高，靠人力搞不了，要有塔吊。晚上看书我们要有灯，在电的原理上，形成了虚拟世界——电脑。这种一层一层原理密集，都是对物的功能的集成和索取，正因为它对物的功能的集成和索取有用，所以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意志，才集约地发展起来，而且势不可减。
这样一来，它就成为人的问题，就是人怎么规定，要把人自身放在一个物理属性的可阐发当中。我今天讲的这个东西已经一点儿也不困难了，因为在近代事业里，大家很容易对人进行近代物理世界的还原，人是个动物，然后对动物进行有机世界还原，之后有机世界对应无机世界。对于人我们很容易基于物理学把它转化成生物学，生物学转化成生理学，然后再到心理学，对人的意识进行分层分析，潜意识、自我意识，或者无意识，逐级分层，实际上就是把人放到了一个属性化的物里面去，变成一个物理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现在也安于在这个格式里面去解释人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它成为人的问题。
“什么人栖身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要看他怎么样理解人，怎么样理解世界。”世界在中文里面很清楚，就是前世、现世、来世。各个世之间的界限，在基督教世界里，就是神造秩序，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在希腊的物理世界里，就是物理世界是怎么回事。所以，什么人栖身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要看他怎样理解人，怎样理解世界。
借用前面的话说就是，人之为人不是一个定论，它是一个发问的角度，是一个坐标的摆放问题。理论上我们可以设想一个纵向坐标是无穷无尽的，它可以切n+1个层面。那么在切出来的这些层面里，理论上也同样可以假设每一个层面理念上都有360个角度，每一个角度都可以安顿人对自我解释的某种特征主张。那么问题就来了，你凭什么用你自己那1/360的某一个特殊角度排除其他359个角度？这我还是仅从单一的切除的某一个角度来看，那么从纵向角度来讲，它实质上是n+1个平面，那它的角度立场就太多了。
到底怎么理解人？这个“人”本身就是悬置的，不是一个定论。怎么安顿人，怎么寻找理解人的坐标，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从什么层次去发问？在我们哲学上很讲究一个问题作为问题何以成立，在什么意义上它构成了一个问题，这个要仔细检查它的假设性前提。就是说我可以指定一个坐标，但是这个坐标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构成一个坐标，在这个坐标里边可以参照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在这个坐标里边找到了方位或者失去了方位？这个是要追问的。所以我说你要看他怎样理解人，怎样理解世界。
从人的角度来讲，从神创论的世界里面理解的人是一种给予性关系。在希腊人的理解中，它是一种阐发性关系；在中国，人是一种宗法性关系。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什么实质性改变，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责任、担当，从它最本原的地方来讲，也就是最能撩拨他心弦的那部分，还是宗法关系赋予他的社会群落。比如说他的亲戚得病了，他的孩子结婚了，或者战友什么的有个什么事，最能够显示出他的责任感，是其义不容辞地必须要做出反应的那一部分，是他宗法关系赋予他的那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公共空间要求他去做的那一部分，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传承的一种世界。你说祖宗给定也好，说汉语言世界所赋予的东西也好，这个事实终归是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同样在讲世界，在世界这个名词下所阐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西方也一样，我们从人文主义、从人道主义、从人类主义或者从现代主义切入，马克思主义从各个主义切入。马克思主义讲，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你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排除了人同时还是一个自然关系的总和，还是一个信仰关系的总和。你也是取了一个界定人的特定角度。如果我们做未知领域的判断是可以的，但如果做事实分析，我必须把我一个命题的假设性前提摆出来。我只要论证了你的前提是可靠的，论证的渠道是正确的，你的结论我是不怀疑的。但是如果说你不给我交代你某一个命题的前提性假设，我无法排查你这个前提是对还是错，能成立还是不能成立，那么这个命题作为科学命题的含量的价值就大幅度下降。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也一样。我在讲视频课的时候，对欧洲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也做了深层次的讨论，有兴趣的同学、老师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就使人之为人，世界之为世界，处于无法穷尽的严肃要求中，而且这些要求常常是在不能照面的情况下相互打量着。”我刚才做了一些不完全列举，很有随机性。但是即便这些不完全地列举，比如世界的不同的解释，不同的来源，人的各种定义交代、非定义交代，这些东西从我们做学问，从我们追求真理的这种事实辨析的角度来讲，每一条路径都够我们做一辈子，都不一定做得很完美。我们能不能把一条定义和这条定义规定的那条思想道路追到穷尽，达到极限？一个哲学家穷其一生不见得能做到，很可能走到半途就停止了。所以我说它就是处在一个无法穷尽的严肃要求中，而且很多情况下它是通过坐标转换的。一个人可能偷偷地进行了坐标转换，比如说在讨论文学的时候。因为我还是省上的文学评论家协会的主席，我和甘肃省的这些搞文学创作的人比较熟悉，跟他们探讨也比较多。我就老讲，一个走文学道路的人，如果他从诗人做起，即便他不是一个最棒的诗人，一个最优秀的诗人，他如果从诗人转变到去写散文，他的散文一定不会写得太差。等到有一天，比如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了，觉得自己写散文的这种节奏、这种张力也不行了，他去写小说，他的小说也不会写得太差。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是个写小说出身的，这个就麻烦了。有的人只认识几个汉字，就觉得可以去写小说了，没有任何思想的诉求，没有任何人性的痛苦挣扎，没有任何批判坐标的转换，只是情绪的发泄，等过了青春期，这种挥霍过了以后，生命不支撑了，这种小说也写不下去了。然后说我小说写不好了，我写个散文吧，没戏！你对散文的这种节奏，它的一张一弛的这种语言思想的边界，没有任何的感知，你怎么可能写好散文呢？然后说我散文写不好，我到老年要成为一个很杰出的诗人，这更不可假设。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不可逆的。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假设这种无穷无尽是语言所要求的，比如我们汉语言思想界，里边我们所命名的一些思想在什么意义上是可穷尽的，可以推到极限的。你要没有一个外在的参考坐标，你在这个坐标内部，比如说我们只在汉语里边转来转去，你不懂外文，你推开外文这扇窗，你才发现英语的文学、英语的思想，德语的文学、德语的思想，法语的文学、法语的思想就是和汉语的世界不一样。你推不开这扇窗户就不知道那扇窗户、那个世界它安顿自己的方式到底是什么。你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那都是推测、是猜测，你不能见证它，你不在它当中，就是这扇窗你没有推开，你是道听途说。所以我说这些要求常常是在不能照面的情况下相互答辩的，就是你猜测我，我猜测你。我们用的字是同一个字，用的句子甚至是同一个句子，但是我们理解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本身思想的坐标就是处在不同的世界当中，只是证明我们都在说汉语，仅此而已。这就导致了很多的歧义性，而且这种歧义性也越来越上浮。
“在人的言说中，说得最多的是人，但最陌生的也是人，而且，说得越多越陌生。”我们经常会面临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很多假设是理所当然的。比如我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在人的言说中说得最多的是人，但最陌生的也是人，我在上课的时候也说，在思想上可能很多人就开始不服了，难道你不是人吗？难道他不是人吗？难道我不是人吗？我们印象当中大家都是人，但是人之为人到底是什么，他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来的，没有人说得清楚。他只是根据我的印象，假设我们是共同的，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他也是人，但是人之为人的论证这一部分跟我无关。那么支持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类学的假定，这个人类学的假定在近代科学里边就是人和猴子相区分，只要猴子进化到类人猿，类人猿再进行一个社会层次的假设，比如说掌握了工具，掌握了语言，或者掌握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用这些东西去排斥其他动物，认为他没有掌握这种语言，其实不见得。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处在假设之中的，我们只是不去考问这些假设，我们不去追问这些假设在什么意义上构成假设，这个假设怎么就出来了，是什么东西支撑它让成了一个假设，我们就不再追问了，然后我们就停留在常识层面。常识层面就是我的意见，你也是人，他也是人，我也是人，大家都是人，都一样。这就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的类比越多，我们印象中的共识感越强，实际上我们彼此就越陌生，我们就越不能把对方作为个体差异来尊重。以陈春文举例：在社会关系里，我是一个教师；在家里，我是我孩子的父亲，是我母亲的儿子，是我妻子的丈夫。就是你给我的定义可以有千千万万个，可以无穷列举，但是你把所有的定义加在一起套在我身上，就组合不出来一个作为存在的陈春文。就是他之为他，你之为你的这个东西。不要说在社会运动中这是概念性很强的东西，即便在一个家庭里边有百分之百的遗传支撑的情况下，姊妹们兄弟们之间还是各自不能取代的。他就是他，她就是她，这个东西很重要。究其实质在于人把人放到了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上。我这一个句子里边出现了三个人：“人把人放到了一个其上只有人的平面上”，而这个人是没有经过定义追问的，是常识列举意义上的人。那么这种列举越频繁，我们对人的理解就越贫乏，越不识人之真面目。我们就习惯性地游荡于关于人的印象当中，而不是把他的生命作为存在的一种特定的现实的一种路径来尊重、来研究、来推定。这就使我们在思想上越来越贫乏，越来越麻木，看不见那些值得去思想的东西，这当然还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我们长期麻木于对一个一个的人的特殊性的尊重。任何科学命题实际上在得出一个普遍命题之前，真正重要的工作或者真正显示它功力的地方，就是下了多大工夫的地方，是它对差异的研究如何的准确。也就是说，能不能把某一个差异物摆到它所在的那个坐标里边，而不是越位，不是缺位，不是随便把它处理到一个不是它所在的坐标里面去，这是很能显示一个人的思想能力的地方。在这个平面上，左看是人，右看是人，上看是人，下看是人，但就是看不见人之为人的地基。这个我就不讲解了，前面都讲了，这里边关键是一个地基的问题，人之为人的地基原本是要在思想上看的。
我后边有一个句子就是什么是人，“从根本上讲，人是生命托付给思想的那个限度”。如果你压根没有思想，甚至也谈不到你把思想推到某种极致，你连思想都没有思想过。比如说我母亲今年83岁，对她那一代人来讲，在我山东老家，她没有祖国的概念，没有中华民国的概念。对她来讲，在她那个意识层面里边真实的概念是大辫子来了，就是清朝人来了；老毛子来了，那就是俄罗斯人来了；后边是八国联军来了；又说什么日本人来了，二鬼子来了；然后又说国军来了，什么八路来了。就是这些名词对她来讲是真的，是她经验可以见证范围内的，他们都是统治者，是支配者。但是你让她形成一个现代国家的概念，她没有能力形成这个东西，她不知道现代国家是怎么回事，主权国家的这个西方理论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延伸到中国的。她搞不清，这不是她的方位，你无法将这个方位强加给她，她按她的意思来组织她自身常识的要素，这个要素就是她自己的地基。她的地基替不了我，我也替不了她。就是说那个经验世界对她是真实的，主权国家、宪法国家这些个概念对她来讲是不真实的，不知道为何物。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她的地基，她无法去追逐这些东西。所以人之为人的地基原本是要在思想中看。
前些年美国的一位驻华武官叫科尔曼，他给美国总统提供了一个报告，报告的名字叫《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他的名字叫史蒂瓦伦提·科尔曼，看这个名字，猜他应该是个德裔，从德国迁移到美国去的，思想很深刻。给美国政府、总统出了个很阴毒的主意。最阴毒的就是他认为如果美国未来要在世界范围内居于统治地位，最好不要再和中国政府谈什么人权问题，就让他们去过那种无人权的生活。一谈人权问题就是三权分立，就是宪政，就是尊重个体，就是个人生命力的创造，然后这个民族的思想就活跃起来了。他举了个例子，邓小平的改革只是搞了一半，只搞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因为中间出了些波折来不及，年龄太大，无法搞下去。他说改革走了半步就让中国焕发了这么大的生机，短短几十年就可以构成美国的一个对等物，一个威胁。如果假以时日，就能把改革设想贯彻始终，也完成政治改革，那么21世纪就不可能属于美国了，只能属于中国。所以他很幸灾乐祸，很高兴这个改革能够半途而废，他不仅对中国有这个概念，他对日本、对朝鲜半岛、对越南都是这个概念。就是说黄种人（用近代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西方理论来看）是不配拥有思想的。而他们确实没有发生思想的事情，美国要统治世界，要保证在下一个世纪不出问题，最好让他们继续保持一种无思想状态。他说统治世界的不是意见，而是思想，是提供世界模型的人，是创造理念的人，而不是附和这些东西的人。说如果让中国人的思想再奄奄一息一百年，这个民族不用美国去竞争，他会自己消亡。他是六七年以前写的这个报告，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最多还有十年好日子过。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他的动机也是很阴险的。但是他抓住了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思想的问题。我这里也讲，人之为人的地基是在思想那里。
那么怎么证明一个人有没有思想呢？比如我可以拍脑门思想，一个想当然的思想——我认为如何如何这就叫思想，那不行。在希腊人看来，这叫意见。你认为不行，你何以这么认为，要提出根据来。这个根据我要经过逻辑的辨析，要经过统一命题的论证，看它是不是可以规约一个共同的假设。你提出了这个假设，我也同样可以假设，我沿着你的假设，你得出了结论，我也可以得出相对结论，是可重复的。我认为这才是知识，这是可信的一种思想的前提。但是真正的思想，我前面提过的，就是要尊重差异性。就是说张三的思想并不意味着就是李四的思想，李四的思想并不意味着就是王二麻子的思想。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时间的一支，都是时间的一朵灿烂之花。每一个人是不是基于他各自的天赋和秉性绽放了、灿烂了，尊重自己的秉性，把自己的道路按照自己的秉性绽放到极致，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大家想一想这个民族的创造性，这种源头活水的多样化，非常值得敬畏，非常令人期待。从国家竞争角度来讲，非常可怕。像我们这种国家，尤其如此。因为人口基数太大，如果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创造力源泉，那么这个民族源水汇到一起就是一个大海，一个大洋。
“要使地基进入视野，首先必须学会思想。”作为国人，我最忧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不尊重思想，也不知思想为何物，思想是不是需要训练。思想还有个体系，这个体系之为体系还依赖一个坐标。至于这个坐标，比如说在宇宙里边本来没有一个上下左右，我们要给它确定一个上下左右，然后好确定这个方位；有了这个方位以后就有坐标了；有了这个坐标以后，我们就可以确定自己的知识谱系；有了这个知识谱系我就可以问你是哪个主义的、我是哪个潮流的，然后分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在我们这个汉语言思想的传统里和当下的国民性里边，无思想是一个普遍的状态，这个是特别值得忧虑、特别可悲的一件事情。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科尔曼报告大家可能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迅速分成两大阵营。西方世界想围堵苏联的共产主义世界。“二战”以后美国派到苏联的第一任大使凯南同样也给美国总统写了个八千字的报告，重点分析了斯大林的性格、个人残缺、心理疾病，以及俄罗斯东正教特点、版图特点、国家特点、艺术和政治相交织的特点。就是这篇报告迫使美国政府开始搞冷战，搞西方价值观同盟。科尔曼的这个报告当时是写给布什总统的，布什总统马上就要卸任了，后来的这个奥巴马没有完全采纳，但是他搞亚洲再平衡，对中国不再强硬地推行人权主张，从西亚和西太平洋两头夹击中国。所有的这些实际脉络，都体现出科尔曼报告已经被美国政府部分采纳了，这就是思想者。他在中国待了十年就能提出对中国这么深刻的国情分析，并能形成一个影响美国战略的国策报告。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否对中国理解到这个程度。看看我们的方位，我们的坐标还差多少，有时候想想非常惭愧。所以说这个思想是世界布局的主导者，是格局的创造者，是命运的摆布者，摆布者不是意见，是思想。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长期处在思想贫瘠状态，这比任何东西都可怕。这就是今天师大搞这个活动的原因，克恭书记支持这个活动，也是很有眼光的。
从根本上说，人是生命托付给思想的一个限度，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你这个人是个植物人，整天躺在床上，你问他什么是人还有意义吗？他没有反应能力了。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忧心，有很多的苦恼，有很多的责任，就是因为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是能思想的。
不同层次的思想的人，你的责任担负，你的痛苦，你的困苦也处在不同的层次上。那么自身痛苦的人，就成了思想自身的担当者，这个担当者往往变成了沉默者。我在第二章引用了里尔克的几句诗，自己翻译了一下。他说：“存在所发生的，多于我们的经验，将来会擢取最辽远的事体，和我们内心的深重融为一体。”什么意思？存在所发生的，时间发生的，或者把存在和时间这两个字都拿掉，就是实际发生的。比如大家在学术交流，我在做报告的时候，全世界70亿人，有的人在睡觉，有的人在做工，有的人在吵架，有的人在吸毒，有的人在干这干那。同一个时间，同一秒内卡住，这70亿人的运行图，你无法进行统计，无法进行分类，无法进行全面的总结概括、全面的描述。我还只是说这70亿人在这一秒这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是定格在那里。那么还有其他的生命事件，其他的非生命事件也在时间的这一秒钟发生，这是无法完全描述的东西。可描述的东西都是非常有限的，都是经过分类整理可以提炼的东西。所以发生的东西远远多于我们的经验，而且我们的经验还有一个预设的前提，而发生是没有任何预设的，它就在发生着。和你用什么假设或者什么东西解释它没有任何关系。所以里尔克讲“将来会擢取最辽远的事体，和我们内心的深重融在一起。”
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反问的是，我们有多少人内心里边有深重的东西？多深呢，多重呢？看看现在我们这个民族，我刚才也提到，如果按文化形态来分，至少有罪感文化，有耻感文化，我们这个民族应该属于乐感文化，我们是找乐子的。我们知道什么是耻辱的东西，或者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在乎这些耻辱与不耻辱吗？我们有罪吗？中国人作为无神论者，没有几个人认为自己是有罪的，那么没有罪当然也就不存在偿罪的问题，就不存在那种偿罪的万里征途、坚韧不拔。那神圣何在？虔诚何在？我们为什么对待法律这么不虔诚？我们为什么对信誉如此的不虔诚？从文化形态来讲我们这是乐感文化，只要及时行乐。9月3日搞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抗战时期多少汉奸在给日本军国主义者引路，提供情报？更不用说大规模正规军投降，整编制成为伪军，他们的罪感何在？他们的耻感何在？还不是为了躲避风雨，不吃硬苦头，保护自己家族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这些东西怎么去穷尽它，怎么去思索它，我不做结论，大家去思考。所以我说，从根本上讲，人是生命托付给思想的限度。
如果大家都在乎思想，都思想过，都把自己不同天分的思想推到极致，至少每一个人有他自己思想担保内的事件，而不是说简单地被重复的那个事件。大家想一下我这个年龄段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大家举同样一个语录本，重复着同样的几句话，穿着同样的服装，干着同样的事情，这是违反常识的事情。如果说所有13亿人的思想都休克了，都不思想，都靠毛泽东老人家一个人来思想，他怎么能够决定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各自的命运？他怎么能实现各自命运的独自绽放？你只能依附于他的这种模式去绽放。如果所有国家，所有相关人的头脑都处在休克状态，我在这里说，世界是生命托付给思想的限度，大家不思想了，哪有世界呢？！这里边还会附带一些人格、尊严、文化的活力等一大堆问题，我就不再演绎了。
“思想有多深，人的经验就有多深；思想给出多少意义的理解，人的经验就有多少意义的关怀。如果压根就没有思想过，人就不会有使人成为人的问题；如果思想从未思到自己的限度，人就不能知道经验自己，只能在有关人的过渡状态上滑动。”思想有多深，人的经验就有多深，你也可以说思想有多宽，人的经验就有多宽，这是一个推理关系。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小学时候的同学关系，后来上了初中，有的同学不上了，过几年初中同学跟当年的小学同学无法对话了。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脱离了，他在他的世界里边，你在你的世界里边。后来又上了高中，又脱离一部分，有的人上了大学，又不能交流了。有的同样考了大学，甚至考上了同一所大学，学了不同的专业，过了几年之后也不能对话了。各自深陷在自己的意识当中，各自在自己的经验当中去阐释一切。所以你这个思想深度是什么，你的世界经验的深度就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去反推，我们不能指望或者要求所有人都能达到哲学家的这个思想的深度或者思想的宽度，是没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如果13亿人口，有1亿人是哲学家，这是很恐怖的事情，虽然它是不可能的。这个命题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提示？就是每个人他在他的世界当中，你的任务或者你的使命就在于把你的世界沿着你自己世界潜在的路径推到极致，这就是一个生命的完成，这个生命的完成就是时间一支的绽放。我们每个人就像天上的彗星一样一闪而过，你用什么来评价这个彗星的一闪？每个人的坐标是不一样的，要尊重这种不一样，理解这种不一样，但是一旦回到思想，一定要基于思想的事实来说话，不能用人的常规经验来说话，这是不容许的，因为这是一种非思想的发生。如果从来就没思想过，人就不会有使人成为人的问题，例如植物人虽拥有生命，却没有思想意识，在这个坐标中的所有纷扰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思想当然是人的思想，只是通过人的思想和关于人的思想根本不同，在关于人的思想中，人既是起点又是终点，起于人的假设，止于人的假设。”这里提出的思想当然是人的思想，如果没有人，思想本身就是不可假设的东西，但是区别在于，关于人的思想和通过人的思想，在关于人的思想里边，人就是主题，人就是宰制者，就是制定者，人就是法官，就是康德意义上对世界立法的人。如果说在思想层面上是一个通过者，人是所有思想可通过的一种渠道。例如黑格尔讲的绝对精神，绝对精神在他的思想里是一个实体，人和人的复合表述人类只是绝对精神的通过者。如果说把人对人的理解放在一个“关于”的水平上，就是人关于人，起点是人终点还是人。在语言问题上我们可以说语言是工具，但语言真的是工具吗？如果没有学外语，只说汉语，世界就是我们世界的边界，汉语让我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汉语容许我们思想到哪些问题我们就只能思想到哪些问题，绝对超不出汉语的思想边界。一篇文章怎么样才算最好？要先定标准，将这个标准实行到底才能进行评价，但在思想的境界里什么样的文章才是最完美的文章？汉语言到底能把我们烘托到什么程度？这是无穷尽的东西，所以语言不是工具，它是给予者，是设定者。当我只会汉语时，我只能在汉语的边界里思考，我超不出这个边界，这就是命运。如果你这样理解，你就已经是汉语的通过者，而还不自知自己事实上只能作为汉语的通过者，因为你不可能成为其他语言的通过者，也没有能力反过来界定汉语是什么，因为你本身的存在性都在汉语的规定当中，犹如被盖在锅里的蚂蚁一般，永远不能超越锅和锅盖之间的边界，只能在锅里反复，却没有进步。所以关键要区分关于人的思想还是通过人的思想。我是主张要通过人的思想，人是作为通过者，作为媒介，而不是极限，人不是终极设定者，终将会在时间的河流中毁灭。“在关于人的思想中，人既是起点又是终点，起于人的假设，止于人的假设”，在“关于”这个尺度中，人本身就是个假设物。比如我对朝东教授的评价并不重要，我不能代替他去生活，每个人都实现自己时间上的一支。作为老师对一个盲从的学生进行赞美，如果该学生对老师的赞美很赞同，就意味着这位同学和他的人格在不知不觉中被老师所掠夺，直到他成为老师事业里非常完美的人，成为老师完全的人格复制，同时生命的创造性也就窒息了，人也就不是人自己了。在所有的“关于”里边都存在这个问题，但如果人作为一个通过者，比如朝东教授把陈春文当成思想事业的通过者，或者陈春文把朝东教授当成思想事业的通过者，我们都是思想事业的一部分。假如都在思想生命的时间性问题，或者都在思想某一个集体话语作为中国人的问题，作为人类中心主义一分子的问题，或者作为一个知识网格里的一个定义的节点的问题，作为通过者就非常有意义了。当我把他作为通过者的时候，事实上我也吸纳了他的经验，成为我思想经验的一部分，我的人格就扩大了，我的思想经验的边界就被推得更远了。
“在通过人的假设中，人既是假设者又是被假设者。”在语言上我们的汉语是韵汉语，不是语法语言，我认为语言哲学并不是20世纪的新发明、新创造。我们讲哲学的希腊性，因为古希腊人初始对哲学的定义就是分析的，他对语言进行分析，对句法功能进行分析，对语素的提炼分析，就像医学对人的身体解剖，提炼功能的要素，哲学在西方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并不是什么稀奇的创造。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谈哲学，最多就是重复希腊人所给予的并且已经重复实现的哲学道路。但是希腊人所提出的“被”怎么样的被动语态是我们汉语里所缺乏的，所以“被给予”“被生成”“被创造”，这些“被怎么样”在中国的汉语思想界里就很难理解，但在西方思想界里却是常识的一部分，是它思想路线里一条固有的路径。人既是假设者又是被假设者，只有放在一个被假设当中，才会发现人也是一种生成性的东西，被一种更广阔的尺度要求着。正因如此，人才可以做生理学还原、生物学还原、宇宙学还原，如果在汉语言思想中就只能做宗法的还原。
李朝东：下面请两位博士做点评。张美宏老师是中国哲学的教授，海斌是外国哲学的博士，我们从中西这两个哲学的角度请两位博士对陈春文教授的讲演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张美宏：陈书记、各位同道、各位同学，今天我做的评价也可以说是一种引申。陈春文老师从一开始就讲到了思想，不要让思想上浮，要让它下沉，就哲学家来讲，这就涉及保持思想的纯粹性。不能够上浮陷入流俗之中，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哲学使命的问题。陈老师是就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两位哲学家的路线来讲，这两位恰恰是不同的面向，一位是现象学的面向，一位是分析哲学的面向，两位奠定了20世纪世界哲学的格局。但两者的不同在哪呢？现象学提问的方式非常好，海德格尔思考问题的方式很特别，我们看到类似于海德格尔的话“人栖身于世界，使世界成为人的问题”，但到后期他喜欢讲诗思同源、诗化等，最后成为文学家了，哲学最后进入“玄”的领域、诗化的领域，但分析哲学对这个很不以为然，下面我对分析哲学的维特根斯坦的思路来解析一下。哲学家的使命是要压住思想的上浮，守住哲学的本分。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逻辑哲学论》里讲到，哲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项活动，是使不清楚的尽量清楚。他把哲学外化，外化在一切学科之中，作为众多学科的基础，是限定语法的，要把道理讲清楚，这就是哲学的本分，是最基本的要求。那我们就按把问题讲清楚的方式来把陈老师讲的问题逐个分析一下：
①“人栖身于世界，使世界成为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完全是分析哲学的问题，我结合中国哲学的角度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个问题让我很容易想到中国宋代的哲学流派“心学”，心学家陆象山和后面的“高峰”王阳明，这两人讲“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王阳明有这样一个命题：“天下无心外之物”，我就用中国式的方法对两位哲学家进行解读。怎样理解宇宙与“我”的关系？在中国的心学体系中，每一个“我”都是一个“大我”，这个“大我”在还原的基础之上就是每一个个体具有的“小我”。讨论宇宙的问题首先是宇宙向我们呈现：没有人，世界就成为没有意义的存在。所以世界是人的世界，是每一个人的世界，人与人之间个体的交往也是一个世界向我们敞开的过程，在这个基础上，没有了人也就没有了所谓的认知；没有了认知，世界的问题就无从谈起，人谈论的是向所有人普遍敞开的世界。
②谈到这就一定要谈到对世界的理解。陈老师刚才讲到了世界有前世、今世、来世，这种理解在我们的佛教传统中叫三世，从理性分析的角度看只可能有今世，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也是有问题的。先从理性角度看，当我们讨论前世和来世的时候表示我们在现世讨论问题，它们三者之间的边界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和出生的问题。在西语中，死亡这个词是瞬间动词，不可延续，所以不能说正在出生或死亡，我们讨论的前世和来世都不在我们出生和死亡的这段区间，在两点之间不可能理解到两点以外的问题，这本身是超验的思辨，从分析的角度看，这个不能跨越；从理性的角度看，有一种态度叫做沉默，保持一种无知，那个地界线不跨越，这是一种智慧的态度。但也带来了问题，在传统哲学史上出现两种气象，一种是狭隘的唯物论，一种是极端的唯理论。唯理论者认为我们现世不能证明前世和来世，唯物论者认为这个事情不能证明，这个事就是虚假的，但他们遵循的都是知性逻辑。理性的角度就是不跨越，保持无知，是一种智慧的态度。
从语言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在后面的哲学研究中讲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来世、上帝这样的概念呢？它们恰恰来自我们对语言的误用。维特根斯坦用甲壳虫的例子说明，上帝这个概念的使用就像甲壳虫的使用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分析语言。哲学分析语言的方式是不严谨的，要从哲学中剔除出去，要保持哲学的精进性。
③关于人的界定。陈老师关于人的界定一个是中国的、宗法的，一个是希腊的、公共的，这两者有差异，但实际上也有联系。希腊人定义人是政治的动物，通俗地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是个共同体，没有城邦，人不再是人，人就是工具，城邦的存在对人的存在具有异常的作用。但中国不一样，从孔子和孟子开始强调人是从与禽兽的反差中凸显出来的，认为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就是人有一种伦序化的生活，没有了伦序，人就和禽兽没有区别。希腊人没有了城邦，人就不再是人，人就成为动物。
在这个基础还原，我就这几个面向引申一下，最后还是回到陈老师的主题，要守住哲学的本分，担当哲学家的使命，担当有风险。黑格尔喜欢讲“仆人眼里无英雄”，哲学要担当就要摆脱流俗，保持它的纯粹性，起到为问题、为学科、为思想治病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依然有它的作用，作用依然是光辉的，所以换句话说“仆人眼里无英雄，并非英雄非英雄，毕竟仆人是仆人。”
李朝东：感谢美宏博士的精彩评论，下面请海斌博士评论。
朱海斌：谈不上点评，只是谈一下今天听陈老师报告的一些感受吧。陈老师在学界为人所知，不是因为他是兰州大学的哲学教授、院长，也不是因为他是顶尖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更根本上是因为他始终是以一个思想者的身份出现的。他有一句很忽悠人的话，叫作“学哲学，只能跟着哲学家学”。我当年就是怀着这样的一个憧憬投到了陈老师的门下。跟陈老师学哲学、学海德格尔很有意思，比如当年我们读海德格尔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但是读了一学期，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只读了十页，所以可以想象文本研读的那种精深，那种严肃。但是我们这么缓慢的节奏，是不是都读懂了呢？不是！反而茫然若失！很多人都是这样，但尽管茫然若失，却更令你欲罢不能。当然，这有很多的原因，首先一个原因是跟海德格尔，跟陈老师的语言有关。哲学家的语言，它首先是准确，你能否准确地描画那个对象本身。当然，除了准确之外，陈老师的另一个语言风格就是很有韵味。他自己也讲过，汉语言作为一种音韵性的语言，不像欧化的那种依靠语法规则堆放在一起的语言。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陈老师也是一个很诗意的人，特别是在语言上。但我想诗意或多或少是有些误解的，它根本上首先是一种准确，准确之上，有一种让我们觉得更加陌生、更加新鲜、更加活泼的东西涌现出来，然后会带着你向这个问题本身去进发，去思考。
陈老师一直在讲“思”，所谓“回到思本身”，其实并不是说教授哲学的学说、理论或者洞见，更重要的是启人思，让我们能够踏上这条思的道路。陈老师今天讲的最重要的是关于思的问题，这让人总会想起海德格尔的那句名言：“在这个最需要思的时代，却无人会思！”那什么是“思”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思想，我想首先是从一种非思想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维特根斯坦说哲学是治病救人。我们大家都误入这样一个捕蝇瓶之中，在这个瓶中出不来，并把某些东西误以为是哲学，误以为那是思想。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些计算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计算大小，计算得失，计算某项原则是否适用，这都是一种非思想的表现。这是近代以来的机械世界观钟表指针来回摆动的一种表象式的摆置的思想后果，并且今天我们仍然习以为常，以为我们已经学会了思。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确实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在最需要思的时候却恰恰拒绝去思。就像陈老师引用多次的一句话，“思的命运，无人知晓”。那什么是“思”呢？我个人的一个粗浅的理解是，真正的“思”和我们今天所谓的一种表象式、摆置式的思的区别在于，思乃是一种林中空地式的事物如其所是的显现与敞开。当然，这是一句“黑话”，你们听起来可能不太懂。不懂的概念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陈老师今天重点讲到的世界和人这两个东西。我们说世界，只有哲学才会思考世界本身，这是一个真正的高大上的东西。其他东西跟我们哲学思考的东西没办法比，比如说其他学科可能会思考某个对象，某个对象的某个性质，或是某几个对象之间的某些关系，但是即使你思考所有的对象，你把所有的对象加在一块儿堆在前面，那也不叫世界，而只有哲学才会思考这个“高大上”的东西，那才是世界，而且是世界本身。
我们怎么思考世界呢？我们会把世界当成宇宙，但是真正来说，世界绝不是这样，还有陈老师刚才讲到的人，它是一个限度的概念。人，我们可以用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去规定这个人本身。但是只有以哲学意义上的人本身作为首要的规定性，人本身才能够得以澄清，不然人就是纷繁芜杂的各种规定性。比如像马克思的那句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呢？你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堆在那里，这就叫人吗？你是父亲，你是丈夫，你是老师，你是N，你所有的社会关系加起来，那就是人吗？这个总和概念，一定是能够使他们成为自身的概念意义上的总和。不是我们所讲的数学意义上加在一起的“和”的这个概念。那人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对它添加各种谓词，但各种谓词的添加与人本身却毫不相干。我们没有触及人本身的半分半毫，而人这一概念，从存在学上来看，根本上就如陈老师所讲的，是一个媒介概念，一个给予者的概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会了解，人本身只是海德格尔所讲的“天、地、人、神”这个圆环中的一者。因而，人仅仅是在这个世界本身的被发生、被显现中才能够存在，人和世界恰恰就是这样一种不可分的、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谢谢大家。
李朝东：美宏博士是在兰大读的硕士，海斌呢，本科是在我们这儿毕业，硕士就在兰大跟他的老师陈春文学习，博士是在浙江大学读的。我今天特别安排美宏从中哲的角度谈一谈；海斌是陈老师的学生，从西哲的视角讲一讲。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陈春文老师这本书，我简单地给大家说一下标题，第一章是“思想积聚着思想者”；第二章是“哲学希腊化”；第三章是“逻格斯与哲学话语”；第四章“亚里士多德作为存在方式的形而上学”；第五章“存在之间与存在之学”；第六章是“近代人与人类文明的不确定性”；第七章是“后现代还是后现代形而上学”；第八章是“韵汉语与真语言”。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陈老师马上送给我，我读完以后，非常有启发，我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我们师大的学报上，叫《真理与道理——中西哲学存在之差异》。但后来我发现书评写出来以后两方面不讨好。陈老师说我不理解他，做中哲的一些同志也不理解。我想说的是，哲学，可能对我们相当多的不是哲学专业的同学来说，就是把一个世界观的定义做得更精细些，这只是我们哲学教科书给我们非哲学专业的同学的印象。哲学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刚才发言的三位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哲学观，其中美宏和陈老师都把哲学看成一个活动，都在讲哲学的本分。我曾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现象学的哲学观》，讨论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哲学观，一个是胡塞尔的，一个是海德格尔的。在文章中，胡塞尔的哲学是宾词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是谓词哲学，他们就是把哲学看成一种活动，强调思的过程，而不是思的对象和他所凝聚的东西的思考。一个把哲学看作s是p的动词上，他强调思是一个过程，比如刚才美宏老师的观点。而胡塞尔关注的是s是p的那个p。西塞罗说过，不管是多么高深的见解还是多么愚蠢的话语，都能在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这并不是说哲学家要么最愚蠢，要么最聪明，而是说哲学本身就是一个意见纷争的地方，我们每个人作为思想的个体，每个人都会对世界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具有差异性、多样性。在多样性、差异性中存在同一性，就形成了哲学的争论。我想，哲学的争论性和差异性是哲学的思想魅力之一，这不是教育和训练的结果。教科书和导师就像我们行走在思想道路上的拐杖、地图，给我指出一个方向，但是要真正成为有思想能力的人，我们还要听从前方的召唤。究竟是谁在召唤？西方人可能会说，是那个冥冥中存在的神，在引导他的思想。不同的人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那个召唤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思的道路上要追寻的。最后，我们这个既然叫做哲学沙龙，就要有更多的参与性。现在我们给听讲的同学一些时间，同学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春文老师，也可以向美宏和海斌请教。
学生：陈教授你好，您刚才的报告中提到不同个体通过思想使自己成为自己世界中最独特的绽放，学哲学的和学物理学的可能谈不到一起去，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思想和实践；另一方面，您说不同的思想者可以互通思想的桥梁。我想问，我们思想者的思想何以可能？是通过语言，还是其他的什么？
陈春文：你们是学物理学的吗？
学生：我是学哲学的。
陈春文：嗯，那很好！学哲学的话这么问就更好了。不管是从物理的角度还是从哲学的角度，可能说起来比较啰嗦，因为我的哲学讲解向来强调，对中国人来讲哲学是个舶来品。在西方意义上来讲，哲学要强调哲学的希腊性。在希腊性上，所谓哲学就是物理和后物理。只是我们的老先生在翻译的时候把physics和metaphysics，在中国人道器的语境下来接应西方人的物理和后物理。道和器，跟西方人的物理和后物理是对应不上的。但是没有办法，早期的探索者总要把它转化成汉语来说。哲学在这个语言转换过程之中一定要加大量的注释。我可以翻译成形而上学，但是要交代这个形而上学是什么意思，在道上、中国语境上是怎么回事，在器上、中国语境上是怎么回事，在物理上和后物理上是怎么回事。要通过这种长篇累牍的注释来帮助在汉语中思想的中国人进入翻译成形而上学的那个物理和后物理当中。如果遵循了这一点，那么物理和后物理在西方本身就是不可分的。我们所说的哲学的希腊性就是指亚里士多德物理地建构了如此这般的哲学道理。物理里边讲了四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质料因变成了近代物理学的质量概念，形式因变成了数理逻辑，动力因变成了物理学的动力，目的因到近代最后发展成进化论。他所列举的每一个因在他所建构的哲学道路上都被充分地实现出来了。所以黑格尔讲到了他那个时代，哲学终于又回到了家乡，又登陆了，他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这个问题到了中国就变得复杂。中间缺失了一个环节，要把它补上。翻译上所造成的问题，我们要把它补上。我们对物理学是怎么理解的？对后物理又是怎么理解的？比如说，自从哲学舶来中国之后，绝大多数科学家以为哲学跟他没有关系。反过来也一样，学文的学者认为自然科学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普遍误读，也从外在证明了哲学不是在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思想。我们也没有物理学之后留下的那个metaphysics的问题。所以我才强调，不管在近代物理学意义上还是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还是在亚里士多德推演的哲学的意义上，你只要进入它思想的那条道路，作为一个思想烘托出来，而不是作为一个主体单元来宰割思想，指指点点思想。只要你沿这条路返回去，回到思想要求本身，你被存在所烘托、所托付，而不是说你被一个作为主体的人，像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这样一个命题，像贝克莱通过“我的感知”的命题，近代人就把思考者个人作为一切问题的唯一前提，然后用这个前提来倒推知识的版图，是我来规定的第一级假设命题和第二级假设命题，第三级假设命题，他就把存在的让与转化成了可以任意宰割的概念，然后通过概念通过宾词结构进行串联，指指点点，我强调的是这个意思。
学生：陈老师好，我是学教育学的，对哲学的理解可能不太深入。我提的问题可能不太专业，提问之前，我想先铺垫一下，因为非常崇拜您，所以下载了一些有关您的文章看。其中一篇印象很深，您在20世纪80年代求学的过程中，在兰大遇到高尔泰老师，当时你好像遇到了一些哲学道路上的阻碍，好像高尔泰老师给了您一些启发和见解。据我了解，好像高尔泰先生今年80岁。根据这个经历，我想向您提出一个问题，哲学对于普通人来说能不能给他们带来快乐？能不能让普通人摆脱命运的困境？能不能引领普通人走向幸福之路？
陈春文：哈哈……给哲学赋予的目标比较多啊！首先，第一个问题，作为事实，我是高尔泰先生的学生，我是那一批兰大所有老师的学生。但是为什么要把高尔泰老师单独列举？在我们那个年代，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五个重点大学里面只选择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因为当时那一代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国如果出问题的话，要么就出在哲学上，要么就出在政治经济学上。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说全国人民都要学哲学嘛，那么大家当然就反推，假如国家到了一种破产的边缘，是不是哲学出了问题？或是政治经济学出了问题？所以当时的学生报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非常踊跃，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来了之后应该说很失望，因为老师中完整地受过全日制大学教育的人不多，即便有这样一些人，也因环境而长期荒疏了研究，自己也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再加上当时的书目、阅读课程，和老师授课的范围体系大体上都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纯哲学的东西在我们的教学里基本看不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尔泰先生出现在兰州大学哲学系。可能年纪大一点儿的人都还记得，当时全国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之所以能达到那样的一个思想高度，与高尔泰老先生个人的学术贡献、自由精神和思想批判的坚持是不可分的。也正是在他的带动下，兰大好几个老师团结在他的思想周围。后来韩学本老师还成为全国真理标准讨论的骨干教师，回来以后，又被省委和兰州军区赋予使命，在甘肃省委和兰州军区团以上的干部会上讲课，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其中高尔泰先生以美学的范畴，所表达的是自由思想，我只列举一个命题你就知道，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提出的一个命题。这个命题你就是在现在的世界范围内来讨论，也仍然不过时。把美作为自由来讨论，不是作为实体，而是作为象征，反映了他的艺术修养和思想的尖锐性，及文本知识的系统性，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主导那个时代的话语权。我刚才讲我到兰大哲学系学习，在总体失望的情况下，看到了高先生这一道曙光，把我燃烧了一下，现在回头想知识吸纳了多少很难说，因为他当时在敦煌扫莫高窟，他可读的东西也很少，他作为右派只被允许读马恩列毛。别的东西不让读，他没有文献。所以他就在马克思的文集里面，挑选那些最精粹的部分，他读得最精的就是《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把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全都“反刍”了，然后都转化成一种美学语言，成就了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这种讨论。每一个人都有他思想的支撑，比如说高尔泰，他的思想支撑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李泽厚的思想支撑就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每一个成名成家的人，背后都有一本书。我是在高先生的这种自由精神的带领之下，在1983年读西方翻译作品的时候，从一篇文章里面看到了几句海德格尔的话，我当时写文章都是“哲学你在哪儿？”这也不是哲学，那也不是哲学，排除都可以，但是你让我去界定，我也不知道怎么去界定。突然间得到了海德格尔的几句话，我才说这就是哲学。然后就开始收集他所有的文献，所有我能读到的关于海德格尔的引文，因为我外语不行，自己不能翻译，他们北京、上海的老师外语好，又有文献，他们翻译过来，或是引用了，我就收集这个东西，拼了一些“版图”之后，我的思想才慢慢落定，我觉得通过海德格尔来阐发自己的哲学道路，比较靠谱，我苦苦思索的那些东西，自己不能明确讲或是讲不清楚，我读他的东西就可以变得更加澄清，更加准确和严格。正因为如此，我就到德国去学德语，研究海德格尔，就这么个情况。至于你最后一个问题，所谓普通人学哲学，是否能使生活更加幸福或是美满。我觉得你首先要悬置自己，你要先把自己分析清楚：你是不是个普通人？你怎么理解普通人？如果你理解的普通人正好不普通，那也许你可能就是应该在哲学路上走的人；如果说你理解的普通人比普通人还普通，哲学也许是和你无关的；如果说你自己正好是在普通人向不普通的人的转变过程中，哲学可能就是你的铺路者，是你的拯救者，关键还是希腊人讲的，认识你自己。
学生：陈老师您好，您刚才说哲学就是一种纯粹的活动，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哲学它不仅是一种纯粹的活动，还应该在世俗生活中发挥作用，应该在各行各业中去解决问题。
陈春文：好，谢谢这位同学。首先我没有讲哲学是一种纯粹的活动，我说哲学是思想的一种通过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和思想本身是西方人对哲学最通俗的描述。但是哲学是思想的一种通过方式，仅仅是一种通过方式，比如说中国人还有一种以道来论的方式，我在国外见了很多《道德经》译本。二十几种译本里没有两本是完全相同的翻译。将“道”翻译成路，翻译成路径，翻译成指路。每个译者的理解水平不一样，他对东方的这个东西有一个猜测的过程。它也像我们翻译西方的东西一样，怎么把这个“道”翻译成西方人可以理解的东西，这都是常识，都是敞开，也可以说是一种知觉。在这个知觉里面，任何思想性的翻译没有对译。因为他的语境、环境不一样。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在中国思想界，每一次开会都有其他学界的人比如管理学、经济学界的，还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都热望着在现象学这个会场上来探望一下，观察一下，偷听一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新奇的智慧，新奇的说法，是不是介绍了一些什么西方的新奇的变动，凡是有这种好奇心来到现象学会场的人，都是他领域里面领头的人，是眼光比较新锐的人。这些人来到现象学的会场总是给搞现象学的人提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老是在坐而论道，老是纯粹纯粹又纯粹，中国的社会都什么样子了？你们的责任意识在哪里？你们像什么话？”我想你这个问题呢，我用笛卡尔的描述来回答你，他说在他那个时代，哲学是人类文明这棵大树的树根，它在看不见的地表下面负担着整个大树的成长养料的供应，但是大家看不见，摸不着；其次，他说天文学就是大树的树干，物理学就是这棵大树的第一批树枝，然后树枝又衍生出了树枝，比如说，生物学、物理学，等等。所有自然科学领域都由此转化而来，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甚至到了精神科学，所有的学科都要科学化。那么笛卡尔讲人类文明是一棵大树，我们不一定非要从哲学的外延里边去理解它的作用，它本身就在支撑着这棵大树。如果没有哲学这种埋在地底下的，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合作用，这棵大树就不可假设，就没有这棵大树这回事，也就没有人类社会所苦恼的这个问题或是那个问题，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我们做哲学的人，我觉得要尊重个体差异！比如说有些人的纯哲学训练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想施展抱负，他可能个人判断他的纯哲学大体这样就到头了，不可能推进更多了，自己还有一点生命的余热，就去改革社会，改良社会，为人类群体施展一下抱负，抒发一些个人的理想。这个没有错，作为个人的选择，我们要尊重。如果他不愿意这样做，还愿意在哲学的内部推进哲学的事业，我个人认为这个要更加的尊重，因为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也更少有人愿意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们都不本分，都不守住自己的位置，都想去越位、偷斤短两，最后搞得我们每一个行业的专业都不够精专。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就在于你是否在本专业做得更精通。所以我希望年轻的同学不要过早地患上躁动症。从社会的意识上讲，凡是可改变的东西都是浅层次的东西，深层次的东西从来都是不可改变的。深层次的东西都是变者自变，这就是改革与改良的差异。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自然长周期的事情？人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向人性宣战？在这些问题上人类吃了太多亏。但是，从人类的长周期来看，和人性斗争，和人性抗争，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的青年学子，从更长的周期看待问题，才能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不要急躁，而把自己不能产生作用的那个力预支到这里，把自己消耗掉。
李朝东：我替陈老师再做一个补充。今天晚上我和陈老师吃了顿便饭，期间我们交流了一下思想，我在这里向大家转述一下陈老师的思想。首先，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日本铁骑踏入我们国家的时候，很多文人没有拿起枪杆子走向战场，那样的话，只是让日本鬼子的子弹多了一个目标。但他们仍然在坚持自己的本分——读书。由于日本不光是在物质和肉体上征服中国，更是要断了中国的文化命脉。这些人并没有走向战场，而是继续坚持在自己的书房这个文化阵地上，正是这种坚持，延续了中国文化的血脉。即使日本在形式上征服了中国，但是他们永远也不能断绝中国文化的血脉，所以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前有很多的大学者。其次，在西方，大学这个词意味着仰望星空，那么作为一个哲学教授，我就经常反问自己，哲学有什么用？在中国，形而上学总是与玄学结合起来的，陈老师不赞同这种翻译，他有自己独特的翻译——后物理学。physics是物理学，metaphysics就是后物理学，这是一门讲being，讲存在的学科，而有些中国的学者把它翻译为“形而上学”。陈老师坚持把它翻译为后物理学，也就是讲，一切的科学知识的真理性都必须在哲学的基础上找到论证，当然我们可以在他的书中读到。再次，他又讲，大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培养就业者，它与职业院校的不同就在于，它培养的是在某一个学科把自己的心智发挥到极致的人，这样整个民族在精神上和思想力上与其他民族相比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力。不管学习物理、化学、数学还是其他科学，大学的目标就是把这些人培养到某一个领域的极致，并希望在相关领域找到将其心智发挥到极致。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竞争力。最后，在西方国家，好多女性读完硕士博士以后，毕业回到家庭里带孩子、做家务，可是正是由于这样一些知识女性没有参加工作却在教育子女，为家庭付出，为这个民族奠定了坚实的竞争力。文明和气质造就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所以我想通过这四点来补充陈老师回答这位同学的“哲学究竟有什么用”这个问题。
学生：陈老师，您好。虽然我是学哲学的，但您讲的有点高深，我的理解可能还是有点偏差。您认为只有尊重人的差异性，才能使我们的民族创新，有竞争力，那么请问九年义务教育是不是违背了个体差异性理念？
陈春文：这个问题很具体。我讲的个体差异的第一个层次是，每一个人都是思想的通过者，思想通过不同人的媒介把它以不同的方式，转成人的表达、转成某些特定的语言或是语言的特定内涵，这都是对人类思想和人类语言的一个贡献。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讲个体，在涉及一些普遍命题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要小心，尤其是涉及法定义务、法定责任时，你的家长是不是把你当作人看？你的老师是不是会把你当作一群羊中的一个？在这个层次上涉及个体问题。不要在不同层次上不同跨越，这样我们的思想会越来越不严谨。
学生：很荣幸得到最后一个提问的机会。我想我问的这个问题，希望在座的各位老师都能回答。听完陈老师的这个讲座以后，我觉得我用七个字概括我的想法就是“无处安放的灵魂”，为什么无处安放灵魂呢？因为我找不到我的坐标在哪里。为什么是我的灵魂呢？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成为一个人。为什么不是人而是一个灵魂呢？我怀疑我是否有自己的思想。假如我有自己的思想我就称谓自己是一个人，所以我对我的思想提出质疑的时候，我在想用灵魂去概括，不是用人概括。这是我听完陈老师讲座后的感想。张老师说哲学是把不清楚的问题搞清楚，可是听完后我觉得哲学是把搞清楚的问题搞不清楚，最后搞清楚的途径就是寻求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规律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思考的。朱老师说思想是一种活动，听完之后，我把自己的灵魂暂时安放，我给自己一个解释。我今天听完陈老师的讲课，我思考着陈老师所谓的思。那么我思考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朱老师所谓的思？关于这个思考，这个思想，是不是基于我个体的差异性的思呢？听完三位老师的讲座以后，关于思想对我最大的冲击是什么时候呢？是我假设我死亡的那一刻的时候，我很畏惧它，因为我死了以后，我的思想就没有了，所以当我想到这一刻的时候，我非常畏惧，非常恐惧，也就是这时候我才知道思想对我多么重要。那么我冒昧地问您一句，您的思想跟我们的思想差距这么远，您是否畏惧死亡？假如您的死亡预示着、象征着你说的这种思。
陈春文：对一个主张纯粹思想的人来讲，从人世间生死概念来讲，我们死过无数回，所以不存在尊敬不尊敬的问题，就是生命作为一个必死者，不一定指的是人的死亡。必死者作为一个天限，他把生作为一个问题预支到思想的道路上去，思考并转化成思考的语词。你刚才讲的事比你想象的还要复杂，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不仅是人口学意义上的增加一个数量的问题，一个人出生带来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作为一个必死者带走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现在的克隆技术相当发达，复制你的生命特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从你身上复制你的干细胞却无法复制你，他和你没法兑换，为什么呢？他没有你的记忆，没有你的成长经历，也就是说，你作为你生命时间的这一支他无法拷贝。你创造的、你带来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人走了，他带走的或者消失的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从此就没有了，没有第二次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不仅不要惧怕死亡，而且要带着极大的善意和审美的享受，要提前消化，让他提前进入一种生的阐释的思想。这是一种能力，20世纪里有存在主义，比如加缪，他的荒谬概念，你能把整个世界认为是荒谬的概念，说明你把现有的世界秩序全部打乱了，嚼碎了，然后你进行重新合成，你有一个搅拌机的加工能力，思想需要的就是这种东西，不存在任何担忧。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学哲学的，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各种文化形态、各种语言形态都有很多优秀的著作，你把这些杰出的著作过一遍消化一下，然后纳入你对人类观察史的版图里面，它浩如烟海，要消耗很大的精力，等你把它消化完了，进行再加工再粉碎，提出一种新的秩序的概念。这个对体能的要求，对毅力的要求，对生命创造力的要求太高了，所以很多人从哲学这里退出来，退到价值观里面去，退到道德主张里面去，或者退到某种简单的逻辑的事实分析中去，这个从技术上来说，比较单纯了，不需要刚才谈到的那么大的承受。这是钻研的负重，是一般人不能承受的，是我不乐见的。我讲哲学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希望我讲的哲学成为承受这么大的负重，对此我是不乐见的。
杨光祖：我和陈老师是朋友，以前大街小巷一起喝茶，一起爬兰山，听他讲海德格尔，因为我也喜欢海德格尔，但是又不懂德语，也是哲学的门外汉。后来他担任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我是副主席。陈老师谈的是思想，我是搞文学的，今天也算是个文学与哲学的对话。陈老师谈思想与语言的关系，这个是常识，我也不多说了。他谈的语言是工具的问题，作为搞中文的，我很感兴趣。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作《回到汉字》，发表在《甘肃日报》。我觉得搞文学创作的人要认识到汉字的重要性。但是很多人说，我们不是一直在使用汉字吗？其实不是，我们很多人是把汉字作为工具的。陈老师说一个只懂汉语而不懂外语的人像是黑锅上的蚂蚁，在黑锅上爬。这点我不同意，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中国的哲学，其实，狭义地说，中国是没有哲学的，我们只有思想，从来不说有哲学。我们一旦说庄子哲学，庄子就死掉了，我们只能说庄子思想。老庄和孔子对中国人来说，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是认识论，不是逻辑，而是一种信仰，是文化信仰。在西方，西方人信仰上帝，哲学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在中国，孔孟老庄是我们的信仰。人要活得幸福，所以，道家是反对认识论的。当陈老师在台上用概念、命题来讲语言、讲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远离文字，远离汉字，远离了语言。当我们不断地陈述某个概念时，我们远离了文字，所以道家要打破这种东西，说了道不当言。“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说的，所以禅宗上说“不立文字，直至见心”，所以我认为不懂外语只懂汉语的人修道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达到很高的境界，我们也可以悟道，这按照西方的逻辑是没办法理解的。
我们有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叫做方东美，净空法师是方东美的弟子。方东美一辈子研究佛教哲学，晚年死不瞑目。还有一个不识字的广清法师，广清法师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但他道行很高。方东美对广清法师一直讳莫如深，广清法师也没有著书，但是他的弟子们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其中有一些让我很感动，一个不识汉字的人都可以悟道。中国的道不是靠逻辑推导的，而是用生命去体悟的，悟道，得道，体道。在中国文化中，语言是可以打破的，所以一个不识字的人都可以悟道。但是这个也有问题，按照陈老师的观点，它已经不是哲学了，而已经进入宗教范畴了。不见文字，直至见心，那么如何见心？这就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这也不是大学课堂能回答能解释的问题。我拜访过很多高僧，我问他们怎么践行？他们说要修行。庄子讲要“心斋”，要“忘我”，才能达到逍遥游。这不是个逻辑的推导过程，而是个践行的过程。我们不玩弄概念，玩弄概念没用。说大学中文系培养不出哲学家，培养不出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说“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我们只培养有深刻情怀的中国文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陈老师的哲学是不是还拘泥于西方的逻辑体系和语言体系，而没有深刻体味汉语体系？因而，这不是说我们运用一种语言，比如汉语，就成了那个黑锅上的蚂蚁。
李朝东：光祖的发言也是一种观点，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再讨论。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还可以在以后的哲学沙龙——中和论道上更进一步和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
洪涛：今天的发言我比较勉强，因为我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我对哲学充满了向往，对哲学家充满了敬仰。为什么呢？因为我爷爷是研究美学的，而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我小时候经常听到他说一些美学词语。诸如美是超阶级的，不是富人才拥有美，穷人也可以拥有美，大众美学嘛。所以我对哲学就非常向往，非常敬仰。我父亲虽然教的是外语，是个诗人，写诗，也写歌词，但同时，他也研究哲学。他写过两篇关于哲学方面的论文，有一篇叫作《探美录》，有一篇叫《（礻勿）论假说》。特别是这篇《（礻勿）论假说》，他创造了一个字，叫“（礻勿）”，他说（礻勿）是世界的本原。李校长邀请我来参加中和论道，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我预祝中和论道这个活动能够成为一个交流思想，产生思想火花的思想阵地，祝中和论道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的一个文化名片。最后，预祝中和论道圆满成功！
李朝东：哲学就是走在路上，我们能走多远，能走多长，就在于思想道路上我们有多少志同道合者，我们的意志力是否坚定。同时，思想是一个充满争论和交锋的场所，只要有两个人，对某一个事物的判断就会出现差异性。对于哲学家和哲学工作者来说，哲学是一个事业，那么就要求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把对问题的思考推向极致。一个民族的个体把这个极致推得越高，这个民族的竞争力就越强。就像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是很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哲学就是点亮我们心智的火花，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让我们打开心智，让我们把本专业的对象、问题研究得更清楚更明白，能够更通本专业的学科之理。
这学期我们的论道题目比较偏向于理论性较强的题目，下一学期我们想逐渐地向其他的领域开放。我们还会请一些专家来讲其他领域，比如请物理学教授来讲授物理，请数学教授来讲数学，请王厅长来给我们讲教育，也可能会请一些企业家来给我们讲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和企业的发展。我们从哲学的视角，但是从多角度的参与，共同来思考某些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排除有些非常专业的问题在比较狭窄的领域内来讨论。
最后，我非常感谢参加论道的各位领导，当然也非常感谢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院长陈春文教授，也特别感谢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教授，感谢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陈克恭同志，还有中和集团董事长洪涛同志，同时也非常感谢各学院领导以及到场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我希冀我们中和论道能够越办越好，能够启迪我们的思想，启发我们的心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