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市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路径

市场社会学致力于从自身的学术传统、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去研究市场现象，这实际上也就侵犯了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领域，因而必然面临如何对待经济学知识的问题。但社会学家内部从一开始便存在立场上的差异。以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学者把持积极经济学化的立场，认为大力引入经济学知识是社会学完善自身松散的理论体系、更好地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途径。他从经济学范畴中的理性行动者模型入手对社会学理论的某种重构，便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科尔曼，2008）。而这种借助于经济学来改良社会学的途径并不完全被社会学家所能接受。以怀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倾向于利用社会学理论去完善经济学解释模型的不足，因为后者显然忽视了社会结构、地方性传统和认知文化的影响。怀特曾惊讶地论道，“经济学家为何接受了这样一种厂商理论，它基本上否认了最寻常的厂商观察情景”，如此，“将经济学家关于厂商的新古典理论嵌入社会学的市场视角中”（White，1981）便显得具有必要性。这种社会学视角也因此更关注市场的环境（其形塑市场过程的构成要素、作用机制和条件及后果）而不是作为纯粹经济对象的市场本身。也因此，艾斯佩尔斯恰当地评论了当前的状况：“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价格谈论甚少，而是集中在市场的社会结构、文化和制度条件上。”（Aspers，2007）

以泽利泽尔和卡隆（Michel Callon）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所走的则是一条更为彻底的路径，其显著特点是对市场的严肃分析更具人文色彩和哲学思辨特征。他们通过独辟蹊径的理论研究与经验考察去解构经济学的“神话”，基本上不承认经济学理论在解释市场起源问题上的有效性。比如，卡隆等欧洲学者提出的述行理论（performativity theory），将经济学当作是塑造经济运作过程、建构市场制度和影响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一套理论工具，而不是对既已发生的经济事实的描述或对经济如何运行的观察（Callon ed.，1998）。该阵营里的学者甚至还认为，“经济学对经济的形塑可视为这门学科所揭示的真理的一个胜利，是一种抽象且不现实的世界观的破坏性错置”（MacKenzie，Muniesa and Siu，2007：2）。对于彻底抵制和反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学者而言，主流经济学家所处理的市场是学科规训和理论演绎之下的经济学对象，而社会学家探讨的则是具体制度环境下作为现实经济对象的市场。因而，真实的市场经济和作为一门学科或学问的市场经济学是很不一样的两个概念^[5]，这实际上是后文所述文化路径中的构成取向的出发点。社会学之所以与经济学在处理市场问题上呈现出巨大差异，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两个学科在什么是“经济”的问题上所存在的明显分歧。

我们认为，“经济”的本质是人们生产、消费和分配物品的活动及其组织协调机制。因此，经济既具有物质性的一面——生产、消费和分配的活动本身，也具有制度性的一面——组织协调机制。这两个最重要的特征都与韦伯那里“指向他人的社会行动”、涂尔干那里的“社会分工”和“有机团结”分不开。一言以蔽之，“经济”是整合于（或者说嵌入于）社会人与社会人之间的关联维度之中的。而市场仅仅只是人类开展经济活动的诸多模式之一，所具有的社会嵌入性是其根本属性，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分析模型的简洁而将之作为“摩擦系数”予以舍弃。尽管如此，主流的经济学却以“研究人们在稀缺性条件下如何做出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社会产生的结果（Frank and Bernanke，2007：4）”为学科使命，从市场中的个体是彼此不相干的“理性人”这一人为构造的概念出发研究“经济”，并没有试图去揭示经济的实质意义，缺乏从真实世界出发研究经济问题的意识和动机。

虽然研究市场的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知识持有不同的立场和取向，但都无法否认社会学与经济学存在某种关联是必然的——对经济学任何形式的批评也是发生关联的一种方式。对于两学科之间的关系，泽利泽尔指出，经济社会学家近乎着迷地追求与经济学家进行对话，这有着双重后果。一方面，这为好的新思想在双方顺畅交流开辟了一个沟通渠道，而在负效应的方面，一个很有害的结果是社会学家受到经济学家的影响，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基本上集中在经济学家所关注的议题上，进而对其他同样非常重要的经济现象缺乏应有的关注和重视，比如家庭经济、非正规经济、信任网络（这些通常被视为准经济学的范畴）（Zelizer，2011：8）。不过，市场社会学的主流尽管在研究议题上的确强烈地受到了经济学的影响，但同样是研究市场问题，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路径还是体现出鲜明的自身特点。总体而言，市场社会学延续了经济社会学以理论驱动的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传统，其进路表现出如下这一基本特点：利用自身理论与方法优势，巩固和发展了多元路径的社会学传统，规避了片面追求与经济学的对话。市场社会学的多元路径表现为市场即网络、市场即制度和市场即文化这三大主要路径。

（一）市场即网络

市场即网络的路径是20世纪下半叶社会学进入经济学领域的一个尝试，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这个路径将市场理解为社会关系网络所构成的世界，假设人们的行为选择、经济活动、交易规则乃至具体市场制度的创建无不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在市场即网络的拥护者看来，“市场不仅仅只是由正式规则构成的抽象系统，人际关系——即存在于市场行动者（交易者）之间的非正式关系网络——也影响市场绩效。交易者本身不同程度地嵌入于更综合的社会网络之中，比如地方和国家层面的，或全球社会、经济与政治层面的”（Richter，2008：173—174）。因而该路径搁置经济学家所热衷讨论的正式的市场秩序或正式的契约治理结构，旨在从市场行动者的非正式网络和起到重要作用的非正式制度及社会组织过程角度来分析市场的社会建构机制。因循这个路径的研究者尽管一致强调关系网络对于市场的重要性，但其实也在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分别是社会结构取向和治理结构取向。

“社会结构”概念在社会学里十分重要，但也通常被社会学家以十分宽泛而且各自的界定也很不相同的方式在使用。在经济社会学里，社会结构取向往往是社会网络分析的代名词。^[6]社会结构取向将既定环境的社会结构予以模型化，测量诸如关系网络的构成、密度、中心性、均衡、权力等要素，目的是考察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对市场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该取向将关系当作一种预先存在的静态网络，考察其如何作用于市场活动（正因如此，市场行动者和利益因素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过程中各自扮演了何种角色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这方面优秀的研究成果很多，我们以乌兹的一项研究为例来加以说明。乌兹在其发表于《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一篇实证研究论文讨论的是关系网络如何影响公司的融资问题。他发现，那些将其与借贷方的商业交易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公司在贷款上获得了更低的利息。在网络层面，如果公司通过嵌入性关系与借贷银行连接在一起，同时其银行网络是嵌入型关系和臂距型关系（双方只有少量零星的交易）的混合，那么公司将更有可能通过较低的代价获得贷款。这种网络效果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嵌入性关系动员了网络合伙人去共享各自的私有资源，而臂距关系则对公司获得有关市场价格和贷款机会等公共信息很有帮助。这样，各种不同类型关系的优势在同一个网络中得以最大化。因此，具有嵌入性关系和网络互补性较高的公司更有可能被认为具有信贷资格以及获得低成本的融资（Uzzi，1999）。乌兹的这一结论实际上暗示了交易前的关系网络结构对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作用，强调了合约缔定之前的关系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对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

治理结构取向将网络视为市场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组织结构（organizing structure），分析后者的特征及其对经济过程的影响，不将网络视为一种预先存在的、强加于行动者的结构，而将其视为一种动态的生成性网络，网络本身被选择性和建构性的关系运用所模塑。在刘世定对乡镇企业的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的研究中，他提出了“二次嵌入”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用以说明代理方在商业活动中所发展的经济关系如何改变了其在合同再次缔约中的地位的问题。由于经营者将二次合同嵌入其个人的人际关系网中，这在很大程度上阻隔了乡镇政府、村领导与这一网络的直接连通，于是经营者即代理方实现了对企业的更强的控制（刘世定，1999）。对处于变迁过程中的中国市场而言，基于治理结构取向出发去考察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变化及其对市场过程的意义，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特殊的研究价值。

（二）市场即制度

市场即制度的路径将市场视为厂商竞争地位等级的系统和场域，分析特定的市场制度安排暗含着怎样的社会权力结构，特别关注特定的市场地位等级结构、企业的治理和组织模式是如何产生、维持和发生变迁的问题。在理论思路上，该路径与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有较多契合之处，侧重于从社会合法性逻辑和行动者的认知观念角度论述市场治理模式的形成和变迁。

社会合法性的逻辑将制度规范的遵从视为行动者（企业或个体）的优先选择，因此促使行动者做出某种决策的驱动力并不一定是提高经济绩效的理性意图，而完全有可能是为了符合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期待——以提高企业的社会适应性与合法性，借此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资源摄取能力（Meyer and Rowan，1977）。相对应地，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社会学家经常关注个体层面的行动者，着重于考察社会关系、共享信念、规范和制度如何促进、激励或支配行动者的能动性及其利益追求（Nee，2005：64）。由于倚重市场行为的合法性，因此市场参与者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被认为是人们认识和理解市场如何演化的关键。经验研究则倾向于去说明市场主体的经济行动在何种意义上嵌入于某种特定的认知框架、意义结构和社会环境，在中观层面着力去解释后者如何决定了公司的利益、观念和行动（弗雷格斯坦，2008：142—163）。在宏观层面，道宾（2008）从政治秩序原则（表现为特定类型的政治文化）的差异角度去解释不同国家的产业实践，亦属于这一路径。尽管这一路径事实上贬低了市场行动者尤其是企业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着强烈的结构决定论色彩，还模糊了规范与文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边界，但毋庸置疑可以提供一种有别于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解释的新路径。

以杨典关于上市公司战略取向的一项研究为例。尽管事实证明多元化并不利于公司绩效，但他基于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表明，我国企业还是争先恐后地实施多元化战略从而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企业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他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国家和资本市场这两大外部制度力量利用其各自权力推行一种“最佳”或“理想”公司战略，迫使企业去采纳新的组织形式以符合“最佳”公司战略的特征，而这种“最佳”公司战略是由国家、资本市场、大公司、财经学术界和商业媒体等重要行动者共同建构的结果——通过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三种“制度同构”机制进行大规模扩散。由此说明了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更多的是取决于制度过程，而非经济过程（杨典，2011）。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看到，虽然企业战略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最直接地以提高公司经济绩效为目标的企业经济行为，但这种经济行为以及企业的理性观念本身却极大地被制度环境所塑造。从而，该路径将经济学那里作为基础性行为假设的理性，转变为了有待解释、具有演化性质的因变量。这一研究路径在市场社会学研究中的发展方向正如倪志伟和斯维德伯格所阐明的那样，“不是假设制度的重要性，经济社会学家需要解释制度为什么以及如何提供了有助于经济行动的框架或安排，同时也需要识别那些能够解释制度结构中的连续性和断裂的机制”（Nee and Swedberg，2005）。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市场即制度路径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其他路径一样，是在运用中程理论分析中观层面的市场现象。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更为宏观的历史层面，市场经济本身被广泛地视为一种区别于计划经济和家户经济的制度，而自由市场经济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支柱，该制度被认为具有多种形态，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繁荣的动力源泉。在社会学里，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市场看作一种制度，马克思传统采取的是结构主义视角，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视作将其自身强加于人们的生存状态之上并形塑人们偏好、决定了其需求和机会的社会经济形态。韦伯传统则代表了强调能动性的个体主义视角，主张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个体行动与互动的社会过程推动的结果，由于这一传统将经济制度的起源归结于行动者的互动，因此高度关注特定历史情境下微观层面的经济行动者的目标动机、认知信念、行为策略及其互动过程。

（三）市场即文化

市场即文化的路径注重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市场与文化的关系，是市场社会学里从事相关研究最少而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却具有广泛共识的一个路径。该路径刚兴起时与结构主义的网络路径有着理论的对话。针对网络路径突出对社会结构的形式的强调，文化路径主张不能仅仅将网络视为空洞的管道，网络的管道中有着价值和文化的因素“流淌”在其中。根据列温的说法，该领域的研究可以分为构成取向和补充取向。构成取向的起点是将市场视为一种文化性的现象。市场本身是有待解释的对象，市场中的诸多要素均需借由文化实践和法律制度转变为经济对象，理性、算计和商品被认为是文化过程的结果（Levin，2008）。

应该说，该路径的实践者更多是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比如，瑞迪虽然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关于法国纺织产业在1750年至1900年间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文化转型研究却为市场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点提供了重要论据。法国精英阶层推崇供给均衡学说，着迷于竞争性市场，相信人类追求经济利润的根本动机加上无管制的竞争将会促进产业的发展。这种信念在纺织行业资本家群体中深入人心并获得了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由此创造出了一种关于纺织业劳动力市场的新的市场文化，进而使得与自由市场原则相一致的一套法规政策和知识传统成功地模塑了现实的纺织业劳动力市场。而这种强加的市场文化在生产上虽对资本家有利，却侵犯了纺织工人的利益，后者更加倚重生产场所的历史传统、非正式安排和社会欲求（Reddy，1984）。而许宝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研究试图说明，当下广泛使用的“私有产权”“自由市场”“经济理性”和“工业化”等概念所描述的市场现象，是通过经济学家们自我规训的学科体制、措辞策略和知识/权力的运作机制而被社会广泛接受并认定为客观事实的，究其实质仍是人工构作的概念。而经济学家们则通过自身努力和政府的推动，使人们以某种符合他们设想的特定方式去理解经济，同时也将这种理解强加于人，因此“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企图使现实世界符合经济学抽象模型的文化工程（cultural project）（许宝强，2007）。这一思路与卡隆关于市场运作所提出的述行分析是相当契合的。在述行学派看来，经济学并不是描绘业已存在的经济世界的一种知识形式，而是促成经济的行动者和制度得以建构起来的一套工具和实践（Callon ed.，1998）。

补充取向的起点是认定市场是有文化的，将文化视为一种独立变量，文化效应被认为外在于市场。该路径假设市场特征稳定，研究目标在于探索对市场结果造成影响的文化，分析、揭示文化影响市场如何运作的途径和策略（Levin，2008）。在这方面，陈纯菁关于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发展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典范。陈纯菁（Chan，2009a）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特殊的市场（人寿保险市场）在面对文化阻碍的场景下如何得以发展起来？与之相关的问题则是，文化阻碍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了市场的形成及其特征？她首先从理论上将文化概念化为两种不同的构想：其一是共享的和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意义系统，譬如人们的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其二是实用但碎片化的“工具箱”，行业规矩、潜规则、仪式、习惯、诀窍和风格时尚等无不囊括在其中。中国人的早逝禁忌，好人好命的善终观念，对致命风险的选择性漠视，都是不利于人寿保险市场形成和发展的文化障碍。然而她的研究揭示，试图开拓市场的经济行动者充分利用了文化的工具箱特性去规避那些妨碍市场发展的文化观念——规避文化阻碍的机制就像修补匠（bricoler）的迂回术，比如基于当地实情来重新界定风险管理思想、改变产品属性以适应当地人的偏好、利用人情礼节来展开营销、绕开文化禁忌等诸多策略。因此陈纯菁认为，中国文化虽然有不少因素与商业人寿保险的风险可能性假设和商业化逻辑不相容，但作为策略之工具箱的文化使得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得以可能，而作为意义系统的文化也显著形塑了市场运作和发展的特征（比如产品属性和市场结构）。

如果可以说网络路径和制度路径（可以统一说结构主义路径或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路径）在社会学的市场研究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化路径的研究还很薄弱。这种情况与经济学里的状况如出一辙。实际上，经济学也并没有赤裸裸地反对文化，不过其理论和方法的要旨却一直是排斥文化维度的。自从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核心的所谓的“正统经济学”得以正名以后，与文化隔离的经济学便逐渐变得名正言顺。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市场中的行动者描绘为对彼此的文化特质和文化背景漠不关心的个体，认为卖方需知道的仅仅只是其潜在顾客是否具有购买商品的足够资金。而非主流经济学家虽然将文化带入了经济学分析，但由于其在学科里的非正统地位的缘故，对主流经济学影响甚微。现实状况是，非正统经济学思想越具有文化性，就越容易被当作不科学或者非经济学的思想而被撇在一边（Jackson，2009：187）。

尽管市场社会学的文化路径同样不被当作主流，但相对主流经济学来说，其所遇到的阻碍要小得多。市场社会学的文化路径的主要阻碍不是来自于学科内部。众所周知的是，社会学的奠基人早已浓墨重彩地开创了经济的文化分析路径，而是源于该路径本身在具体研究上面临的理论思路模糊、资料收集受限、研究操作化和分析上的难度等多方面的困境。尽管如此，文化路径针对市场现象提出的问题颇具重要价值，值得认真对待，而市场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则会为文化路径的发展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