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统一性和多样性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一个民族、地区、国家大事的处理，乃至对整个宇宙无限发展的观察和审视，都同统一性、多样性问题密切相关。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经常遇到的重大问题。回顾历史，社会主义从一种社会思潮到社会运动，直到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转变为现实，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建立及其兴衰成败发展的历史，就思想理论层面而言似乎都与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紧密相关。过往的20世纪，是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百年。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第一次在现实实践中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又由一国发展为多国，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到世纪末历史的发展又出现了重大曲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挫折。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重新获得了生机和活力，展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光辉前景。历史经验表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如何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普遍地出现过失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历史和现实经验都告诉我们，正确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和发展，对于我们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基本含义

统一性、多样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语，也是哲学家们时常运用的概念；哲学上所讲的统一性和多样性虽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日常生活用语，但确乎又与人们的生活实践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从哲学理论上弄清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

概括地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世界的统一性和世界的物质性是密切关联而在内容上又是一致的。世界的统一性所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归根到底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世界的物质性所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上多种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是在什么基础上统一起来的问题。换言之，对世界统一性问题的回答，是同如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统一性问题作了既是唯物又是辩证的科学回答。它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而物质又以多种形态存在、运动和发展着，所以它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观点。恩格斯曾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1]列宁给物质下的定义与恩格斯是一脉相承的，至今已一百多年过去了。自从那时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以社会制度的形式转变为现实之后，在过往的20世纪走过了它真实的历史，资本主义在战后的一段时间的调整、发展之后，又陷入了危机迭起的当今岁月；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正以不可逆转的势头曲折前行。总之，社会生活的变动是巨大而深刻的。显现了引人注意的多样性。

同样，今天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扩展和深入了，关于天体运动的天体力学、天体化学、天体物理学的最新发展，不仅证明了太阳系中的太阳、行星和地球有同样的物质基础，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天体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在微观领域，列宁那个时代，电子才发现不久，人们对原子核的知识还知之不多，而现今的情况已非往昔可比。人们已经认识到，原子核内部是一个多层次的十分复杂的结构。现今人们已知的基本粒子有三百余种，其中有的是寿命极短的共振态粒子，寿命较长的基本粒子有30多种，按质量大小和相互作用性质，基本粒子又大致可分为四类，即光子、轻子、介子、重子。光子和轻子质量较轻，只参与弱相互作用，介子和重子质量较重，参与强相互作用，统称为强子。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加速器能量的提高和探测器性能的改善，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发现，强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点，而有其内部结构。于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有关强子的复合模型，即“夸克”模型、“层子”模型等。更引人注意的是，在欧洲的高强度实验中发现了一种叫做“希格斯粒子”的踪迹，即被称为“上帝粒子”的粒子，虽然还有待最后证实，但据说已为期不远，据称这个“希格斯粒子”一旦被证实，其意义重大。科学家推测认为，是它把“质量”赋予其他粒子，进一步再赋予宇宙中其他物体和生物。科学发展的事实表明，当人们的认识已经深入到更深层次时，不仅证明物质结构上的任何极限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在每一更深的层次上都显现出它的多样性。事实反复证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长期、持续的发展，是个无限的过程，统一的世界在运动形式、关系、结构、层次等方面的多样性的显现，也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随着过程的推移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理解和认识也将越来越丰富、深化。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不仅进一步证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而且从新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世界统一性的原理，他们所揭示的关于世界的系统性、整体性、层次性、有序性、动态性以及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机制等等，无疑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对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向前跨进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基本观点虽然是颠扑不破的，但同时又认为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科学证明又不是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相反，辩证哲学的基本观点正是：统一的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人类改造世界实践和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因此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科学证明和哲学论证，也必然是“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过程。这是我们在谈论统一性与多样性问题时所理应具有的一个基本观点。

其次，作为辩证法范畴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无疑是以确认唯物主义基本原则为前提的，但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十分重视实践的作用，把实践作为自身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是属人的世界，是只有用人的方式才能加以把握的世界。那么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又是与人的实践、人的全部活动不可分割的相联系的。因此，所谓统一性，是指事物自身所固有的并通过实践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常住的具有主导、统摄、包容一切的性质的哲学范畴，是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得以展开和显现的基础。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一般生物到人类社会，从物质现象到精神现象，它们之间都存在着统一性。科学发展的无数事实证明，各种天体之间并没有不可捉摸的神秘的东西，它们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有不同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但两者之间也有着统一性；在人类社会的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特性和规律，但它们之间又有着本质的同一性。由此看来，以物质为本原、以实践为现实基础的统一性，本身就内含着发展的多样性，而这种统一性则是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得以显现的基础。

与统一性相联系的多样性，则是表征事物在形式、结构、层次、发展过程、阶段等方面的差别性的范畴，是指区别物自身以及区别物之间的关系。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成果，大大丰富了人们对统一的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的认识。科学技术革命的潮流汹涌澎湃，统一的物质世界在存在和运动方式、结构和功能、系统和层次等方面的多样性，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现出来了。科学和实践的发展已经证明，人们关于现实世界的简单性原则正在失去效用，而关于物质的复杂性和实践的不可逆转性的见解，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确认。历史是发展的，发展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事物，未来并不完全在过去之中，因此，揭示事物发展的新的方面，注意地平线上所出现的新事物、新现象，必将使我们对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之所以反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的极端重要性，就因为只有按照这样的根本观点去观察和思考问题，才能不断加深对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理解，才能对世界形势和国内外的实际切实地加以把握；才能在统观全局的情势下不断地把握变化着的实际情况，从而提出新问题，不断地为解决这些新问题而努力。比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科学论断，就确实反映了当今科技发展的现实实际；社会主义要解决它所面临的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离开或不重视这个科学论断，忽视科技发展对今天物质生产的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同样，社会主义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需要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的那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加以改革，从而使生产力不断得到解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实践中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倡导开拓前进的根本原因。不断解放思想，是为了摆脱一切陈腐观念的束缚，使思想合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做到主观与客观的不断的具体的统一。开拓前进，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是为了不断解决我们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必然遇到和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观点，强调揭示事物发展的新的方面或多样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十分可贵的。

二 统一性和多样性与社会主义事业

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哲学范畴，反过来它适用的范围也甚广。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如何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问题。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年代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这样。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客观规律，指明了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必然趋势。他们所揭示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普遍适用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申明，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因此，他们一再提示人们：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列宁也说，科学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3]一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讲的是统一性；这些原理的实际应用因不同国家而各异，讲的又是多样性。只有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观点，才能保证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过程中也是很重视统一性和多样性问题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他一生有两大独到的科学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之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隐蔽着的那个秘密即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一直还没有解决，而“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并且要排除任何欺骗，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来解决”。[4]恩格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划时代的功绩。他使社会主义者早先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5]马克思用“纯粹经济学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秘密，由此而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向科学的转变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石。然而，当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及其本质的时候，不仅注重于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而且也注重那种非典型的发展程度不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从而揭示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和本质。在马克思的视野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过程，而作为形成资本主义全部过程基础的原始积累就“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6]而实现的。这里所说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顺序、不同的阶段等，都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中多样性的表现。没有多样性就没有统一性，正如没有统一性也没有多样性一样。马克思是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结合中来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的。

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时，很重视对史实的多样性形态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是揭示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或统一性的必要条件。比如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原始社会是所有民族最先存在的一种社会形态，但是，由于民族、部落、血缘、地域及其相互关系的差别等等，便历史地形成社会具体形态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原始社会都是按照统一模式建立起来的，他们不仅在社会结构上是各个不同的，而且在发展程度上也存在着差异。虽然这种“不同”或“差异”一般地未能超出“原始社会”这个统一的社会形态质的规定性，但又是这种原始社会得以确立并具有丰富内容的内在根据。私有制社会产生的情形也是这样。原始公社解体之后便产生了私有制，这是社会发展的常规。但由于地区、民族、具体历史条件等的不同，私有制的产生便显示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在南欧产生的是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在此以北的日耳曼人那里则发展起了一种部落型的社会，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则更加复杂而独具特性了。凡此都说明了私有制产生过程中具体形式的多样性。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东方社会的发展时，特别着意多样性问题，他关于当年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的论断，可以说是在把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的一个典范。马克思分析了俄国“农业公社”独具的一些特点，同时又指出了他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存在的事实；他关于“农业公社”本身所固有的二重性、它的两种发展前途和结局的分析等等，都是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中着重阐述多样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统一性是通过多样性而体现出来的，没有多样性就失去了正确理解统一性的前提。同样，多样性也是受一般历史进程（统一性）制约的，离开统一性也就不能正确理解多样性。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注重研究事物的多样性，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辩证统一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理解社会主义由思想理论到现实实践的转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各种关系，都有重要意义。

在1916年，当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即将提上日程的时候，列宁就专门讲到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问题。他指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7]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1923年所写的《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把俄国看成是介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中间的类型，强调俄国革命要有自己的特点。同时指出：“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别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8]列宁的这些分析早已为实践所证实。自从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以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相同，但是建设的方法和道路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不同。每个国家只有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一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事业。迄今为止，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统治最薄弱的地方突破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原来在经济上又都比较落后，因而就更增加了革命和建设的难度。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不能不借助于自身组织的力量，就必须有统一目标和保持行动的一致。无产阶级所肩负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使命同它的政党在政治、组织、思想上的高度的统一性相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独一无二的领导权、统一而严密的组织纪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等，就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保持自身品格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要求。这讲的是统一性。

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具体国情的不同，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对比形势的不同，社会经济、政治乃至历史文化特点、民族传统等的不同，所以统一性要求的实现，又必须以方式方法上的多样性来保证。因此列宁曾说：“在方式方法方面的多样性，可以保证生机勃勃地、胜利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的目标。”“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发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9]列宁虽然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生活的时间不长，对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做更多的接触和详细的论述。但他在所生活的年代，在组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以及在组织建设新生活的过程中，都非常强调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必须把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贯穿于当时列宁著作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他曾经援引巴黎公社的例子来阐明这个道理。他指出：巴黎公社是把来自下边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和自觉实行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而这种集中制正是与任何死板公式不相容的。照列宁说，苏维埃走的也是巴黎公社的道路，即把来自下面的主动性、灵活性和集中制结合起来的道路。列宁就当时的情况说，苏维埃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些“胆怯”，还不够大胆，所以他号召苏维埃应当“更大胆、更主动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以期把集中制和灵活性、主动性等结合起来这方面创造出新的经验。[10]这里所说的集中制，体现了统一性的要求，而灵活性、主动性等等，则蕴含着多样性的意义。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围绕着革命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反复阐明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1900年，他针对那种不理解革命运动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的观点，明确指出：“使运动统一起来，决不排斥多样性，相反的，这样做甚至可以为多样性创造更广阔、更自由的活动场所。”[11]在讲到中央和地方、民主集中制和自治制、联邦制等的关系时，列宁认为，民主集中制是实现统一性要求的保证，但民主集中制“决不排斥自治制和联邦制，同时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也丝毫不排斥各地区……有采取各种形式的完全自由”，“而且相反地还要以这种自由为前提”。按列宁说，“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各种各样达到总目标的道路、方式和方法，都能充分顺利地发展”，“多样性愈是丰富，我们就能愈可靠、愈迅速地达到民主集中制和实现社会主义经济。”[12]

由于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情况往往是千差万别和千变万化的，特别是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情况会发生频繁而剧烈的变化，所以就更要讲究变革形式的多样性和可变动性。列宁明确指出：“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马克思既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也没有束缚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的手脚，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13]我们从列宁所领导的实践中，都可以看到他的上述思想的贯彻。他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从战时共产主义断然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关于广大干部既要在实践中学习和创造，又要善于向资本主义学习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以及在建设新生活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各种形式、手段和方法的主张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他在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都是他把统一性和多样性结合起来的光辉范例。列宁所坚持的这种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思想，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虽然在列宁之后历史的发展经历了诸多曲折，但列宁的思想并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所遮蔽，反而历久弥坚，光照人寰。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保卫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他的晚年，还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讨，但他又不能摆脱所有制问题上愈单一愈好的主张，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也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由于种种原因也包括他理论上的失误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他在处理统一性与多样性关系问题上陷入了严重的失误。其主要特点是只讲统一性，不讲多样性；离开多样性而言统一性，把统一性看成是排斥多样性的东西。表现在经济体制上则形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其主要特点是高度集中，高度集权，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往往是依靠行政手段实行经济管理；国家集中统一的计划实际上变成了由上面规定一切的框子。这种经济体制在苏联20年代末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且也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由于这种经济体制一开始就是以忽略各地方千差万别的多样性情况为基础的，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它的弊端也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以至于使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生机和活力，成了苏联经济长期搞不上去的重要原因。这种体制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2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页。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5]同上。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4页。

[7]《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9]《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0页。

[10]《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9页。

[11]《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4页。

[12]《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191页。

[13]《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