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口质量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平衡

人口再生产必须同物质资料再生产相适应，这个适应既包括人口的数量方面，也包括人口的质量方面。人们繁衍子孙后代作为一种再生产，不仅是一定人口数量的再生产，同时也是一定人口质量的再生产。一般地说，人的身体素质一代要比一代健壮，发展进化也越来越完善；而作为人口质量核心组成部分的教育文化素质，其提高更是十分明显的。人们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长期斗争中发展了自身，发展了智力，积累和丰富了斗争经验。这些知识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人口质量便不断地提高。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对人口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以前（包括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诸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程度尽管有天壤之别，但都以手工劳动为主要特征，劳动者人数多少对生产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手工劳动逐渐为机器所取代，生产的发展由主要依靠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变成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技术和文化等人口质量方面因素的作用被提到了首位。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据估计，本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约有将近20%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到了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这个比例超过30%，现在更上升到70%-80%，有的部门甚至达到100%，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发展了，人的因素在生产中的作用有什么变化呢？有这样一种认识，认为科技的发展削弱了生产中人的因素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现代化大生产就是靠着先进的机器设备。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不够全面的。不错，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生产工具的作用更突出了，但并没有因此而削弱了生产中人的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说有所削弱的话，那也仅限于人的数量方面，至于人的质量方面的作用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加强了。人的智力的开发，人口质量的提高已成为现代经济高度成长的强有力的杠杆。以日本为例，1905-1960年这55年中间，物化资本增长6倍，劳动力人数增长0.7倍，教育投资增长22倍，增长最快的是用在教育等人口质量方面的投资，取得国民收入增长近10倍的显著经济效果。据统计，日本大学毕业生从1951年至1973年的22年间增加15倍，大学研究院毕业生从1983年至1973年的10年间增加4倍多，加上全国普及高中教育，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科技队伍，才有可能在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本国的技术，建立起一系列的新兴工业部门，用不到20年的时间，消除了同欧美发达国家大约落后30年的科技差距，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实行了8-10年的义务教育，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迅速增加，才使国民经济获得比较快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生活极度贫困，各种疾病流行，人口死亡率高达28‰以上，人口平均寿命农村只有35岁，城市也不足40岁，被称为“东亚病夫”。科学文化落后，文盲和半文盲在全国人口中居绝大多数，人口质量低。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发展科学、教育、卫生、体育等事业，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健康水平大为增进，目前人口死亡率降低到6.2‰，人口平均寿命达到68岁，属于死亡率比较低和平均寿命比较高的国家。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也大为改观，30年来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增加9倍，中等专业学校增加8倍，普通中学增加57倍，小学增加6倍，这一切都说明，比起旧中国来人口质量确实有了相当巨大的提高。但是，无论在健康和身体素质方面，还是在智力开发和思想文化素质方面，我国人口质量还不够高，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国外一些国家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

在身体素质方面，由于多年不讲优生学，把优生学当作资产阶级学说加以批判，对已经发现的多种遗传性疾病没有开展有效的防治工作，使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愚型患者等“低能儿”所占比重有所上升。我们生产的粮食不能满足人民生活和国家各方面的需要，至今尚有1亿多农民口粮不足。在食物构成和人体对各种营养的需要之间差距更大。1977年按人口平均的水产品我们只有美国的1/3，苏联的1/8，西德的1/1.5；肉类只有美国的1/10，苏联的1/5，西德的1/8；鸡蛋只有美国的1/8，苏联的1/5，西德的1/6，至于每人平均的奶类则更不成比例。医疗卫生事业也比较落后，目前我国每一张病床负担的人口数比美国高4倍，比苏联高6倍，比西德高6倍；每一名医师负担的人口数，我国也是美国的2倍，苏联的3倍，西德的2倍多。这种状况妨碍着人民健康水平的增进，影响到人口质量的提高，不利于“四化”建设。

在教育文化素质方面，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约有科技人员50多人，而美国是120人左右，西德近200人，法国超过300人，都比我们高几倍。我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在校人数为10人，美国达500人，日本近200人，法国140人，英国110人，印度近40人。可见比发达国家相差很大，比像印度一类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如。这说明，尽管30年来我国科教事业有很大发展，但仍然没有摆脱落后的局面。究其原因，固然与原来薄弱的基础有关，但直接同我们对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对人口质量和经济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密切相关，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30年来，用在科教文卫上面的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某些年份的绝对投资额也出现下降，严重地影响了这些事业的发展，给国民经济造成不良后果。据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职工大约占到职工总数的81%，这些人中约有8%左右的文盲和半文盲。三级工以下的占职工总数的70%，技术人员只占职工总数的2%，各级领导真正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不很多，这已成为妨碍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需要全体劳动者具有健康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需要高度的智慧，丰富的知识和经验；需要大批科学家、工程师、专家和管理干部，需要千千万万掌握现代生产技术的熟练工人、熟练农民和其他熟练劳动者，需要迅速提高人口质量。要完成这项任务，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角度说，就要“截长补短”，调整人口和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人口生产中，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因减少消费而增加积累，积累增加又为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劳动就业提供手段，从而有利于调整劳动适龄人口和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同时，积累增加又可以增加用于职工住宅、公共交通以及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加快消费资料的发展，有利于调整总体人口同生活资料之间的比例；加快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人口质量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之间的平衡。同样，人口质量的提高必然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又有利于调整劳动适龄人口和生产资料之间的比例、总体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比例。可见，调整人口生产，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同调整各种物质生产比例关系十分密切。从人口和物质“两种生产”入手解决比例失调问题，是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基本方法和条件。

（原载刘国光主编《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5页。

[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