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小结
市场的核心是交换。新古典经济学索性将市场视为一种经由价格作为中介的需求—满足的交换机制，认为借此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于是通过市场的抽象模型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对经济加以分析，以能实现经济特别是市场问题的模型化分析而引以为傲。他们将稀缺性原则、成本—收益原则、激励原则、比较优势原则、均衡原则、效率原则等诸多种理论作为抽象模型，分析理想化的理性行动者如何在各种竞争性的方案中做出选择的问题。[13]而社会学家则假定市场运作和个体经济行动是社会构造、社会界定和社会建构的演化过程，强调社会结构（即市场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结构）、制度和文化对于市场的意义，主张经济交易本身就受到市场出现、存在和运作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自从新经济社会学兴起以来，社会学者围绕市场结构与市场秩序的形成和变迁、市场顺畅运转过程中的社会建构路径和动力机制问题，建基于市场的制度性、复杂性和历史属性与社会建构论，通过更为现实的假设和丰富的经验研究，不断发展着本学科对市场的多元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而社会建构论的逻辑起点也使研究市场问题的新经济社会学从根本上同将正统经济学理论应用于市场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区分开来。究其实质而言，市场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事实所指向的并非某个单独的社会维度，故市场社会学的前述三种分割式路径虽各有重要贡献，但任何单独的解释都不充分。而将市场当作场域来看待，则具备构建某种综合分析框架来评估、考察不同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相互关联的可能性。不容忽视的是，分割的多元路径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各自对其他路径所倚重的因素缺乏关注和重视。
实际上，晚近的网络路径已开始将认知和意义等在文化路径里凸显的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制度路径显然也非常重视社会网络和文化观念的影响，而在基于文化路径的研究中，也不难发现研究者在解释市场发展和变迁时对权力结构、网络和规则等的考量。因此，业已提出的几种综合分析框架作为一种基于整合的创新性研究路径，实际上是市场社会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显然，这种综合路径或者说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不囿于某些特定的理论概念和理论框架，而是试图在对市场解释的化简主义（主流经济学）和复杂主义（一般社会学）之间取得某种恰当的平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试图更好地理解具体市场实践的综合路径事实上是一种“流动性的混合”（fluid mix）。我们认为，这种有依据的“混合”要比分割式的特定理论框架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哪些因素在市场的制度化过程中真正起作用。在综合路径的实际建构中，综合什么以及怎么综合，是研究者最需要斟酌的。我们认为，研究中进行综合的有限的因素是根据具体的问题来选择的，在一项研究或一个新发展的理论中综合的因素不能太多，因为综合的因素或变量越多，研究的假设也就越多，这样研究者犯错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而综合的途径应该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析单位的低层次因素或变量入手。
应该看到的是，诸多种综合分析框架也只是代表着另一种颇具竞争力和应用前景的研究路径，意味着市场社会学可以有另一种不同的学术实践。尽管综合路径表现出替代以往分割式研究路径的意图，但实质上仍然只是另一种竞争性的研究路径，加上综合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主流的实证主义哲学存在一定冲突，因此三种主要的分割式路径决然不会被其完全替代，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当然，当代社会学者对综合范式的强调，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二战”后，经济学通过创建“新古典综合学派”（又称“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迸发出了新的学术活力。国内外同仁重返“古典”的种种努力，暗示了当代部分经济社会学家的学术抱负，可能意味着当代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即我们所称的市场社会学，将要发生一场与此类似的学术革新。
诸多竞争性范式和研究路径与不同的学术风格是市场社会学乃至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社会学的基本特点。同是对市场展开社会学分析，北美和欧洲在学术风格上即表现出显著差异。[14]北美学者更关心的是中微观层面的市场问题，主流倾向于运用中层理论、通过数学建模做实证分析来验证理论，因而较少有理论上的实质性建构和发展。欧洲社会学者对市场的考察体现出很强的思辨思维和强烈的宏大理论关怀，而提出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多有着较浓厚的社会哲学色彩，不少学说具有较大思想性和启发意义，但也较难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欧洲市场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多通过定性研究来讲述市场的过程、诠释其中的意义。
由于市场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利益总是处于这样那样的冲突情景之中，市场进而需要某种协调的机制和制度安排来调和冲突，创设并维系某种良好秩序，比如在厂商之间、厂商与代理商和消费者之间。因此对市场问题的研究越往深层次分析下去，往往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社会学知识来解释结构、文化和制度与市场形成和运作的关系问题。而社会学深入阐明其所倚重的那些属于社会结构、制度环境与文化或惯例的变量内生于市场的依据，澄清这些变量作用于市场的因果关系链条（即特定的社会机制），便显得尤为重要。正因如此，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及其经验研究有必要以具体的市场问题为中心，在分析逻辑上跨越不同视角之间的疆界，调和不同学派的分歧，采取创新的综合分析框架深入探索市场作为一个特殊场域得以结构化和制度化的过程和机制。
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学的巨擘们面对当时亘古未见的经济和社会变迁创造了古典经济社会学的辉煌篇章。虽然晚近四十年以来的社会学在研究市场时从研究范式到具体方法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强调社会行动、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对经济交易的影响却依然是几乎未变的核心，而这正是市场社会学里诸多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可以说，古典经济社会学已经包含了当代市场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比如关于市场发展、交易行为的社会建构和结构化思想。所以我们认为，新经济社会学与古典经济社会学在本质上有着相当的连续性与亲和性，其裂变程度并没有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么大。
因此，如果说当代新经济社会学在方法论和市场研究议题上的古典转向的确意味着是对古典取向的一次高调回归的话，那么在当前经济现象的表现形态更加多样、运作逻辑更加隐蔽的现实背景下，当代社会学者需要处理的关于市场的研究议题显然比古典社会学家所面对和涉猎的问题要宽广、复杂得多。而要回应时代、面对现实提出好的问题，我们仍需回到古典社会学家那里继承并发扬他们宝贵的学术遗产。事实上，韦伯和涂尔干彰显的是经济社会学的欧洲传统，具有鲜明的人文色彩，与受实用主义思潮影响颇深的美国经济社会学有着截然不同的学术风格，在社会理论和哲学根源上具有深层次差异。当下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迁时代，诸多新颖甚至多少显得有些吊诡的经济社会现象层出不穷。这是学术界同仁难得的学术机遇。而面对欧洲和北美的理论和方法，我们有必要结合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特征和历史传统加以理性分析与公允评估。假以时日，勤于耕耘的中国学者或有可能创造出自己的学术特色乃至有影响力的独特学术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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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在两篇已发表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分别是《市场社会学的逻辑起点与研究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后被《新华文摘》2013第22期全文转载）与《新经济社会学的古典转向》（《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
[2] 这种不同的逻辑起点客观上浇筑了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壁垒。有学者认为，将是否采取“理性人”基础假设看成区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是人为地使经济学和社会学无法在一个可能的相同起点上针对需要解释的现象开展真正的学科对话（张翔，2016：8）。事实上在学科壁垒的罅隙之处，也有极少数的社会学者认为社会学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同经济学采取一样的基础性假设，甚至认为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有助于帮助社会学建构自己学科的有力理论，并为此做出了努力（Coleman and Fararo，1992；Coleman，1994）。
[3] 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此般发难主要是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两个重要假设，其一是行动者具有完全信息和无限理性；其二是零阻力（friction free）的经济世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回归到对经济世界中的制度（人们设计出用来降低不确定性和控制他们周遭环境的书写的和口头的规则、规范和限制因素）的分析，可谓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诺斯指出，最近一些年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业已通过将制度、交易成本和政治经济学引入经济分析而探索了阻力的本质，由此提供了架构现实经济的现实世界的理论（North，2008：21）。但这也决然不是说经济型的纯净模型毫无意义。经济学家的简约风格事实上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市场自我管制机制的理解（比如供给变动对定价和资源配置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经济学将制度作为既定条件，通过使用少量而简单的行为假设并运用数理工具，将理论模型发展到很高的一般化层面。这为经济预测和制定规范性原则提供了工具，亦即为指导经济行动者的选择提供了判断标准”（Trigilia，1998：3）。不过当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理解市场运作的背景和过程时，这种简化模型便不再起作用，这时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作用便凸显出来。
[4] 伯格在《神圣的华盖》中对社会建构的主旨思想有过进一步的精练概括：“世界是被社会地建构和被社会地维持的。它们的持续现实性，无论是客观的（与通常的一样，被视为当然的事实性）和主观的（作为把其自身输入个体的意识的事实性），都要依赖于具体的社会过程，即重建与维持我们所研究的具体世界的那些过程。相反，这些社会过程如果被打断，应会威胁到我们所研究的（主观与客观的）社会世界的现实性。因此，每一世界都要求一种社会基础来维持其对于真实的人类来说是真实的持续存在。”（Berger，1969：45，转引自华莱士、沃尔夫，2008：252）
[5] 真实的市场经济所面对的是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易等活动，这些活动的持续顺利进行需要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因而作为经济对象的市场可以说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发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制度化过程。作为经济学对象的市场更多是在手段和目标的逻辑关系上加以分析，体现为一种对“如何理性地将稀缺资源配置最优化”能起到作用的抽象机制。尽管社会学对后一种理解或界定充满了敌意，但实际上这是两种具有各自优势的不同理论视野，不能简单地说两者是对立的和相互排斥的关系，更不能粗暴地评判孰优孰劣。
[6] 当然，例外情况也存在。比如，弗雷格斯坦（2008）将维系市场运作的社会结构区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产权、治理结构、交易规则和控制观。这种大结构观实际上囊括了制度和文化因素。
[7] 关于理性化的问题，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讨论颇多。关于经济理性的历史起源，他既有针对理性资本主义的具体经验考察，也有基于学科理论议题的若干思考。韦伯指出，“理性化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生活领域，并存在于所有的文化生活圈中……（研究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独有的特征……我们的任务就是去确定这种独特性并解释其起源”（韦伯，2010：10）。
[8] 涂尔干的主旨思想是，利用构成“社会价值”的社会表征来说明经济事实如何以人们“所做、所想和所感的方式”为前提条件。换言之，涂尔干主张社会学应该通过研究经济世界的观念得以形成和塑造的途径来洞悉经济事实的生成逻辑和机制。
[9] “经济与社会”关系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具研究价值的重大课题。而两者关系本身又随时代变迁而呈现出新问题，表现出新形式，因此结合时代和地域特征开展研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尽管可以说任何经济社会学的研究都具有对经济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终极关怀，但直接以此为题进行写作的学人却并不多见。在西方学界，以“经济与社会”为题的社会学著作，仅有过三部：第一部的作者是古典时代的韦伯；第二部是近代的帕森斯和斯梅尔塞；第三部是当代新经济社会学的掌门人格兰诺维特（2017年出版）。汪和建的《经济与社会：新综合的视野》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学界首部以“经济与社会”为题的力作，可谓代表了当代中国学者做出的辛勤努力和学术贡献，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0] 该书涉及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议题很多。在这里，我们不试图做全面评价，仅将围绕该著作的两个核心问题即“多元有限综合”的方法论和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做一些讨论。
[11] 这可视为经济实践领域里的一种不大利于企业和行业发展的趋势。如何在经济的实践领域譬如企业管理、经济决策和发展战略中更多地应用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以让企业和市场发展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和环境，也是当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参与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12] 这一分析进路与韦伯、科尔曼是一脉相承的，也与近年来赫斯特洛姆引起了广泛关注的分析社会学相呼应。赫斯特洛姆的分析社会学路径以寻求精准、简洁、现实和基于行动的解释为己任，倡导社会学从覆盖律解释和时下流行的统计学解释转向社会机制解释。他所说的社会机制，乃是能规律性地产生某个特定结果的一系列主体和行为的组合（参见赫斯特洛姆，2010）。不难看出，行动实践本身的分析在他那里同样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13] 当然也不能说经济学家不重视制度和结构。不过即便在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重要的也只是缺乏文化填充且没有社会成本的给定的正式治理结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从给定的正式治理结构的角度看待市场，这套正式治理结构以零成本引导大多数完全理性的交易机器人的行为朝向市场均衡。交易机器人彼此之间或与社会的其他部分之间缺乏社会关联”（Richter，2008：157—158）。
[14] 据泽利泽尔的说法，欧洲与美国在经济社会学路径上的差异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欧洲学者回应经济问题所强调的重点显著不同，表现为对制度、历史和比较的背景予以更多考虑；二是欧洲经济社会学家相比美国同行更紧密地将其研究与改革和应用项目联系起来（Zelizer，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