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展环境
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与国家行政机制、经济结构状况、法制背景、体育事业发展状况等社会环境都有很大联系。本书主要从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内容的设计、发展和变化的角度，探讨国外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环境。韩国和日本行政机关早期主动制定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以达到赶超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业的目的，待体育服务产业发展到较高水平时，采取市场导向、间接干预的政策。美国为了国家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利用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始终采取间接干预的方式给予体育服务产业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促进了体育服务产业的持续繁荣。澳大利亚在借鉴英、美、韩、日、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在内的经验和教训后，逐步制定了适合本国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
一 政治背景
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从国家产生起就极力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弱化政治功能，因此对体育的发展是减少管制、自主发展的形式。在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的理念下，美国对经济活动规制较少，但是对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社会规制很多。体育具备较强的健康功能，因此干预的主要方式是扶持政策。美国没有专门的体育行政机构，自治组织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可以自行制定体育服务产业发展政策，特别是体育赛事行使商业发展政策。美国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部分类政策权力，节省了政策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政治环境的适应。美国虽然没有专门的体育行政机构，但是其他很多机构对体育具有很多干预权，而且通过政策或法律赋予一些体育管理权，如美国50个州的法律都规定，“社区政府可单独与有关机构合作，修建和拥有社区体育场地设施”。
在英国的历史发展中，公民在政治的主动性和参与性方面，强调臣民的义务和权利相融合，英国的政治强调对权威的尊重与强烈的公民主动权利结合在一起。[44]因此英国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多由体育服务产业的经营者提出，英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实施效果和监督效果。另外，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政权开始的民营化政策得到迅速发展，在“可以不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公共部门则不提供”这一大原则下，大量的公共体育服务转为非政府组织或者经济主体提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英国当时国家公共支出过多，财政能力受限导致的，是国家由传统福利制度向现代福利制度过渡的一种体现，英国工党当时对全体公民实行社会福利制度的指导原则是社会保障必须由国家和个人共同的合作来实现。特别是1997年政府正式提出围绕改革福利国家展开的“第三条道路”的口号，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制度加速了体育服务产业投资行为的增加。日本和韩国纷纷借鉴了英国这一经验，20世纪80年代，日本大胆提出体育服务产业相关政策，将体育这一公共事业推向市场和社会，达到了既提高体育服务质量又加快发展体育事业和体育服务产业的目的。日本还明确规定了许多其他非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发展的职责，如厚生省负责保健卫生设施建设、保健专业人员的培训、妇女健身推进事业、地区保健推进事业、老人保健事业等；通商产业省负责关于提供劳动外时间内的体育活动条件的调查研究；建设省负责城市公园体育设施的建设、大规模自行车道路的建设等。[45]
目前英国的体育行政部门是文化、传媒和体育委员会的分支机构。澳大利亚的体育行政部门是体育与旅游局的分支机构，韩国体育行政部门经历了文教部、体育部、体育青少年部、文化体育部、文化体育旅游观光部，面对与社会融合程度越来越高的体育现象和这些行政组织结构状况可以看出，体育服务产业绝不单独为体育行政部门的职责，而是多个部门的共同职责。这样的行政结构在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时，参与的主体较多，执行时各行政机关也比较积极，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执行效果也比较好。
日本和韩国实行过以儒教为基础的国家干预的“统制经济”。一方面日本、韩国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相对较多，常采取资助、金融、税收、奖励等措施来刺激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方向，对体育服务产业的干预程度也比较大，对体育服务产业的推动力也很强；但另一方面造成“寻租”的机会较多，容易造成腐败现象，日本和韩国对腐败问题非常重视，努力减少和杜绝腐败现象，使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挥了较好的效果。
另外，发达国家较好的民主决策机制、社会参与政治活动的较好意识、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较高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较完善的政治监督机制等一些基础性政治条件，都是保证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内容设计比较科学、政策执行比较有效、政策评价比较客观和政策监督比较有力的保证。
二 政策背景
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的权威性较高，多数建立在立法的基础上，因此执行力相对较强。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强调政策结果，有一定的程序政策保障，使政策声明在社会中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英、美、日、韩、澳等许多国家具有较为科学的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实施结果和实施效果。在英国和美国，政策是否需要制定、政策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政策需要怎样调整等，在政策运转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早期，政策运转比较简单，如英国一些政策的制定只需要政府、相关公民、社团或者企业的简单参与，就可以促成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形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策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科研组织作为政策的智囊团逐渐介入政策制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需要投入的成本也不断提高。政策制定前期的讨论程序往往进行非常充分的讨论和论证。
很多发达国家在一项政策的制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如政策内容的设计必须经过充分的讨论或辩论，要通过民主的决策程序选择最合适的政策方案，政策的执行效果必须通过公众的评议和判断，政策的运行过程必须接受各种监督系统的监督。这些都是保证本国设计合理的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和使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三 体育背景
一个国家的体育发展环境会直接影响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发展，通过英国、日本和韩国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状况看，在本国举办奥运会前期，积极引进社会资金投入体育事业，以体育服务产业为手段提高竞技体育水平。在奥运会结束后，积极利用奥运会期间的体育场馆设施的政策和措施，充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世界各国都认为体育服务产品具有较明显的公共性质。很多国家政府积极地将体育公共产品实行外包的形式，以尽可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外国家鼓励多方筹集社会资金投身体育服务产业，满足体育事业发展的需求。
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都把体育作为国家重要的事业发展，坚持鼓励和支持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而在发展每一类体育事业时，都与体育服务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培养大量的体育消费群体和经营主体，鼓励和支持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参与体育的运作或经营。甚至一些国家认为，体育服务产业的中低端体育经营活动，扮演了从事体育公益事业的角色，政府应当帮助它们发展成为中高档体育服务产业，这实际上达到了培育体育服务产业供给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双重目的。
在发达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状况会直接影响其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设计。发达国家在发展体育事业时，都采取了国家有限投入，积极引入社会投入的模式，以实现尽可能多的体育供给目的。在发达国家早期对竞技体育成绩需求并不强烈，以考虑体育的综合社会效益，在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方面有较多关注和较多涉及。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很多国家对竞技体育水平开始重视起来，只是重视程度不同。但是过于强调竞技体育成绩时，会削弱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如加拿大早期的体育发展模式和英国备战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时的重竞技的体育发展状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对体育服务产业的重视。
四 经济背景
在对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后发现，经济发展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影响程度很大。美国将体育产业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政策上给予体育服务产业充分的发展空间，从产业关联上带动体育用品业和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英国早期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出台，很大程度上因为本国经济萧条、内需不足而得到政府的有效支持。英国早期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侧重拉动国内消费，但是随着国际竞争程度的不断加强，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和体育产业的不断融合，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内容也不断与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内容融合。在日本受经济长期不景气困扰时，体育用品制造业已从增长高峰滑落，但是体育服务产业却显示了高速增长的势头。韩国体育服务产业的兴起与日本具有相似的经济背景，它们也是从经济发展角度优化国家经济结构、拉动就业、加快国家GDP增长来发展体育服务产业。
发达国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内容的设计常常以国家直接投入、间接补贴、税收减免和贴息等为手段，这些手段的运用需要政府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才能实现。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对体育服务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调研、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信息进行分析，这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在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执行和评价中，也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投入过少，政策内容设计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公平性和政策评价的准确性都可能会降低。因此，每个国家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扶持程度、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政策执行效果的发挥都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
[1]田军：《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火》,《市场报》2007年11月7日。
[2]郭宏、丁建定：《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体育的商业化与产业趋势》,《广州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3]王志威：《英国体育休闲娱乐的发展》,《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5年第10期。
[4]王志威：《三十多年来英国体育休闲娱乐及其政策理念的发展》,《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5]石磊：《美国政府的职业体育政策》,《国外体育动态》1998年第6期。
[6]王晓露、尚志强、唐建军：《美国城市社区体育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其启示——以BELLEVUE市公园与社区服务机构为例》,《中国体育科技》2005年第1期。
[7]吴香芝、张林：《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略论》,《体育文化导刊》2011年第12期。
[8]黄文卉、黄祥富：《美国体育产业中的公共—私有合作伙伴关系》,《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0期。
[9]杨向东、钟嘉奎、张雪梅：《陈元赟对日本体育文化的贡献》,《体育文化导刊》2006年第9期。
[10]《韩国体育旅游》,http://www.mke.go.kr/language/chn/policy/Ipolicies_05.jsp,2012年6月23日访问。
[11]郭彤：《中国拥有最大高尔夫市场》,《人民日报》（海外版）2003年7月3日。
[12][日]竹田慎：《中日高尔夫市场的细节差异》,《世界高尔夫》2011年第7期。
[13]《日本高尔夫球场管窥》，人民网采访日本高尔夫球场事业协会理事大石顺一、事务局长小沼达夫，2011年6月。
[14]http://abroad.lotour.com/n/20091211/n413682.shtml.
[15]王光裕：《特色专业技术是物业服务企业品牌的亮点》,《上海房地》2007年第7期。
[16]迟忠波：《健身行业十年兴衰警示录》,《中外管理》2011年第3期。
[17]http://www.Germanyfinance.cn/ns_detail.php?id=12924&nowmenuid=51&cpath=&catid=02011-3-29.
[18]包蕾蕾：《中德健身业对比和发展趋势新探》,《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9]田里：《我国健身房场地、投资与收入现状调查分析》,《体育科学》2002年第3期。
[20]陈金鳌、陆彩凤、张鑫华：《健身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与对策》,《体育文化导刊》2011年第11期。
[21]E.Thomas Sullivan,Herbert Hovenkamp.Antitrust Law,Policy and Procedure.Michie Co.,1987.
[22]石磊：《美国政府的职业体育政策》,《国外体育动态》1998年第6期。
[23]张玉超：《我国体育场地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4]黄海燕、张林：《体育赛事综合影响框架体系研究》,《体育科学》2011年第1期。
[25]彩花：《国家彩票计划助推英国体育》,《中国体育报》2008年9月2日。
[26]Josh Lerner,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30]《英国体育发展根植校园》,《南方日报》2011年8月15日。
[31]董延：《发达的产业 先进的理念》,《重庆日报》2003年4月21日。
[32]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国外体育法规选编：《日本体育振兴法》（1961），第261页。
[33]续川等：《中国社区体育代表团赴美国、加拿大考察报告》,《群众体育信息》2010年第1期。
[34]黄晓灵：《二战后英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历程及特征》,《外国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
[35]http://www.Teachernet.gov.uk,2008-09-16/2009-11-17.
[36][美]J.伯尼·帕克豪斯：《体育管理学》，秦椿林、李伟、高春燕、程红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240页。
[37]何文璐、张文亮：《“健康公民”的美国社区体育》,《环球体育市场》2009年第4期。
[38]柏胜：《韩国重视和全面发展大众体育的特点及趋势》,http://www.batsman-cn.com/newsview.asp?id=465&pid=10。
[39]金仙女：《韩国大众体育管理体制》,http://www.chinasfa.net/lr.aspx?id=2515。
[40][美]J.伯尼·帕克豪斯：《体育管理学》，秦椿林、李伟、高春燕、程红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吴江：《国外政策科学研究与我国政策科学教育》,《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2期。
[42]曲国洋：《日本竞技体育体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体育大学，2011年。
[43]姚刚：《国外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研究与借鉴》,《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44][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特、[美]西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