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各斯向易道回归
谢遐龄[1]
谢谢主办方邀请我参加这个会议，让我有机会讲讲我的看法。拿到这个题目我很惶惑，不知道该讲自己的思想历程还是讲整个中国的演变。讲自己，不大好意思；整个演变复杂多面，太过繁难。想来想去，还是用我所长，对这40年，用概念给它一个解释。结合最近几年的新趋向，我国领导开始提倡传统了，我就拟了这么一个题目：“从逻各斯向易道回归”。我把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80年阶段，1840—1919年，是西方文明大举进入时期；第二个阶段，60年阶段，1919—1978年，是苏俄文明大举进入时期；第三个阶段，至今有40年，1978年到现在，是向本土传统回归时期。前两个阶段，140年，是外来文明进入，概念是逻各斯；这40年，回归本土传统，即易道。紧接着这40年的前面，是“文革”，看作外来文明的一次冲击；现在转回到先王之道，而且在先王之道上走得越来越确定和自觉。所以拟了这么一个题目。
这就先要讲一讲“文革”内涵的概念。刚才讲了，“文革”的概念是外来文明冲击。这与当前大多数学者的理解迥异。人们大多认为“文革”是传统复辟。我的看法与之截然相反。按照上述80年、60年、40年三阶段划分，位于长约60年的第二阶段末期的“文革”是苏俄文明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冲击。谈40年，不可避免地要对“文革”做一个概念论断。“文革”是带给中国人民巨大伤痛的灾难，在这种情感感受上，我与人们完全一致，没有异议。现在的问题是要提出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要对“文革”的文化意义或曰文明意义下个判断。有人会说，“文革”是破坏文化，哪有什么文化意义！确实，“文革”中破坏了许多文物。然而，驱使人们行动的是思想，那就要问：是什么思想？我说的文化意义就是指支配人们行动的思想，可以提炼为概念的思想。历时十几年的一个历史事件，不可能没有文化意义，而且，其中或许还能辨识出某种文明的存在。亲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民众表现过强烈而持久的宗教热情。许多对文物的破坏都是这种宗教激情发作的结果。这种激情不属于中国传统，而属于外来文明。我在2014年提出“三文明论”，把当代中华文明看做近代两个支流，一个是西方基督教文明，还有一个是苏俄文明，汇入作为干流的本土传统，整合起来。把当代中华文明看作三个流的整合。我的这个说法是受了汤一介先生文化源流论的启发，但把文化改为文明，只谈流不谈源，不妨称作“文明干支论”。当然，本土文明作为干流也是多个不同源头的流在历史上逐渐汇入形成的，需要梳理清楚，现在不可能详细说，只是说，在近代两个外来文明进入时，汇入五千年以来形成的这么一个干流。大致人们有个共识：本土的干流有相当稳定的传统。这个传统我以易道标记。目前人们不太接受我的看法，认为没必要从西方文明中划出个苏俄文明。我这样区分，一是依据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所列当代全世界存在的五大文明，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赫然并列。苏俄属于东正教文明。有人说，苏联意识形态是反对东正教的，苏俄怎么会属于东正教文明？这涉及文明在概念上与文化上的区别。（诸如宗教、哲学、政治理论，可看作文明体内部的文化。把苏维埃政权与东正教教会之间的斗争看作东正教文明内部的事件。）还有人说，苏联也做了不少西方化的努力，例如大力推进工业化，应当归属西方文明了。我想，这理由不能成立。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然而涉及社会领域、文化存在方面，却无论如何化不到西方去。二是从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元采用了耶稣纪元，应当是从苏俄来的。新建国家，纪元是件大事。中华民国的纪元是传统加创新。中华民国没有举行祭天大典。认为权力是民授，不是天授，所以以一个民字作为国号。民国，意思是权力为民授。以国号纪元，保留了一半中国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没有沿袭民国的创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年”，而是用了耶元，又回避耶稣的名号，改称“公元”。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耶稣纪元不是源于西方基督教文明，而是随的苏联，是苏俄文明的影响。我这么猜测，有一个证据是，在赣南试验建立的国家名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明确无疑地学苏联。当然，最后的确证还须依据史实考证，比如，当年决定纪元时政协里是怎么讨论的。党内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仿照苏俄来的；联共（布）的制度有东正教的影响，并作了创造性的转化。
我国制度制定时的主要思路是从苏俄来的。苏俄文明汇入中国社会成为当今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学界目前通行的古今中西模型，有的学者以中西为重心，有的以古今为重心。我要问：古今的“今”指什么？这个似乎不容易回答。今，如果从实证角度讲，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强势影响要不要算在“今”之中？应该说是“今”的主要成分吧？如果把“今”作理念看，“今”似乎代表现代性。由此可见，古今之“今”到底指什么，还是有点模糊的。有的把古今说成传统与现代化，有的把传统改成后现代。无论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今”都是设想的或者说理想的目标，表达的是论者的诉求。这就是玄机所在。我们分析现状还是应该按照实证原则，对面对的事实做价值中立的描述。这些年我尽量地保持价值中立。虽然比较难，但是力求做到用中性的语言叙述事实。
古今中西：古今，义涵闪烁不清，看似论实事，实则藏诉求；中西，不全，还须加个苏俄，当为中西俄。所以我提出“文明干支论”，主张以三文明模型替代古今中西模型。
我认为，“文革”有三项目标，第一，在经济发展方面贯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否定商品生产；顺理成章地，否定市场经济。按照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按照劳动量分配，其方式可以像人民公社记工分一样发劳动券。当年斯大林就甚感为难，晚年勉强在理论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要有商品生产，而实践上对商品生产的限制还是很多的。《共产党宣言》讲，夺取全社会生产资料后，组织为国家的无产阶级掌管全部生产。怎样操作？《共产党宣言》没讲。这个主张对卢森堡这一类西欧小国或许行得通，到俄罗斯已经难以实行，到中国是完全行不通，无法操作。这么大个国家，不分级、分部门，生产无法管理。就算分级、分部门，也还太大，要分单位。这就遇到一个问题：生产是由人实行的，人有私心、私利。这样讲比较促狭。中性地讲——人们都要谋生吧！至今为止，绝大多数人还是为谋生而劳动的。马克思有条基本原理：为谋生的劳动生产私有制。所谓私心、私利，其实是讲，人们很可怜，不得不为生存去从事自己没兴趣因而不愿意投入的生产劳动。那么，组织、管理生产，就必须要论责任。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每个企业要有个法人代表。除非全体人民劳动不为谋生，只是纯兴趣，按马克思的说法，为了“实现自身本质力量”，那就共产主义了。马克思在理论上讲得明明白白的。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社会主义部分时写的批注，虽然根据本国经验觉察到斯大林对商品重视不够，但也没有在理论上搞明白。“文革”前甚至荒唐到把工矿企业搞经济核算也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归于不正当。
第二，坚持建设中国为世界革命根据地，准备与国际资本主义做“谁战胜谁、谁消灭谁”的搏战，这是继续革命理论的终极目标。我在2000年到江西赣南做社会学的课题“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来源”，顿悟毛泽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思路是把整个中国建设为世界革命根据地。这是到现场观看，当年为夺取全国政权建设根据地的史迹激发的。由此我在方法论上得到了启发，认定现场观看有激发灵感的意义，明白了为何司马迁著史要临场实地考察。“继续革命”意在经由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并非整人之口实。
第三，党组织之为信仰体，在“文革”由隐性转为显性。党组织是信仰凝聚的，并且成为民众的信仰对象，所以称之为信仰体。“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斗私批修”，高扬了理性主义（或译合理主义）原则。解放后宣传无神论、唯物主义，排挤或限制各种宗教，加之共产党以拯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为旗帜，给予人民利益，《东方红》歌颂毛泽东为救星，民众信仰转向共产党和毛泽东。1957年反右、林彪发起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运动，党内生活会制度、职工学习制度等等，综合效果是党组织完成为信仰体，列宁党概念之外化至此接近于完全实现。
上述三个目标就是“文革”实际上的文化内涵，都是从苏俄来的。列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性修改，即发展。按马克思的学说，要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旧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才可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列宁在俄国二月革命成功的情况下，要推翻临时政府必须提出新口号，于是举起社会主义旗帜。但是第二国际领导人认为这样使用社会主义旗号是机会主义。考茨基指出，俄国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文明程度都没有达到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列宁斥考茨基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反驳道：为什么不可以先搞社会主义，然后再发展生产力和文明？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把原本作为社会主义前提的东西，解释为搞社会主义要达到的目标。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标志。这个创造性的发展得到东方各国革命家的热烈欢迎——原来没资格搞社会主义的，现在也可以搞了！列宁愤于第二国际“不准革命”的批评，自己成立第三国际，给予第二国际沉重打击。东方诸国纷纷采纳列宁建党思想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引发社会结构激烈重建。中国社会就有这么一个断裂，社会主义革命引发的断裂——把原有的社会结构粉碎性地拆除，再根据理论重建社会结构、各种社会组织和制度。这个断裂造成的后果是极其深刻、极其巨大的。境外学者、较为年轻的学者，容易忽视，或估计不足。我这一辈学者身处局中，亲身体验，前后有比较。有亲历、有听闻。所听闻的由于时代切近，较易领会。有些学者以为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是从来如此的。其实在这个历史断裂前后大不相同。
这场革命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产物我称之为伦理社会，就是党组织和社会的一体性结构。党组织类似骨架和神经系统，各种社会组织和社区滚雪球似的一层层裹上去。这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其建构是由党组织把中国社会整合为一个实体。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与此对比的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挫败。邓小平困居江西时期，如文王拘羑里，对中国社会遭遇的困境作出创造性的回应。他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社会主义。在列宁手里内涵已经改变为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概念，如果还拘泥于马克思赋予的含义——生产力已经发展成熟因而可以取消商品和货币——那就不可避免地捆绑住自己的手脚，阻碍发展。拨乱反正意在重新解释社会主义概念。用邓小平原话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我看来，邓小平面临的问题之实质是怎样处置源于苏联的教条主义。从三文明理论角度看，“文革”是东正教—苏俄文明的一次冲击；由于“文革”遭到否定，加之可以看作这股外来文明进展的顶峰，所以我把这一历史事件断为最后一次冲击。
那么，中国应该向何处去？我认为，以“文革”引发的信仰和宗教问题找到思路，确定中华文明之本或曰中华文明之体，在易道。
“文革”不仅有文化意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有体现外来文明冲击之意义，还有宗教意义。“文革”调动起来的力量带有狂热的宗教激情，何况在一段时间里还发展起了一些宗教仪式，有一定的创新。40年来，这些现象或者被忽视了，或许是故意被淡化；或者被简单地否定，仅仅当笑料看，缺少严肃的学术分析。这样重要的现象摆在面前，居然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是很不应该的。我认为，其原因是现象较为复杂，涉及信仰；而且难度大，涉及对文明深层的哲学分析。而淡化、回避态度已经造成巨大后遗症，恶果目前已经凸显出来——直观可见，近20年邪教迅速蔓延，而应对失措，居然用科学对抗邪教（口号：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缺少康德哲学的基本常识，不明白科学知识与宗教信仰是两个领域；无论知识多么丰富、多么正确，也无能解决信仰问题。而真正重大的失误在于主动撤离信仰空间——其理解根源或许也在于把信仰归结为认识上的正确与深刻。
所以，有必要从“文革”引起的信仰问题作深入分析，理清思路。
众所周知，佛教信仰与基督教信仰是不同的信仰，然而二者同样属于信仰。那么容易了解，“文革”期间的信仰与敬天祭祖的传统信仰，同属信仰，但不是同样的信仰。不同信仰之区别，要讲清楚，就须涉及文明体用之哲学问题。
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话题。那么，究竟体是什么？张之洞的说法，似乎体是制度、思想，用是器物。现在的讨论涉及改变深入到哪个层面的问题。意思似乎体是根本，不能变；用之层面就让它与时俱进吧。可是究竟什么是根本？有些人认为，哲学基本范畴是体。那么不好了，现在讲哲学，基本范畴是精神、物质，早就没人讲理、气了。即使研究中国哲学的，也是满口的精神、物质，用精神、物质解说理、气。立足点早就移到西方思想那边去了。岂不早就西体了！但是，虽然这样了，我们到哪里都还是中国人，并未改变为西方人。我们的精神、气质、行为、规则、思路、作派仍然是中国人。体用不二。有此用则有相应的体。哲学基本范畴不能担当体。到底这个体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有个“指标”（这个词不恰当，无词可用，姑且用之）可以确定：体必定是不变的；可变的不是体。不变，意思是不可能变，即使人们努力让其变，也变不成。这是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之根本。
这就是道。由于现在西体也用道字翻译，例如《新约·约翰福音》开卷就是“太初有道”，原文是“太初有逻各斯”，把逻各斯改写为道，中国化了。为避免混淆，我加个字，称中华文明之体为易道。理由也充分，毕竟《周易》阐发道最称原典。
“文革”展示的民众激情迸发还告诉我们，中国人有信仰，也有宗教需求。然而目前普遍流行的说法是大部分中国人没信仰。许多“文革”期间狂热过的人士，现在问他，也多半自称没信仰。若说有信仰，多半是他皈依了佛教或基督教。这现象说明，人们把信仰与特定的宗教联系在一起。我问过许多自称没信仰的人士，清明节是否上坟。答曰上的。问是否摆祭品，比如馒头、菜蔬之类，答曰有时会的。是否烧纸，曰或有之。我问：这算不算信仰？无语。不是语塞，而是不知该怎样评断。算信仰，不算信仰？自己也说不清。然而心中觉得是件该做的事。深入地问：如果你以贪腐罪妻离子散会否觉得对不起祖宗？答曰：会的。这能说清楚算不算信仰了吧！
一是把信仰与某个有确定僧团组织的宗教关联；二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强势话语，人们没把敬天祭祖当作信仰，内心深处对天命、祖先的敬畏处于晦暗状态。
最近，我看到上海大学一个教授主持的一项社会调查。这项调查发了5000多份问卷，调查中国人的信仰状况。其中一项数据是：约70%被访者声称自己没有信仰。我对这个调查给予好评，它得出的结果相当精确。需要改进的主要是，对这70%自称无信仰者作进一步的提问，直至问清他们实际上的信仰。我认为他们绝大多数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传统的天命、祖先。
持这样认识的有一批学者。只是这种信仰不容易说清楚。有的称之为民间宗教，有的称之为儒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事人大多说不清信仰什么，甚至干脆认为自己没信仰。
这种情况，不妨称之为信仰、宗教的模糊状态。在学者，是概念和认识上的模糊；在民众，是信仰晦暗造成的迷惘。
认识清楚的专家学者还是有的。在此举两位。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教授，他的观点在我国宗教学界有代表性。还有一位是匹兹堡大学的旅美人类学家杨庆堃教授，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教和中国人的信仰状况的研究结论有权威性。
这两位学者观点的共同处是都认定中国社会自古存在的、自皇帝及各级官员、覆盖全体人民的宗教，一直在发展完善中，直至清朝末年。不同点是称呼不同。这是因为这个宗教自古就自然而然地存在着，没有特别地起过名字。不像道教、佛教、基督教，有个人站出来挑头，发展起组织，因而有名称。自然而然存在，故而无须命名。只是从事研究的学者在论著中需要给它起个名字，于是称呼不同。牟钟鉴教授称之为国家宗教。初看似乎专属于朝廷，实则覆盖全民。无论神祇体系，还是祭祀体系，都是全社会的。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元首，也是宗教上的元首。
杨庆堃教授1961年出版了英文专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根据翔实的可靠资料，详细透彻地讨论了各个方面，堪称该领域的经典著作。他同样确认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一直存在着这个覆盖全体国民的宗教，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创始人、没有清晰的组织形态，因而称之为“弥漫性宗教”。
我认同他们的观点。这个宗教是在若干万年之前形成的，一直起着作用。由于宗教这个概念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而西方学者大多数不知不觉地以基督教为蓝本理解宗教，因而对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宗教“视而不见”。他们如果问中国人信什么教，被访者如果不信佛教、道教，往往会回答说：我不信教。而实际上他的信仰属于这没有专门名称的传统宗教。他可能会说：我信老天，我祭拜祖宗，但不信教。上述上海大学的那项调查，所谓没有信仰的70%被访者，大概也属于这种状况。他们不信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佛教），所以自称没信仰。然而他们大多数应该仍然保持着对老天、祖先的敬畏。因而，他们是有信仰的，他们仍然是传统宗教的信徒。
在我们现在的学术视野中，中国古代似乎不存在这个宗教。除了少数的几个宗教学家以外，大家都没把这个传统宗教当宗教看，有的学者称之为民间宗教。叫民间宗教也对，因为现在国家不主张这个宗教，只剩下民间还有它的残余存在（在此用“残余”一词或许会引起宗教学家的质疑：剩余多大分量才可以叫作“残余”？需要做精确的实证研究。一般使用“残余”意思是剩余很少。但依我粗陋观察，这残余还很大。所以，“残”在此指不完整。这种不完整相当严重。牟钟鉴称之为“国家宗教”，没有祭天、封赏神祇等，即缺少国家行为，程度还不严重吗？）。
中华民国没有举行祭天仪式，然而纪元还沿袭了中国的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没有祭天。中华民国意思是民授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立国是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和天授比较接近。邹衍以五行讲天授，其后各朝立国时都要确定自己的五行属性，决定吉祥数字、朝服的颜色等等。可见，中国自古就把天命和历史沿革关联在一起，牢牢扎根在政治思想中。尽管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没有祭天，民众对上天的信仰仍然保持着。所以，要理解当今我国的文化冲突、文明冲突，不得不从信仰冲突这个维度考虑。目前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已经全盘西化了。我们讲哲学基本范畴，一开口就是精神、物质。全部教育都在灌输西方文化，连汉语教学也依照西化的语法实施，更不用说数理化了。这些方面中华民族是与时俱进的，没有问题，我们都可以接受、采用。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问题，只能说是没有大问题。像生育，生了孩子以后怎么养，怎么保护产妇，似乎传统方法比西医认定的方法较为适合中国人。还有饮食，有时候用“火气”之类的说法给食品定性。有些疾病治疗好像完全按照西医的思路还是不行。这方面我不懂，具体问题该怎么评判要专家来去讨论，我能说的是，总体上已经西化了。
科学技术全盘西化，医药养生基本西化，现在分歧严重的在人文（含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重要的问题在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和各种制度方面。这个领域难以西化。要着重观察的是其中内涵的精神。一切文化产品，包括看作文化产品的制度，都内涵着精神。中华文明的精神是易道。易道又称天道，既是道理所在、文化传统，又是民众信仰所在。因而不能不关注和研究宗教。
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内涵的精神，道，易道，是稳定不变的，它也就是传统。传统这个概念，其基本义涵就是自古至今一贯接续，也即不变。换句话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易道。具体的文化产品可以变，外来的文化产品也尽可引进，它们都与时俱进地更替不息。唯有道不变。
这是中华文明的特性，就是道不变。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我们把他的这句话翻一下：中华民族存在为中华民族，则其道不变。这是中国不可能西化之根所在。
中华文明之道与基督教文明之道区别何在？——这就是问题焦点，必须搞清楚。
中华文明之道：易道；基督教文明之道：逻各斯。这40年之概念演进是从逻各斯向易道回归。然而，目前仍然有认识模糊之处，从而影响发展。易道与上天信仰之内在关联处于晦暗状态，从而造成生存之迷茫。迷茫表现为情绪上烦燥、焦虑，行为上拜金主义、暴力倾向。
干扰中华民族复兴的外来文明之道是天主教的抑或东正教的，有些人士与我有分歧。这类问题可以继续讨论。然而有些人把专制的帽子扣在本土传统和儒家思想头上，就属于没搞清楚概念。这是涉及大道的题目，是深刻到文明之根本、灵魂的深密处的题目，必须经由哲学辨析才能明了。
易道，中华文明的传统，其特性用最简单的话讲就是一阴一阳——《周易·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是翕，阳是辟。辟可以理解为开拓、解构之势用。阴翕，是建构、收凝。一阴一阳，凝聚、再开辟，遂健进。基督教传统是抽象化。代表性言论是《约翰福音》开篇劈头就说太初有逻各斯。基督教文明把逻各斯看作宇宙人生最根本之道。采用亚里士多德抽象化思路，在阴阳两种势用中偏执阴，即收凝后执着不化，阻滞解构。最明显的是把形式、质料两个逻辑概念抽象化，把这两个思想物看作独立存在，割裂并对立。以致后世哲人或执形式为源，或执质料为源，以之建构宇宙、社会。坚执逻各斯的基督教文明自称掌握真理，其他思想则是异端，以基督徒—异教徒模式划分人群。而中华传统是和谐共存，并行不悖；中庸之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继续革命理论要与资本主义作“谁战胜谁、谁消灭谁”最后决战。当代领导提出世界文明多样性理论，认为各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的选择，要互相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并且引用孔子的话“和而不流”。这就是用儒家的思想，或者更深刻地说，中华文明的易道，宣布为全球政治哲学最高原理。我参加过一个研讨会，讨论中华文明的精神是什么。有的学者提出自强不息，有的学者主张是厚德载物，还有的学者主张是中和、中庸之道。我说：这三个都在《周易》里。自强不息是乾道；厚德载物是坤道；乾道包含保合太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就是《中庸》的无过而不及，“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所以这三种说法汇总起来就是易道。当代领导还提出继承传统、切勿割断精神命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落实中华民族对大同的向往，并且以大同融合共产主义。
如果同意我的看法，把这40年的大势表述为从逻各斯向易道回归，那么，在看待面对的现象时，首先要判断其归属——体现逻各斯，还是体现易道。
这40年把过去的信仰解释为个人崇拜，实行淡化方针。无疑，过去的信仰中掺杂着个人崇拜。然而，这是两件事物。把二者看作一体，当属对现象未理解透彻。在正确地反对个人崇拜同时离弃了信仰。这是撤退，而且是主动的撤退。这样的主动撤离留出了巨大的信仰空间，给邪教兴起提供了机遇。由此获得的历史教训是：不要把信仰当作个人崇拜。“文革”时民众的宗教激情，当前民众的生存迷茫，以及邪教猖獗，我们可否下一个判断：种种问题核心是信仰问题。在中华民族经受140年逻各斯冲击之后重振易道时，唤醒民众处于晦暗状态的上天信仰，激扬中华民族的天道信仰，不要再让世界各族人民以为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异类。我认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历程下一步应该是这样的。
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金/元好问）
[1] 谢遐龄，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