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63年，理查德·霍加特受聘为英国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授，并发表题为“英语学院与当代社会”（Schools of English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的就职演说。在该演说中，霍加特教授明确提出应该关注的几个研究方向，其中一个即是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以及大众媒介的“批判性评估”（Critical evaluative）。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和斯图亚特·霍尔一起在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中心”）以后，中心一直沿着霍加特教授所设立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行。从1964年中心成立到1979年霍尔离开中心前往开放大学，媒介研究一直是中心的研究重心，中心出版了一些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文本，并且在受众研究、电视暴力研究、广告学研究、意识形态研究以及女性媒介研究等方面对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本书第一章是对中心早期媒介研究的回顾，这段时间界定在1971年中心媒介小组成立之前。从1970年左右开始，中心以及英国的其他左派研究机构开始大量翻译、引进、吸收欧陆的理论资源。在这个时间点之前，中心的媒介研究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实际上，在这段时期里，中心对媒介的关注非常广泛，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中心出版的第一篇文献就是对当地电台发展可能性的探讨，中心成立初期接受的前两项研究资助也都和媒介有关，霍加特、霍尔等人也对BBC、ITV、广播的商业化、报纸、《图片邮报》等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

本书第二章是“政治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以及对中心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理论家大多来自于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对于工业关系、大选以及国家政策有着天然的敏感和深切的关注。早在1972年，代替中心“不定期论文”刊行的《文化研究工作报告》就出版了一期媒介专刊。在这一专刊中，中心针对新闻图片的决定性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研究。同时，本章还包括媒介对罢工的报道以及对时事新闻节目的分析等。

本书第三章则是学界很熟悉的话题，即“受众研究”。自霍尔发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以来，中心陆续发表了戴维·莫利的《重新概念化“受众”》等理论性文章以及对“编码/解码”理论加以实践研究，其中包括《每日电视：“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受众研究》以及《十字路口》等重要文本。“受众理论”在中心的媒介研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对英国莱斯特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以及重新发现“受众”，无论是在媒介研究还是在文化研究领域都是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自从1972年一位白人男性在伦敦地铁站附近遇刺身亡以来，中心就开始关注媒介是如何将一个简单的抢劫事件演变为一个道德的、政治的、国家以及社会层面上受到极大关注的“道德恐慌”事件的。从1972年开始，中心对“行凶抢劫”“道德恐慌”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并最终于1976年出版了《监控危机》一书，对资本主义媒介的生产机制做了深入而细致的分析。此即本书的第四章“监控危机”。

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这自然也影响了中心的媒介研究。中心早在70年代初期，就决定对《疗救婚姻》——一份女性杂志进行研究，也形成了文本，可惜的是，在发表的头一天晚上，稿件却不翼而飞了。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心对女性媒介研究的重视程度，中心的女性研究者们针对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女性气质意识形态、家庭妇女与大众媒介等课题做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这些方面形成了中心极具特色的“女性媒介研究”。

正如中心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在《到底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所说：“文化研究现在已经是一场运动或是一个网络……其在学术领域中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英语研究、社会学、媒介和传播研究、语言学和历史研究方面。”媒介研究在中心发展的历程中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既包括一些重要文本的发表，也包括一些重要媒介理论的发现和传播。霍尔于1979年离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心的媒介研究就此停滞，与之相反，随着霍尔的离开以及中心大量学生的毕业，中心的媒介研究就像一粒粒种子，逐渐走出中心，走出伯明翰，在英国、美国、欧陆甚至全世界播散开来。

关键词：CCCS；文化研究；媒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