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哲学史到中国哲学
陈来[1]
我的发言有点算是老生常谈。因为10年前我在北师大参加过“思想与学术三十年”时也表达了这个意思。今天这个题目叫“思想与学术四十年”，我稍微调过来，“学术与思想四十年”，从学术谈起，从我自己从事的学术领域谈起，就谈一点结论性的想法和一些总体上的想法。
我们这个研究领域一贯是叫作中国哲学史，最近不到20年来名字改为了“中国哲学”。以往中国哲学史这个概念比较单一，主要是研究从古代到现代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比较纯粹。90年代后期，学科名字改成“中国哲学”以后范围应该说更广了。当然其主体，特别是对高校的博士点来讲性质没变，学科的课程、学生的培养还是以中国哲学史为主，但是就整个学科来讲它包含了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今天的发展，所以应该说这个学科领域最近十几年扩大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这40年主要是从中国哲学史这个领域来看。
从70年代末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发展非常快，各个领域都是这样，从问题意识上来讲，如果说70年代以前我们的学者对问题的意识还受制于意识形态或者某一种西方式的流行的问题意识的影响，40年来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在中国哲学史的领域里，今天的学者更注重于中国哲学思想家的固有体系、固有问题和内在理解。应该说内在的了解是学术研究真正能够深入的一个根本保证。因为在70年代以前，我们国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点其实不是在内在的了解，也不在于内在的体系的挖掘，固有问题的这种认识、理解，而是比较重视意识形态比较关心的问题，或者西方近代哲学关注的某些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和70年代已经形成很大的背离，问题意识已经逐步多元化。到90年代，学者的问题意识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对中国古代哲学内在领悟、内在问题的理解。所以今天的学者显然不会再熟悉40年前的状态，不会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者某个阶段的西方哲学家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果从邓小平思想路线来讲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地了解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每个时期或者每一个思想家他自己思想的重心在什么地方，这些哲学家认为什么问题最重要，这个理解的方式我们就称为内在理解。
当然内在理解是基点不是全部。因为哲学的工作是一个诠释的展开，诠释的展开需要比较的视野，需要与这个哲学体系的外部世界有所沟通，比如说西方哲学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机理我觉得已经开始转向一个内在的理解，所以重新往新的方面转变。
所以如果从80年代以来看，应该说中国哲学各个领域的研究已经日益深入，研究的范围也更加宽广。今天我们看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人物和专书，他们的思想在今天来讲都已经有了专门的研究，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研究布局。因此我想不用客气，今天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日本、欧美、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已经成为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主体。在研究质量上应该说也是与时俱进，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应该说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得到国外、海外同行认可和推崇的学术著作。这个时期所取得的学术进步和造成的中国学术的影响，应该说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学者根本不能想象的。
近40年来学术发展的整个面貌总括来讲体现在三个基本方面：哲学史研究、文献学研究、思想史研究。这三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在客观性、学术性、全面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就第一流研究成果而言，应该说我们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前列。经过近40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在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典范，这些新的学术典范的确立，对我们今后研究学科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从全国来讲，由于目前中国哲学研究在全国质量分布很不平衡。党的十九大报告讲到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从学术来讲也是这样的，质量分布在全国很不平衡。我们的最高水平与总量已经站到世界前列，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典范，但是就平均水平来讲我们和国外、海外还有不小的差距，这点我们应该有明确认识。当然像北京、上海学术质量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是放眼全国，因为在各个地区，尤其目前的博士点的设定、学科点的设定受到很多限制，从客观上也限制了整个学科的发展。这样我想质量不平衡、不充分这些问题根本还是在基础研究，我们最重要的还要抓好基础研究。因此今天的中国哲学研究不能够满足于停留在一些一般性的讨论。我们这些年大家很喜欢追逐一些讨论，包括十几年前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不是说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要把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提高真正落在实处，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这些讨论上。
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比较习惯受一套宏观大叙事来引导，从70年代末到10年前，对教条主义的抛弃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多转向具体实证方面的深入研究，这也是保证我们这40年里面比前30年研究水平提高的主要原因。不过学术研究不能出于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警惕而放弃对于宏观叙述的追求。以我们现在对中国哲学具体研究的深入为基础，随着创新典范的建立与提出、综合研究水平的提高，最近10年来已经开始思考讨论一些中国哲学领域的大问题，但是这种思考和讨论应该进一步加强，发展具有整体性或者比较大范围的理论和历史的思考，尤其是能够通向哲学一般领域的、促进哲学和人文学科整体发展的思考，我想这是今天中国哲学研究者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使命。
这是我刚才讲从学术到思想的第一个问题，接下来我再讲讲关于这个问题思考的一些方向。
这些年已经出现了刚才我所讲的中国哲学整体的再思考，其中有些问题其实是30年代学者讨论过的，比如说中国哲学有没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问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论述方式和不同有什么意义；究竟怎么了解中国的形态和特性，进而延伸到什么是中国哲学，什么是哲学的追问，我想这个在近些年都已经开始有些思考了。
就近代的历史来看，哲学这个词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量引进以后，日本学者西周从“Philosophy”翻译过来的，也被中国人接受。但是这个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且是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里面的，这个总进程就是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总方向和框架的规定下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总趋向。因此在这个总方向和总的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是以近代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这是梁漱溟先生的观点。通过建立哲学、法学、文学、史学、政治学等等学科概念，形成中国现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个是可以复制近代西方学术的分法，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近代学术的内容；第二，也方便于引进西方教育的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柱来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综合体系；第三，能够和世界文化连接，使中国现代文化能够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进而和世界联通；第四，用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应该说这是近代整个文化的大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这个概念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当然，就人文学科来讲，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也难免根植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包括语言文化的经验。如果以它作为绝对的标准或者普遍的模式，去规范东西方的文化经验，就会面临削足适履的危险。现在中国研究走进了100多年了，从中国哲学的学者自身来看，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的学科概念相比，如中国宗教，中国哲学这个概念似乎略显尴尬。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这个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里面并没有一个独立的系统是和西洋所谓的哲学完全相同的。中国古代当然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在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时所形成的一种理论化的体系。其中所使用的概念和讨论的问题跟西方哲学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也不相同。我想儒释道各家都有这类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在这点上前辈的学者对这些极少注意，其实在中国和西方虽然都有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是用于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我们的老师辈，像冯先生、张先生对这点都没有很多的关注。就我们中国大陆自己来讲，大家比较熟悉的50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下，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提法，笼罩一切，这个对西方学者、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者当然也有影响，但是对中国哲学研究者造成了更大的困扰。80年代以来这种影响当然渐渐消失了，但是学术界并没有就东西方哲学是不是有共同问题深入讨论取得共识，我想西方哲学界在西方的大学里面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来研究和教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或者地域性的文化来研究，恐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的问题，或者没有以西方哲学的认识、西方哲学的方式来讨论。
我们经常发现把西方哲学的问题作为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把哲学只理解为一种概念论证之学来判定东西方文化里面有没有哲学的现象，这当然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表现。在晚近的讨论里面学者已经提出对这类情况的解决办法。即应该把哲学看成文化的范畴，换句话说，应当立足于全部的人类文化；用老话来讲，把哲学看作一个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共相；用20世纪的话来讲，把哲学看成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也就是说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既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也是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它应该是包含了这些在内的世界各民族对于超越自然、社会和人的理论思考的总括。所以从这样一个立场上看，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当然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也就不足以构成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来看，哲学这个概念就不应该只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应该是世界多元文化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当然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都包含了具有普遍性意义而又互不相同的内容。因此中国历史上的义理之学就是中国哲学，虽然它的范围、问题、讨论和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就是共相。西方的哲学家这样的自觉不够，“非西方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要大力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个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这才能够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我们今天或者未来对于哲学的理解仍然完全受制于欧洲传统，或者甚至像近年来一些青年学者、青年留学生所代表的，他们的哲学理解不仅是受制于欧洲传统，而是强调要受制于更狭小的英美分析的传统，我想世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就没有办法得到体现，20世纪人类的生活也不会比上个世纪更好。
所以刚才我从学术到思想，从中国哲学的研究发展得出新的哲学观，我想这应该是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讨论的一个意义所在。既是30到4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必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复兴背景下文化自觉的一种兴起。它既反映了中国哲学主体性的要求，也对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反思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中国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世界哲学的发展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用我们今天的讲法叫作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40年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概念，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这40年整个中国的发展，当然也就没有中国学术的发展，所以不断向世界学习，仍然是我们新的40年开始的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说，要关注世界哲学的发展，关注现代中国哲学如何面对当今世界的变化，如何面对世界哲学论题的发展。当然，我们不能离开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的实践问题，要提出源于传统又能够面对当下的新的哲学思考，来为中国和世界的和谐做出贡献。
芳林陈叶推新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唐/刘禹锡）
[1]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