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概述
在当今世界，媒介研究已经逐渐取代文学研究的地位，并且在文学研究内部也发生了媒介研究的转向。希利斯·米勒认为：“新形态的文学越来越成为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是由一系列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我说的这些媒介除了语言之外，还包括电视、电影、网络、电脑游戏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可以说是与语言不同的另一类媒介。然后，传统的‘文学’和其他的这些形式，它们通过数字化进行互动，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1]媒介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媒介研究可以笼统地分为两大类：技术性研究与批判性研究。其中技术性研究主要是指在美国等国家盛行的实证媒介研究，而批判性研究则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等机构和学派的研究，其中又以文化研究最为瞩目，对学术界影响最大，因此需要重点纳入研究范围。而对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尤其是对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的媒介研究虽然在各类文化研究书籍以及论文中都有涉及，但是至今尚未有一个系统与全面的解读，甚至可以说，有的文章存在误读CCCS媒介研究的情况，因此对CCCS媒介研究的流脉、理论特征、文化政治立场等的重新梳理与评价就显得尤为迫切了。
英国是文化研究的发源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这一概念的最终确定，源于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艺术学院英语系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简称“中心”）。然而目前学术界所述的“文化研究”，又有更为泛化的指称，从更长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则一般有“前文化研究时期”（又称“文化研究前史”）与“文化研究时期”的划分。“前文化研究时期”，指的是以马修·阿诺德（Mathew Arnold）、F.R.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Q.D.利维斯（Queenie Dorothy Leavis）为代表的“文化批判”时期，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从精英主义的立场提出了他们关于“文化”的概念，并以之作为对日渐兴起的民众文化（大众文化）批判的准则。20世纪50年代之后，以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为代表的早期文化研究者提出了对“文化”概念的新解释，并着手创建新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也可称为是文化研究的草创期或奠基期。霍加特和威廉斯均出自工人阶级家庭，并受过高等教育，战后也都做过一段时间的成人教育工作，对媒介教育有其独到的认识与见解。1964年，理查德·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创立文化研究的正式机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并以“文化研究”命名之，由此而使得“文化研究”这一概念最终确立，并成为其后辨识这一学派的核心词语。CCCS成立以后，先后在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领导下，采用了一种和一般高等教育体系有很大区别的教学模式与研究模式，以积极的姿态介入文化研究各领域的争论与探讨中。CCCS所涉及的研究议题相当广泛，文学、历史、媒介、社会理论、政治与劳工运动、少数族裔与女性主义等都包含在中心的研究范围之内。“媒介研究”一直是中心重点关照的话题领域之一，这一方面与媒介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对文化与社会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媒介正日益成为日常生活及各种政治构建的重要场域。
在前文化研究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对来势汹汹的媒介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不过，这种关注并不是对媒介的颂扬，而是对其洪水猛兽般的破坏能力表示了深深的忧虑。F.R.利维斯在《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这样说道：“在任何时代，具有洞察力的艺术欣赏与文学欣赏依赖于少数人，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出不经提示的第一手评判……公认的价值是一种以比例很小的黄金为基础的纸币。任何时代，美好生活的可能性都与这种货币的状态有密切的关系。……依靠这些少数人，我们才能获益于过去人类经验的精华，他们保存了传统中最精巧的最容易毁灭的那些内容。依赖他们，一个时代才会有安排得更为美好的生活的固定标准，才能意识到这种价值胜于那种，这个方向不如那个方向可行，那个中心是在那里而不是在这里。在他们的宝库中……是语言，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习语。美好的生活以这些语言和习语为基础。没有这些语言和习语，精神的特性就会受到阻碍而不连贯。我所说的‘文化’，指的就是对这样的一种语言的使用。”[2]在这段话中利维斯认为，只有少数人才能担负起拯救、传承文化的重任，而恰恰是多数人的文明破坏了这种“公认的价值”以及“美好生活”。按照利维斯的说法，这种多数人的文明乃是工业革命、商业化、美国化的产物，其表现形式即是大众文化以及传播媒介。利维斯认为，包括报刊、电影、广播、广告等在内的传播形式存在标准化、美国化、廉价化等严重问题，会大幅降低“有机社会”的生活标准。利维斯特别提到心理学层面的“格雷欣法则”（Psychological Gresham Law）[3]，即“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在报纸中，尤其是在电影产业中的应用。“格雷欣法则的应用对电影来说是灾难性的，更灾难性的是电影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电影提供了当今文明世界中的最主要的娱乐形式。”[4]利维斯进而列举电影的几大罪状：使观众失去辨识能力；催眠式的接受过程；最廉价的情感诉求；更为阴险的是提供了一种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强迫性的生动的幻觉，造成对“生活标准”（Standard of Living）的严重破坏，等等。而Q.D.利维斯在《小说与阅读公众》中也同样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与批判商业媒介的效果，认为大商业（包括电影）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摧毁了大众广泛阅读的欲望。[5]随后，利维斯在与丹尼斯·汤普森（Denys Thompson）合著的《文化与环境》中针对飞速变化的社会，针对校外“大众产品”（mass production）对人们品味的戕害，提出要以系统化的方式，训练学生对文化环境的批判意识。[6]要之，在此一阶段，由于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立场，他们对电影、广告、报纸等媒介是持一种怀疑和批判态度的，认为这种标准化和美国化的大众文明毁坏了少数人的文化，从而希望能借助少数人的智识、文化来引导、规范与教化大众。[7]
在文化研究创建初期，霍加特与威廉斯上承利维斯学派的怀旧思潮[8]，批判了当时的商业文化，并且利用利维斯学派的研究方法分析工人阶级文化或者19世纪以来的“文化与社会”，但是由于二人的阶级背景、所处时代与利维斯学派有较多差异，所以其媒介研究也就有了新的面向。首先是对被忽视的读者的“重新发现”，即受众研究。《识字的用途》开篇即阐明了本书是关于“过去30年到40年间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特别是在大众出版物的刺激之下，而其他形式的娱乐节目也施加了类似的影响，比如说电影、商业广告等”[9]，作者认为，当今文化环境中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在专家的技术性语言与大众传播机构的低水准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所以作者才写作此书，以让“阳春白雪”能够飞入“寻常百姓人家”，即为那些“普通读者”或“智识的门外汉”写作是本书的第一要务。如同霍尔在《理查德·霍加特、〈识字的用途〉及文化转向》中所说：“与此相反，《识字的用途》中一个暗含的论点是，工人阶级并非空洞的容器或者是一张白板，中产阶级或者媒介能够按照他们的需要向内灌输或者书写他们想要的。他们不是简单的‘虚假意识’或‘文化麻醉剂’（Cultural dopes）的产物，他们有他们自身的文化，也许这个文化缺乏文学传统赋予他们的权威性，也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但是他们的文化却和那些受过教育的阶级的文化一样，紧实、复杂、联系紧密且富含道德感。文化产品的效果不能从为他们生产、让他们消费的内容中‘读出’或推论出来，这是因为，为了取得产品的深度效果，他们必须走入一个已经建设完备的文化世界并与之积极沟通。阅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是一种文化实践。”[10]而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同样不认可所谓的效果研究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立场，他认为：“任何统治机构都试图把‘正当的’观念灌输到它所统治的人们心中，但是流亡则没有政府机构。人们的心灵是由他们的整个经验所塑造的，没有这种经验的确认，即使是最巧妙的资料传送，也不能被传播。传播不仅仅是传送，而且还是接受与反应。”[11]其次是对支配式传播模式的反对。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仔细分析了几种支配式的传播模式，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就传播来说，就是要采取一种不同的传送态度，以保证传送具有真正多样化的来源，保证所有的讯息来源都能通过共同的渠道传播。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认识到传送永远是一种提供，而且根据这个事实来决定传送的语气：传送不是试图支配，而是试图传播，试图获得接受和反应”[12]。威廉斯提出这种传播模式的目的是创建一种“共同文化”，或者说是“有机共同体”。威廉斯随后在1962年出版的《传播》一书中又继续发展了他的这个观点：“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能够自由感知事物和表达意见，同时能获得想象力以及识别能力的提高——人们所实际看到、知道的和感知到的连接。任何对个人贡献自由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对社会资源的限制”[13]，从而将媒介视为一社会中所有公民的共同资源与对话的平台。最后是提供了一些对传播流程的新的分析视角。威廉斯在1960年发表的《魔术系统》一文中，对广告这一资本主义商业组织机构中的主要组成形式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我们在现代工业生产中遇到的最基本的选择就是在消费者和用户之间进行的，作为有组织的魔力系统的现代广告之所以这么重要，就是因为它功能性地模糊了人们的这一选择。”[14]威廉斯在20世纪70年代还提出了“流程”以及“流动的私藏”等重要概念，由于并不属于本书所论述的谱系，在这里就不加以详细论述了。纵观这个时期的媒介研究，霍加特与威廉斯一方面承接利维斯，另一方面也带入了对媒介研究的新观点与新方法，从而开辟了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的新方向。
1963年，理查德·霍加特应邀前往伯明翰大学担任文学教授一职。1964年，霍加特邀请原《新左派评论》的主编斯图亚特·霍尔来到伯明翰大学，共同创建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心从成立之初起，在霍加特尤其是在霍尔的带领下，对媒介研究做出了卓越而非凡的努力。比如说，在中心的媒介研究中可以发现大量向《识字的用途》致敬的媒介研究作品，以及对诸如语言学、社会学、符号学、结构马克思主义等欧洲大陆新的理论成果的积极引进，因此必然会比前期研究有所更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前期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特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则是中心的教育模式与传统的大学教育有很大的不同，霍加特、霍尔等人结合自身在成人教育方面的教学经验，成功地将成人教育的教学模式移植到大学的正规教育当中，这种集体授课、集体讨论、集体研究的学术讨论方式对于中心的媒介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心的很多媒介研究成果都是多人共同完成的，这样的研究成果也必然打上了深深的机构的烙印；经过对广播商业化、电视暴力、编码解码、监控危机、受众研究以及女性媒介研究等几个维度的开拓，逐渐将媒介研究置于其工作的重心，并进一步拓宽了视角，更新了方法，从而构建了一个可以明确辨析的伯明翰媒介研究体系。霍尔后来也曾提到：“媒介小组是中心研究小组中运作时间最长的小组之一，同时从中心成立伊始，媒介研究就是中心工作和兴趣的焦点所在。”[15]总起来看，与前两个阶段的媒介研究（利维斯学派、霍加特与威廉斯）相比，这一阶段的媒介研究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 更广泛的社会学理论的运用
首先，在中心的指导性纲领——霍加特教授的就职演说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视；[16]其次，中心在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对社会学理论的系统学习，在中心初期的主要研究和教学模式——周一理论研讨会的清单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心的学习目录中包括了很多社会学名家的代表性作品。比如说，在中心1965—1966年第三期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1966年夏季学期的理论研讨会上出现了大量欧洲社会学家的文本，这里面包括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社会学方法论》，涂尔干的《社会主义与圣西门》《社会学方法规则》，滕尼斯的《社区及其联系》，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等。再如，中心1967—1968学年的访问学者即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社会学教授罗尔夫·迈尔松（Rolf Meyersohn），中心在随后出版的不定期论文中阐述了他对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之间关系的某些看法。[17]而在中心的媒介研究工作中，采用了一种后来被称为“社会分析”的研究方法，中心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在其《到底什么是文化研究？》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中心的第一套研究方法植根于社会学、人类学或社会—历史，而第二套研究方法则大多派生于文学批评，尤其是文学现代主义和语言学形式主义传统[18]，也就是我们随后要提到的“符号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援入”。
二 符号学/结构主义方法的援入
巴特的符号学以及阿尔都塞、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的引入，在中心的“文化主义”传统中开辟了一条新的“结构主义”的路径，这不仅体现在对其理论的学习和探讨以及对相关著作的翻译以及引介方面，中心成员在具体的媒介研究方面也创造性地应用了符号学/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而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研究模式。比如说，在中心出版的《文化研究工作报告》第1期和第3期上就分别刊载了中心翻译的巴特以及艾柯的两篇重要的符号学理论文章，而霍尔对《图片邮报》的分析则是符号学/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创造性应用的杰出典范。正如伊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所言：“马克思主义、古典社会学、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欧陆思想学派的特色所在，就是以总体性作为概念基础，寻找能够连接所有复杂、保持批判距离的理性架构，进行事物的解释。”[19]可以说，正是这种总体性、结构性的理论视角，为文化研究深入剖析文化与社会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而且，中心所开创的这种独特的研究模式最终导致了英国大众媒介研究的复兴，涌现了一大批颇负盛名的研究著作，其中包括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坏新闻》、彼得·戈尔丁的《新闻制作》以及保罗·哈特曼的《种族主义与大众媒介》等。[20]但是由于符号学/结构主义过于抽象、去中心化、去历史化以及过度强调深层结构，使得中心不得不在文化研究的两种范式之外寻找另外一条道路，但是正如霍尔所说，结构主义的活力不仅来自于其对决定性条件以及整体性的强调，还在于其对经验的去中心化，源于它对“意识形态”这一被忽视的范畴的原创性解释。[21]
三 对媒介生产机制的更深揭露（意识形态）
在霍尔对中心媒介研究的介绍中，他总结了中心媒介研究与主流媒介研究之间的“断裂”，首先是从“直接影响”论转换到“媒介的意识形态角色”框架；其次是从媒介文本是“意义的透明承载者”转向更加关注媒介文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建构”；再次是抛弃传统的“被动无差别的观众”概念，转而关注“更为主动的受众”以及“编码与解码”的进程；最后则是“关注媒介在对主流意识形态定义和再现的流通和保护中的角色”[22]。在这四点“断裂”当中，有三点均与意识形态的援用相关，而剩下的一点也是在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探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见，在中心的媒介研究中意识形态研究是多么重要。这其中，不仅包括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理论研究，比如除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论点的讨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等的研究和讨论以外，中心还在实践层面对多种形式的媒介生产机制、话语模式、媒介角色等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而且不能不提的是，中心还在与其他机构，比如说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银幕》期刊、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介研究小组之间的对话中不断深化和发展其在媒介研究层面的意识形态向度。
四 抵抗意识与受众理论的引入
如上所述，中心对“受众”的重新发现是建立在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国传播研究对观众的贬低和忽视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实际上，中心“受众理论”也并不仅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以及莫利的《“全国新闻”受众研究》。在霍加特1963年的就职演说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对受众相关问题的重视，[23]在中心早期的电视暴力研究中，我们也能发现中心试图对那种简单的“两步式传播模式”进行批判。在这篇文章中，中心提出了它的研究方法，尽管并未达到后期受众研究的高度，但是其多向度、多边会谈的模式以及揭示隐含在表面信息背后的意涵却是和后期的受众研究的理念相一致的。如上所述，中心在“重新发现意识形态”以后，研究的注意力大多转向了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功能的分析之上，并带动了英国媒介研究的热潮，但是这种研究方法通过文本分析即可确认媒介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受众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基于此，霍尔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中指出，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有三种方式：宰制的、抵抗的以及协商的，并指出无论是完全服从还是完全拒绝都不是受众解码的主要模式，受众也不是同质化的单一模式的观众，相反，受众具有一定的辨识能力以及“相对的自主性”，能够对已经编制好的信息进行重新解码，形成自己对媒介信息的相关看法。[24]在此之后，中心开始进入颇具特色的受众研究领域，出版了包括《每日电视：“全国新闻”》《“全国新闻”受众研究》《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以及《十字路口》等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的著述。
五 女性媒介研究的创建
女性媒介研究在中心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中心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即是对广告中妇女形象的研究，而且中心建立初始即开始了一项针对妇女杂志以及其中的小说《疗救婚姻》的研究，并且已经成稿，蹊跷的是，在即将交付中心集体讨论之际，手稿却不翼而飞了。根据霍尔在一次访谈中所谈到的，中心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试图引入女性主义的相关研究，虽然因为某些原因，这项计划未能实施，[25]但是也可以看出中心对女性媒介研究的重视程度。中心的女性媒介研究成果丰富，涉猎广泛，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两项研究以外，还包括体育报道中的妇女研究、大众媒介与家庭主妇之间关系的研究、女性杂志中的广告研究、女性气质研究以及妇女钟爱肥皂剧的原因研究，等等。
中心的女性媒介研究也秉承了20世纪70年代初影响甚大的“银幕理论”的一些理念与方法，但经过15年左右的发展（1964—1979），一方面，中心的媒介研究已经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在吸纳并超越银幕派女性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在方法论与视角方面，扬弃了中心成立之前以利维斯、霍加特为代表的随感式、经验主义、怀旧的媒介研究，通过引进、吸收、改进来自于欧美等地的媒介研究方法、媒介管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符号学、社会学、文化霸权理论等，中心建立了一整套更为庞大与严密的论述系统，为国际媒介研究建立了一个新的坐标体系；另一方面，中心确立了一个国际媒介研究的文化政治向度，尤其是对底层政治与日常生活抵抗的关注，克服了过去的精英主义观察媒介的方式，转而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关注底层人民的想法，关注底层人民对媒介的抗争，关注底层人民对媒介的利用，关注底层人民在媒介中所受到的“特别关照”，从而彰显出中心参与政治、不断言说的“有机”品质。
然而，1979年，霍尔在面对来自于中心内外的压力时有些心力交瘁，尤其在面对来自于中心内部女性主义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批评之时，他感到极其难过，因为他本来是完全支持女性主义的，而且中心从70年代早期就已经开始进行了一些女性媒介研究，所以当面对来自中心女性主义者的攻击时，霍尔无力反击也不能反击，最后不得不选择离开这个他殚精竭虑、付出一切、奋斗了15年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从1964中心创立到1979年霍尔离开中心前往开放大学的这段时间，[26]是中心媒介研究发展得最富有成效的一个时期，成果丰富且极富影响力，不仅对中心媒介研究的发展，而且对整个国际文化研究的发展都极具贡献。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国内外对中心这段时间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所以作者一方面希望能对文化研究前期的媒介研究发展做一些必要的梳理，使得大家能够更为清晰地了解中心前期的媒介研究状况；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为国内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原始素材和原初的案例，尽量真实地还原中心早期媒介研究的语境及其理论背景和最终诉求。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中心前期媒介研究的发展，有必要对中心前期活动做一个扼要的梳理，借此展示其运作的模式及主要特征，并进而厘清中心前期媒介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