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半个世纪前，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H.蒙德拉斯以欧洲乡村社会变迁与乡村现代化为背景和依据，高屋建瓴地指出：“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1]蒙德拉斯大胆预言“农民将会‘终结’”，并且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又令人浮想联翩的问题：没有农民的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世界呢？20年后，蒙德拉斯的预言在以欧洲大陆为主的西方世界得到了证实，如今也即将成为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世界的现实。在中国，与欧洲农民终结的实践相似，作为农民共同体的村落也正在经历着相似的命运。国内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村落的终结——“它们悄悄地逝去，没有挽歌、没有诔文、没有祭礼，甚至没有告别和送别，有的只是在它们的废墟上新建的文明的奠基、落成仪式和伴随的欢呼。”^[2]

如今，站在中国“新四化”的战略基点之上，中国踏上了人类最后阶段的大迁徙之路。农民“终结”的世界看起来是那么的触手可及，村落“终结”的社会已近在咫尺，我们都被这一人数占据“站在工业文明世界入口处”的农民群体四成还多的宏伟壮观的乡城运动所鼓舞，以至于来不及去设想“没有农民的世界”，也来不及去回味村落的数千年古老文明。我们更加急切地想知道：如果农民真的可以终结，那么农民是怎样终结的呢？或者更加直接明了一些，如果农民延续了上千年的传统乡村生活可以终结，那么他们崭新的现代文明生活又从哪里开始呢？如果村落终结了，农民又何去何从呢？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对象：城市与城市化。毋庸置疑，上述问题的理论诠释是，如若农民及其赖以生存的村落共同体都将终结，那么取代他们的无疑是“市民”及其城市共同体。那么，如何使已经或即将“终结”农民身份的农村人口彻底转变为“市民”，享受先进城市文明并融入到现代城市社会？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是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实践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