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形成期（1582—1911）

这一时期，我国的科技翻译研究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末清初的萌芽期（1582—1723），以1582年利玛窦奉范礼安神甫之命入华为开端，历时32年传教，直至1723年因梵蒂冈教皇干涉中国教徒“祭天尊孔”，清朝雍正帝禁教为终；清末的成长期（1821—1911），造就了科学翻译理论的发轫。伴随耶稣会士的入华传教，我国进入第一次外国科学书籍翻译高潮期。

明末清初，西方世界在历经资产阶级革命洗礼后，进入科学技术大发展时期，涌现出现代科学之父培根（1561—1626）、意大利的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捍卫并发展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布鲁诺（1548—1600）等。大批商人及传教士来到中国扩展海外市场，掠夺原料，传教。西方传教士翻译传教，先进士大夫翻译学习西方科学，以明崇祯帝、清康熙帝为代表旨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朝廷，成为主导科学翻译的三股力量。明末清初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的开端，科技翻译者除王征等少数国人外，均不懂外文，不能主动选择源文献，只能按照传教士口述而被动笔录。译书所涉及的最新科技知识不多，涉及深度也很有限，但还是产生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参照《中国科学翻译史》（黎难秋，2006）的统计数据，这一时期共有30名外国传教士，他们与中国有识之士合作编译了各种科学译著约167种，对于西方科学知识的引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历法书籍《崇祯历书》、地图集《皇舆全览图》成为两部代表性著作，这一翻译高潮以1723年雍正禁教为终结，引入西方科学的翻译活动及正常的外贸活动随之中断。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

（1）科技翻译人员：翻译活动过分依赖外来传教士，中国译人主要承担被动笔述的工作任务，翻译活动未能实现自主。

（2）科技翻译机构：朝廷与民间均未出现专门的翻译机构，只有历局。

（3）科技翻译规模：译书数量有限，内容上以西方古典科技知识为主，涉及学科的深度与广度不够。

清末：在我国完全禁教的近一个世纪里，英国取代法国，成为海上霸主和殖民大国，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英国特别是在“成功占据”印度后，觊觎物产丰富的中国，而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夜郎自大，盲目排外，轻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鸦片战争后，在英军武力威胁下，大清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一批爱国志士，通过译刊与消化西方科学书籍和信息，清醒而客观地观察世界，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治国方针。林则徐组织译编《澳门月报》《华事夷言》《反鸦片论》《四洲志》；徐继畲译撰地理知识著作《瀛寰志略》；魏源1844年发行五十卷的《海国图志》，明确建议清廷放弃闭关锁国政策，纠正夜郎自大的错误，开放门户，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们之后，科学译书活动主要由三派人物组成：（1）外国人，他们往往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培养洋奴买办，或传播基督教，或为文化侵略的需要。主要代表为以殖民主义分子为主的翻译机构广学会、益智书会等；以教会人士为主的广州博济医院和教学学堂；商业营利性质的墨海书馆等。（2）洋务派翻译机构，清廷官方主要机构，人才济济，财力雄厚，主要代表为外语教育与译书机构京师同文馆，同文馆于1862年设英文馆，后增设法文馆（1863）、俄文馆（1863）、德文馆（1871），后增设科学馆和印刷馆。据不完全统计，同文馆译书有31种，培养了联芳、庆常、汪凤藻、凤仪、席淦等一批由我国自主培养的科技翻译人才，1866年以后，同文馆实际上已成为我国第一所兼学科学知识与外语的高等学校；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附属于制造局，其建馆宗旨是配合制造局生产船舰、兵器、弹药而翻译技术情报资料，以广播近代科学知识为己任，以兵政（36种）与技术（31种）两类居多，更造就了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一批兼通科学与外语的翻译人才。（3）维新派翻译机构，康有为、梁启超的强学会、译书局、时务报馆、广知书局等。维新派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要国富民强的主要途径是全面地实施政治维新，而不是简单地依靠购买或制造一些洋枪洋炮，开办少量工矿企业。就译书而言，不应仅限于外资需要的法律类和兵政类书籍，应该全面翻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因以留日学生为主，他们普遍认为日文原本源于中文，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译的大量书籍，可作为首选。他们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短期内声名鹊起，但随着戊戌变法的夭折，其影响力逐渐消退。

清末形成的种种客观环境、因素与条件，从整体上构成了清末科学翻译理论的发轫。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1）科技翻译人员：传教士、殖民主义分子、洋务派、维新派、留学生、爱国官吏、先进人物，他们以不同目的参与科学翻译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既懂科学又可翻译的知名学者，如严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活动开始不受制于传教士和外国人。

（2）科技翻译机构：洋务派的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殖民主义分子设立的黑海书馆、广学会；维新派的大同书局；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等，客观上都促进了翻译人员的成长，成为我国首批近代独立翻译人员与外交人员的摇篮。

（3）科技翻译规模：数量达两千余种，大大超过明末清初。译书源语言主要为英语和日语，内容上既有科学翻译（军事、舰炮、工艺、格致之书），也翻译资产阶级革命及社会政治资料，少数开始译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学说。

（4）科技翻译理论：翻译人员重视译名统一与翻译质量，译论迭起，内容较多涉及专名翻译方法、意译与音译及翻译标准，主要理论有马建忠的“善译”、严得的“信、达、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