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数量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与体育服务产业有关的政策文本近60件，平均每年都有两项政策直接或者间接规范我国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这些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出台，一方面推动了我国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本身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数量变化体现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体育服务产业和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规律，从中也可以分析和判断我国未来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趋势。

一 全国性体育服务产业总体政策

到目前为止，我国全国性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文件总计59件，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13项，相关体育服务产业政策46项。由图3-2可以看出，从“六五”（1981—1985）期间到“九五”（1996—2000）期间，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颁布的数量逐渐增多，“十五”（2001—2005）期间数量略有下降，“十一五”（2006—2010）期间有所回升。“六五”（1981—1985）期间和“七五”（1986—1990）期间，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数量分别为两项，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没有确立，体育服务的经营和管理已经在部分城市出现，虽然体育服务的产业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但此时不可能大量制定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政策的制定仅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出台的数量也比较少。“八五”（1991—1995）期间政策出台多达12项，因为我国1992年刚刚确立市场经济制度，体育服务的产业化已经成为政府支持和社会接受的事实，但是具体如何发展需要相应政策的引导和规范，于是制定了一定量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九五”（1996—2000）期间是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高峰期，共出台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数量为18项，平均每年制定3.6项，是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最密集的时间段。1995年出台的《体育产业发展纲要》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依据，使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数量大幅提高。同时又由于中国政策的制定具有应急性，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往往在体育服务产业出现问题之后，而此时正是我国体育服务产业问题多发阶段，针对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规范，因此导致了大量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出台。“十五”（2001—2005）期间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数量有所下降，下降到10项。此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展存在的问题依然不断出现，随着政策制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的数量有所缩减。“十一五”（2006—2010）期间，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数量又开始增加，达到14项。根据政策制定的规律，政策达到一定数量时，新制定的政策会逐渐减少，但此时却是增长现象，主要原因是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的增多，因为此时修改和出台的一些体育政策，几乎都辐射到了体育服务产业。在以后的“十二五”规划期间，出台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数量可能会呈下降趋势，因为此时国家整体法律政策环境不断优化，一些现有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对体育服务产业发展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以后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可能以逐步提高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效力等级和执行力为主。由于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落实最终在地方执行，在《关于加快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0）指导下，近几年地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可能会有一定数量的增加，以更好地落实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实施。

由图3-2可以看出我国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和相关政策的变迁状态的对比情况，除“八五”期间数量相同外，其他阶段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的数量始终高于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的数量。这说明了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专门的政策，还需要更多的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

二 全国性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

从图3-3可以看出我国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的发展变化，虽然我国1978年就开始了体育服务产业的萌芽，1992年开始不断发展。但是1993年才开始出现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文件；在此后的十年中，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制定的数量增长很多；一直到2001年，共出台九项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几乎每年都有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颁布。此阶段是我国体育服务产业发展期，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认识和实践也处于发展过程中，因此，此时间段出台的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较多。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只出台了一项专门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因为这一期间是筹备北京奥运会时期，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修改和制定多处于研究和观望时期。另外，已有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数量较多，甚至过于臃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新政策出台的阻力。2008年到2010年，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出台数量的回升期，仅三年时间就出台了三项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一方面是奥运期间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研究成果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对专门政策有较强的需求。以后的几年全国性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出台的可能性较小，但地方性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可能会相继出台。

图3-2 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数量分布

图3-3 我国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数量分布

图3-4 我国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数量分布

三 全国性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数量

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虽然不是专门为促进体育服务产业制定，但是对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辐射作用也非常重要。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体育服务产业发展和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展的政策环境，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不仅可以引导体育服务业的发展，也是专门性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可供参考的依据。我国从1984年开始出台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比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早7年。从整体变化趋势看（见图3-4），从1984年开始到2000年，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一直呈增长趋势。2000年达到最高水平，这一阶段数量发展比较平稳，呈现出递增数量逐渐加快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的状况。从2000年到2005年呈下降趋势，但是2006年出现了第二次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出台数量高峰期。从2006年到2010年虽然数量缓慢下降，但是总体出台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数量仍然较多。因为从2000年到2010年跨越了奥运备战和奥运举办时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的重大体育事件，涉及体育政策、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我国对许多体育政策进行了修改和优化，在优化的同时对体育服务产业的辐射有所增加，如《全民健身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等都涉及了体育服务产业，促使此阶段我国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数量增多。随着我国法律政策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产业法规政策和体育法规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的不断推进，未来几年新制定的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数量可能会较少。

四 地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数量

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级地方政府都有政策制定权，地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对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政策制定机关不仅可以在全国性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地方政策，还可以根据地方特点在权力允许的范围内制定出适合本地区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通过分析地方性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现我国多数地方性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一般晚于全国性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并且以全国性政策为主要依据。但是个别地方性政策的制定也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全国性政策也会借鉴一些地方性政策在全国进行普及。如在2007年北京市就制定了《关于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而国务院办公厅在2010年才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

在各地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中，北京市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数量最多，内容相对比较全面。从图3-5可以看出北京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数量变化：从1998年开始制定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到2010年，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数量总计为20项，几乎每年都有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出台，且在每年分布上也比较均匀。由此可以看出，北京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对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的应对性比较强，能比较及时出台相关的政策。由于奥运会在北京召开，北京又出台了很多应对奥运会的相关政策，导致了北京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比其他地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多，且每年数量的波动也比较大。另外，在上海、广东等其他一些省市，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数量变化情况也类似于北京地区。

由于地区的差异，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展也存在一些差异。东部地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开始制定的时间较早，数量也多；中部和西部地区地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开始制定的时间比较晚，数量也相对较少。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对体育服务产业问题的应对性比较弱，甚至出现很多年都没有出台过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现象。主要原因为欠发达地区体育服务产业兴起比较晚，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需求较小，欠发达地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资源较少，制定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能力不强。比如，河南省2000年才开始制定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见图3-6），时间分布也不平衡，从2004年至2008年没有制定一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但是从2009年到2011年每年都制定一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随着河南省政府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不断重视和武术产业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强劲带动作用的发挥，“十二五”期间，河南省体育服务产业专门政策和相关政策可能会处于平稳发展趋势。

图3-5 北京市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文件数量

图3-6 河南省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文件数量

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情况，但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并不是越多越好，尽可能少的政策和发挥更好的效果是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展的良好状态。将来在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展中，应坚持少制定政策，制定顺应我国国情和迎合我国体育服务产业发展所需求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