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笔谈

原编者的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经典文献。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0周年，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本刊邀请部分专家学者进行笔谈，重温这一经典文献，探讨它的当代价值，以期对思考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方向有所助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的重要标志

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一般的文艺学著作，它产生于抗日战争延安整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当时党的整风文献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抗日战争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次反侵略战争。当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1942年前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头。党的作风搞好了，党才会有强大的力量，才能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早就认识到，如果不能清除党内的不正之风，任其蔓延，那是很危险的。所以1941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在1941年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党内要反对主观主义，加强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月，毛泽东又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又过了3个月，即1942年5月，毛泽东在深入调查和研究了延安知识分子的状况，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状况后，又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此时整个延安已处于整风的浓厚氛围中。

延安整风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诚如毛泽东所说，要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学风问题、党风问题和文风问题是有区别的，但又有密切联系。这三方面的不良风气都是不联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当教条来搬用，给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对此，毛泽东早就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加以解决。他明确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讲话》从文艺工作问题切入，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具体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文艺工作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思考，明确提出并解决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带有了中国的特性，带有抗日战争时期斗争的特性。《讲话》回答了许多文艺问题，揭示了文艺理论的真知，是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

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讲话》局限于文艺问题的阐释。从当时的历史语境看，它远远超越了文艺问题本身，它的主要价值是从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左联”时期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和当时延安文艺工作者的实际出发，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结论。比如，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工作严重脱离抗日战争的实际，脱离人民需要的实际，脱离党的要求的实际，在《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强调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强调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强调文艺工作者应与“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强调“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强调“第一步需要的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等等。毛泽东的《讲话》不单是在文艺学的知识体系内来解释他的文艺思想，而且是他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是实现革命目标的整体构思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党性内涵，有很丰厚的社会学内涵，因而是符合当时抗日战争这个第一政治的。

越是产生于历史土壤、扎根于历史土壤的著作，越具有时间所过滤的真理性。这一点是一再被实践所证明的。《讲话》正因为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从时代的具体要求出发，所以至今仍被人们所记住。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性，所论述的自然也就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具有特定的时代精神。因此，《讲话》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领域的重要标志。

“为什么人的问题”仍须重视

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讲话》中的许多话语，今天重新读来，依然感到精准、适用和深刻。它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归根结底是由其理论功绩造成的。这种功绩，可以概括为三条：一是彻底地解决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二是高度重视创作主体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对文艺创作的功能与价值；三是创造性地揭示了文艺工作者审美情感实现的新方法和新途径。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人类文艺思想史上，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史上，都带有原创价值。

不过，这些问题的解决须得有个前提，就是要弄清楚我们的文艺是为谁服务的？用《讲话》的说法，“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对此，《讲话》给出的答案是，“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里的“首先”二字，既深刻又辩证，它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中的一般与特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以及矛盾主要方面等问题，都合理地解决了。《讲话》一方面讲文艺要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另一方面讲“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样，就避免了片面性。

一些人反感或非议这个“首先”，多半是出于误读或曲解。试想，如果我们文艺服务的对象没有了侧重点，或者这个侧重点发生偏移，那么，我们文艺的路线势必发生改变。

当前，我们的文艺创作中存在某些精神匮乏、内容空虚、脱离生活、价值倾斜、境界低下的倾向，一些作品散发着柔软的、苍白的、浓重的商业气息。表面上看这是由文艺工作者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的素质造成的，但深究起来，无不是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的结果。在这类文艺作品的背后，我们是不难透视和辨析出它到底是写给谁看的，想掩饰也掩饰不住。这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的根本性和原则性之所在。

（原载《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