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教会学校与西方教学方法的导入_民国课堂：教学方法的变革-QQ阅读男生科幻网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三节教会学校与西方教学方法的导入

在推动中国近代教学方法改革的因素中，存在一股不容忽视的外在力量。这股外在力量就是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士的特殊布道形式——教会学校的影响。以教会学校作为传教的途径，首先由在华传教的基督教士创行。1739年，卫斯理兄弟在英格兰建立第一个传教组织，进而在英伦掀起一场灵性奋兴运动，为贫困会员开办学校，照顾病人，提供廉价宗教读物。这场福音奋进运动推动了基督教的海外布道，1792年，威廉·凯里建立了第一个海外传教组织——浸礼宗广传福音会（The particular Baptist Society for Propagating the Gospel Among the Heathens）。在凯里的影响下，1795年伦敦传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9年英国传道会（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相继成立，此外还有苏格兰教会、格拉斯哥差会等，一场轰轰烈烈的海外传教运动就此展开，而英国成为基督教传教的发源地。

在此背景下，基督教开始在华创办教会学校，如1818年马六甲（Malacca）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36年澳门马礼逊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亦称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成立，以教会学校为载体，西方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课堂教学模式传入我国。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社会地位迅速提升，其交际范围也由社会底层劳动人民转向上层士绅阶层，为传教兴办的教会学校的社会地位上升，影响也越来越大，其教学方法和模式得到上层士绅的认可。

一教会学校的创立

18世纪基督教的“福音奋兴运动”，推动海外传教的兴起。在此背景下，传教士来华并创办教会学校。1807年公理会联合长老会下属的海外传教机构伦敦传教会派马礼逊来华，1843年圣公会下属的海外传教机构英国传道会派史丹顿（Stanton）来华传教。马礼逊踏上中国领土后发现，传教活动困难重重，华语艰深难学之外，清政府对教会刊印书籍采取了极为严厉的禁令。1805年嘉庆帝发布禁止西洋人刻书传教的谕令，查京师同文馆“各堂西洋人，每与内地人民往来讲习，并有刊刻书籍，私自流传之事。在该国习俗相延，信奉天主教，伊等自行讲论，立说成书，原所不禁，至内地刊刻书籍，私与民人传习，向来本定有例禁……嗣后管理洋务大臣，留心稽查，如有西洋人私刊书籍，即行查出销毁。并随时谕知在京之西洋人等务当安分习艺，不得言语内地人民交接”[77]。清廷在查处陈若望私代西方传教士德天赐传送书信地图事件后，重申这一律令的同时更加严厉了执行规程。清政府仅允许外国人在澳门合法居留，而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早已成为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因而，基督教传教士在华活动举步维艰。

正是在此背景下，1813年伦敦会派遣米怜来华时，马礼逊借机提出一项“恒河外方传教计划”（The Ultra-Ganges Mission），内容重点是主张在马六甲设立华人传道总部，创办英华书院。1815年4月17日，米怜及其助手梁发等抵达马六甲，并于8月5日开办一所免费学校，作为英华书院的预备学校，[78]开设数学、写作科目，教学语言为福建语，教师由华人担任，并于次年加设粤语学校。在预备学校的基础上，英国伦敦会总部正式设立以招收中学或中学程度以上学生为主的英华书院。[79]1836年，为了纪念马礼逊先生，在澳门成立马礼逊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s School）（亦称马礼逊教育协会学校）。以马六甲、澳门两地为主要地盘，教会学校得到了一定的发展。[80]

早期教会学校的校舍，虽然在中国国土上建造起来，但一直处于非正统的异己地位，主要招收贫困子弟，原因何在？总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文化排异性。东西方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上层建筑，一方要改造另一方是极其困难的，双方都具有排异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排异性主要集中在士绅阶层，贫民文化的排异性相对较弱，下层社会群体对西方文化是适应而非改革，下层贫民能很快适应西方的声光电化。下层社会群体也更关注实利和实用。其二，传教士的办学目的并非健全我国教育体制，而在传播教义，因而，引起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普遍反感。其三，初期，传教士的积极主张并未得到所属教会的认可。甚至在整个近代，通过创办学校传播教义的做法在宗教界一直未达成共识。其四，科举考试制度仍然存在，并左右着教师的教育观和学生的学习观。教学观的错解及其产生的决策误导，使得士绅子弟游离于教会学校之外。

鸦片战争是在华教会学校发展的转折点。枪口下的震撼不仅是一种精神冲击，更使得西方国家的意志借助战争的胜利成为一纸条约。随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千余条，外国人依照条约，“合法”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来华人数日渐增多，1850年在华外人达500余人，其中商人、传教士居多。在中国设立学校的天主教各修会来自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有本笃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耶稣会、遣使会和仁爱会等外派组织；新教派组织有伦敦会、美以美会、圣公会、仁义会、规正教会、浸礼会，以上数会分属于公理、监理、圣公、信义、长老、浸礼六个宗，除此之外，在中国活动的还有公谊会、贵格会和宣道会等。教会势力借助教会学校在中国迅速扩张和蔓延。

教会学校的数目逐渐增多。据统计，1876年男日间学校为177所，学生2991人；男寄宿学校30所，学生611人，女寄宿学校82所，学生1307人。学生数合计4909人。1889年所有学校学生数为16836人。1906年男日间学校和初级小学2196所，男生35378人，女生7168人，合计42546人。1905年高中和书院389所，男女生合计15137人。[81]有生存就有竞争，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在教育领域同样适用。教会学校要想在中国立足不仅要与公立学校竞争，而且各教派、教会之间也存在利益之争。天主教修会早踏华土，在各省所设学校规模虽不及新教，但广泛分布的同时，在大城市相对集中。鸦片战争以后，新教派创办的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上风。例如，耶稣会1850年于上海设立徐汇公学，拯亡会1855年设立徐汇女塾，1904年设立启明女塾，圣母会1864年设立圣方济学校。1912年于天津成立教区，设立圣路易学校、圣约瑟学校、法汉学校，还有95所男公学，30所女公学。[82]

教会学校创办的目的是要将宗教的理念更好地灌输给中国人，使其更易接受宗教信条。以创办登州文会馆闻名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mateer）说过，教会学校建立的真正目的，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要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83]这恰是西方人的聪明之处，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做事原则，不会无偿地帮助任何人，但同时，他们也不会计较眼前的得失，将关注的目光投射到将来，善于从长计议。西方国家的“对外文化关系首先是在国际政治中运用文化影响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文化手段和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一样……都是其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文化手段……成为……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84]。意识到这一点，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出现及其以后的发展就不难理解了。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传教的权利得到保证和活动范围得到扩展，教会学校的社会地位随之提升，招收对象也由贫苦百姓转向社会上层。当时，“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索、渴望学习西方的科学，科学的名声已传遍中国的每一角落”。教会学校的产生也恰好适应了变革时期的中国教育亟待改革的现状，弥补了传统教育的不足。“教会学校的教育特性，不仅为传布福音，还有各种教育、教学的内容和方法配套”[85]，在中国人的面前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从而逐渐吸引了民众关注的目光。

二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及对传统教学的影响

教会学校在课程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经学科目，仿照西方学校的课程设置，融入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并将其系统化，中西兼备。马六甲英华书院的办学宗旨是“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和“传播基督教理”，课程计划中，除了中、英语言外，还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数学、几何、机械、西方科学、伦理和基督教神学等。课程的时间安排顺序大致如下：早餐前高年级班学习《书经》；餐后朗读《幼学诗》和《四书》，并进行翻译工作；低年级班中午读《明心宝鉴》，尝试中译英；晚上温习中文功课。在英文教学中，两个班都要学习会话、写作、语法等，神学课程设置了布道、礼拜和晨读等。可以看出，翻译课程占据整个课程结构的主体，除去中西交涉的英文翻译外，学生广泛翻译西方数学和其他科学著作。

马礼逊学校是基督教在华设立的另外一所教会学校。马礼逊在华工作三十余载，1834年不幸病逝，同人念其鞠躬尽瘁于中国教育事业，两年后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协会经费充裕，第一届董事会的五位董事中，主席邓肯、副主席霍斯、财务威廉渣甸三人是英国洋行商人，实际事务由裨治文负责推动。1841年的马礼逊学校，学生人数增达17人，教材采用柏利（Perley）的地理学、哥顿（Gorden）的数学、《四书》《诗经》《圣经》等。[86]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占有香港，一时，传教士纷至香港，马礼逊学校也随之从澳门迁到港岛东区黄泥涌与快活谷交界，该地段因之得名。学校得到政府拨地和资金支持兴建校舍，在香港的发展颇具规模。1843年共招收学生32人，分四班，为当时香港学校之冠。课程依然中西兼备，校长勃朗（Rev.Samuel R.Brown）牧师担任英文教师，邦尼（Bonny）和麦士（William Macy）协助。中文课程由华人教师担任。学校进行科学、中文知识传授的同时，修养道德，健全学生身心。港督更迭，赞助的经费取消，董事的个人资金得不到保证，随着协会主席裨治文离港赴沪，学校亦于1850年停办。[87]

学校课程学科门类的变化，更多地牵扯教学准备、教学的可能性、学生的兴趣以及教师的教学能力等因素。教会学校的经费来源是教会，新式学科教师的另一个身份是传教士，具有传播教义的职责。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多集中在西方新兴学科，而对宗教的教义有所抵触。有一位名叫孙兰的学者，曾师从汤若望学习天文历算之学，著有《柳庭舆地隅说》，对于传教士借机传播教义的做法很是不满，“常谓西儒以七克为教，似近于孔门克己复礼。然接其人，聆其论，咸精于历数，合于制器尚象之旨；独膜拜天神，侈言天堂地狱，则异教也”[88]。教会学校开设的新式学科夹杂着宗教的成分，教师教学附带着其他目的，无疑会影响教学活动的流畅性。但教会教学将新的学科门类引入中国，开设天文、地理、历史、数学、几何、机械、西方科学等在中国传统教学中，难寻踪影的学科，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

课程是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温度计，社会需求的变化首先体现在课程的设置上。教会学校也正因为其有别于中国传统教学内容的课程设置，吸引了众多的生源，获得了发展的空间。教会学校扩展了学科门类，为中国传统学校教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三教会学校教学方法实施引起的波动

19世纪西方文化和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断层，民族精神陷入空虚和焦躁之中，宗教热情再度高涨，呈现“宗教复兴”的盛况。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的加强，以英国和美国为主的教会的海外布道事业也同步发展，马礼逊、史丹顿、裨治文等传教士在此背景下踏上中国的国土。

由于中国贫民文化排他性弱，因此，初期教会学校的生源主要是贫民子弟，免收学费，提供食宿。伴随1862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在中国取得了更多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传教士逐渐意识到贫民文化的内化力和影响力相对较弱，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转向富家子弟以及士绅阶层。这无疑是一次在华教会办学的成功转型，传教士抓住了中国社会的本质，扩大了教会学校的影响，提升了教会学校和传教士的社会地位，使得其对中国教育和学校教学拥有更大的发言权。

（一）西方传教士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批判

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审美标准，文化之间的对话总是存在障碍，尤其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交流更是难上加难。最初的大多数传教士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社会现象和中国人的生活、学习和交际，用他们自己的一套标准审视中国的一切，自然感觉到无所适从，认同感极差。当他们直面中国的教育问题时，诧异于教学传统的根深蒂固，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传教士对于中国传统教学方法的批判带有强烈的宗教性和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对其批评意见，我们需要进行辩证的分析，对于正确的意见应该虚心接受，但又不得不承认，传教士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批判，其中的大部分恰恰是传统教学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影响中国教学方法近代化的主要原因。

首先，教师的表情过于严肃，课堂气氛过于死板，师生之间的言语交流极少。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高温（John Macgowan）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深入中国教育的内部，目睹了中国私塾教学中严肃课堂气氛。在学生的面前，教师必须始终保持严肃的面容，要努力营造让学生捉摸不透的威严。“功课布置下来后，每个孩子都进入了角色，而老师则摆出一副冷面孔，皱着眉头为孩子们准备日后用的字帖。”[89]在很多情况下，教师鼓励学生用书写的方式提出疑问，即笔问，教师作出笔答。中国传统中将师父并称，教师的地位和威严绝不亚于父亲，师生间的关系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的延续。在君权和父权至高无上的社会，想要营造轻松和谐的课堂气氛十分困难。

其次，教授儒家经典时过于强调对教学材料的记忆，忽略了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传统的经学教学注重对教学材料的记忆，一般情况下，在儿童开蒙之后，逐年将四书五经列入需要记忆的书目。私塾教学阶段的一大特色是背诵课文，在课堂上，教师教读之后，要求学生自己复习记诵，“……立刻就有一个细细的颤抖的声音从屋子的一角传出，几乎是同时，从对面的方向又发出另一个低沉的信号。一个接一个，其他声音也陆陆续续地加入进来。每个人都以他所能发出的最高声调，叫喊式地念着他的课文。……这种混杂的声音，各自含着某些需要记住的内容。……”[90]传统的塾师认为这种口头训练是学校教学体系中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家长们很乐意听到从孩子们嘴里发出的既不和谐也无节奏的和声。当记忆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教师开始讲解，而这个时间期限一般是四年到五年。大部分传教士对此种教学方法十分诧异，“中国人对孩子们的早期教育法不利于孩子们的学习兴趣”[91]，严重扼杀了儿童的天性和创造能力。“最初，教师并不会着重告诉孩子们这些字的意思，只是教发音，在结束了单调的识字过程后，老师开始讲解他们学过的所有课文的意思，这时整个书本充满了活力，而不再是些稀奇古怪、对头脑毫无启发的符号了。”他们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知识的载体——文言文，“书本第一次放入学生手中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系列一笔一画拼成的图案，每一个都有其特殊的记号”[92]。因而，激进的传教士努力寻找另外一种书面语言取代文言文，例如用罗马字母注音的方式。赫士认为应该用阅读取代背诵，花之安则建议尽可能减少背诵的内容。但具体实施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我们赞同这种体制的唯一原因是我们没有更好的体制，并对有效地取代它感到完全困惑”[93]。

再次，拘泥于古训，缺少创新。狄考文曾批评中国教育古训至上，以科举为取向，教学活动围绕无稗实际、禁锢才智的八股帖括展开，教学内容限定在“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比较单一，涵盖的学科门类范围狭窄。他建议中国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和女学，并把士农工商都纳入课程体系。实际上，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有助于方法体系的改革和创新。

最后，学习时间过长，休息和游戏时间偏短。这一点可从麦高温对传统私塾一天的课程教学安排中得到反映。

早晨六点钟左右就能看见小孩子背着书包往教室走去……孩子们得学到八点钟才能回家吃早饭。一小时后，他们又必须回来，坐在各自的高木凳上，摇头晃脑地高声诵读几百年前的古文，一直念到中午才再次被放回去吃午饭。……课间也没有休息时间……唯一可能的放松是允许孩子们出去一两分钟，而且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在老师的桌子上有一根竹签，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谁因疲倦而想休息一下，他就可以去拿那根签子，并把它放在自己的桌上，直到休息回来再放在原处。这样老师就可以看见是谁出去了，出去了多长时间，没人能躲过老师的目光。[94]

严格的规制和冗沉的课业负担，是中国人口众多，年轻人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的，延续时间较长，而且至今存在。教学方法的选择和采用以能否实现教学目标为最终归宿，方法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教学目标设定上的不确切。曾主持过马礼逊学堂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在《中国从报》上斥责中国的教育“从未以支持完整性自由的人格发展为目的”，而“仅仅是为这个国家培养了勤恳的沉默的臣仆……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育身心健全的、高尚的人。这是中国的教育体系达不到也不想达到的”。传统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以儒家经义为主旨，因袭传统，缺少创新，缺少人格关怀，适应以经义为主的教学内容，且教学效率很高，但无法适应近代工业化社会要求其社会成员具备的必要素质的培养，急需改革。

实际上，传教士对于传统教学方法的批评，不只局限在言语方面，并身体力行创办教会学校，引入西方的教学模式，教授较为系统的近代知识科目，从而形成颇具特色的学科教学方法体系，启蒙了弊端丛生的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刺激中国传统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更新。

（二）教会学校的学科教学方法

最初来华的天主教各修会在华创办的学校大多属于小学和中学性质，分布的地区比较广，但在一些大城市相对集中。其中较负盛名的学校有徐汇公学（1850）、徐汇女塾（1855）、圣芳济学校（1864）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基督教修会除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公理会（Congregational Church）、美圣公会（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来到中国，不过基督教的办学速度和规模迅速赶超天主教会。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明显踪迹的学校大多为基督教创办，其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对中国新式教育的创办产生较大的影响。

初期的教会学校为了生存和商业价值，开设中文经典、英语和《圣经》课，并用英文讲解一些西方近代基础科学知识。因而可以说，1877年以前，教会学校多具有小学性质；1877年之后，出现一定数量中学及个别大学。洋务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将教会学校从社会底层推到了社会上层。教会学校无论规模、教学质量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学传播功能经过了逐渐强化的过程。教学保持了外国语言教学的一贯优势，并对单纯的宗教课程有所突破，课程设置逐步走向世俗化，增加了理化课程以及农林、工程等工科课程。

教会学校开设经学课程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如马礼逊学校将《四书》纳入课程范围，同时还教授英文，在课时安排上一般是“半日中文，半日英文”。据第一位校长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记载，教会学校开设中文课程是基于学生毕业后要在中国谋生的考虑。教中文的先生会“忠实地按中国方式教书”，教学生“记诵中国经典”，并学习文字书写。[95]尽管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认同感很差，但令人无奈的是，他们也找不出更为间接有效的新方法，只是希望有所突破，鼓励学生试着将《孟子》《圣经》译成英文，[96]鼓励教师采用一些西方化的、活泼的教学方法。如课堂上，学生们围坐在四周，教师“向听得懂的学生讲解以前背诵过的内容”，教学生“以中文作文，或是从经典中摘出句子，然后缀上一些相对应的意思不同文句，或是以同一作者的某种论点为中心，以相似的文笔，或多或少地加以敷衍扩充”[97]，努力打破经学教学重记忆轻讲解的传统。

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关于教学语言的使用，中国的教会界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1877年起，教会界出现了关于是否应该开设英语，并将英语作为日常教学语言的一场争论，此争论波及范围较广，涉及在华基督教的各修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派。可以说，这是教会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需要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这次讨论的核心是英语教学问题。

1877年狄考文（C.W.Mateer）在传教士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的演讲。登州文会馆设在中国内陆地区，培养的学生学会英语之后一味追求优裕的生活，狄考文认为宗教对其人格形成影响不大，因而呼吁教会学校用汉语教学。主持潞河书院的谢卫楼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大多数身处南方沿海地区的传教士坚决反对，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传教士和约瑟（J.E.Walker）、丁家立（C.D.Tenney），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South）的李安德（L.W.Pilcher）、李承恩（Nathan J.Plumb）、卜舫济（F.L.Hawks Pott）反复强调英语教学的重要性，认为英语教学是实现科学教育的途径，用中文教授科学课程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Faber）认为英语教学应该与基督教精神更好地糅合在一起，做到哪里教授英语哪里就有基督教。[98]尽管教会学校办学目的以及教学内容的变动始终围绕文化侵略展开，但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从长远来看也有助于教义的传播。

教会学校的重中之重在英语教育。马礼逊教育会临时筹办委员会曾发表声明，其资助的学校需使本地青年掌握本国语言的同时，能够阅读和书写英文，并能借助这一工具，阅读《圣经》和基督教书籍，掌握西方各种门类的知识。因而，马礼逊学校用英语教授地理、历史、天文、算术、代数与几何、力学、音乐、伦理学、圣经讲解等课程。[99]

外语教学成就最为突出，最初普遍采用语法—翻译法，培养的学生由于口语流利，翻译水平较高，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汉英互译，背书，默书，习字造句，认字写字，文字拼法，阅读，讲改文法以及字母，音，字句，文的分析综合法是翻译法的重要特征。语法翻译法在中国的沿用历史可追溯到1818年传教士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英华书院英语教学使用英文原版的《圣经》和《新约》，传教士自编的英语读本，如默里的《简要英语语法》、马礼逊的《中英语法》、乔伊斯的《科技对话》《中英习惯用法》等。当时初级班开设的英语课程有“写作，翻译和语法”，高级班的英语课程强调“翻译和写作”，除开设语法课程外，学生每天还必须进行大量的“中英互译，并完成校长布置的写作”[100]。斯特恩认为：“母语对外语学习者来说是一种参考语言，非常重要，因此翻译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学习者努力掌握外语语法系统，语法学习必不可少；学习者把外语形成特点和翻译看成一种训练技巧的同时，就在主动解决问题，是一种明示的学习策略；语法翻译法在教学中很容易操作。”[101]欧洲学校应用语法翻译法，是基于普遍英语交流的社会环境，而中国没有类似的社会氛围，效果一般，后来为了弥补语法翻译法的不足，开设口语课程，教学生背诵习惯用语。

教会学校将近代理化学科引入课堂教学中，重视理化实验室教学。1876年狄考文将其创办的蒙养学堂更名为文会馆，套用“分斋教学法”的名称，分备斋和正斋两个部门，备斋学制三年，正斋学制六年。狄考文本人精通数学、天文和机械物理学，受本人兴趣的影响，文会馆开设物理课程，设置实验室，配备若干从美国进口或者自己研制的教学仪器。文会馆还开设土木工程、电学、电报学等工科课程，并建立理化实验室，配备电工、木工、铁工、车工等工艺设备，供学生实验学习。狄考文甚至创办了理化仪器制造厂，本人兼任技师和教师，传授教学仪器的制造技术，包括铁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车床、磨光机、螺丝机等，学生在做中学，还可以获取一定的利润。[102]

教会学校沿袭欧洲通行的教学方法，将学生按照年龄和学业成绩分成若干班级，实行班级授课制。如英华书院把学生分为高级班（一班）、二班、三班、初级班（四班），同等水平的学生在人数较多情况下又分为若干小班。各班的课程设置、教学进度以及教学重点有所差异。高级班的教学重点是中英文翻译和英文写作，要求教师用一年的教学时间讲解《但以理书》《约翰福音》《使徒行传》《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和《圣经》中的部分内容，并要求学生在记忆的基础上，能够互相交谈讨论学习的内容。学生能够背诵《简要英语语法》，教师讲解《地理学问答手册》和《人文学问答手册》，增长学生地理学和天文学知识，了解不同国家的位置和疆域、天体的距离、大小、运动和其他天体现象的基础知识，并能将其译成中文。相对高级班而言，二班的教学要求有所降低，教师讲解《中英语法》、米怜的《灵魂篇》第一卷和《问答手册》，要求学生具备良好的英文书写能力。三班、四班的学生重点学习中英文互译。[103]

（三）教会学校教学方法的影响

教会学校是传教士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网络下创办的，以弘扬上帝的旨意和传播西方文化为核心，逐渐由小学教育发展到中学、大学教育的一组学校。教会学校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宗教代言人。教会学校的教学方法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教育的特征，是近代西方教育渗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我们看到其历史局限性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它在建立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传播近代教学思想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首先，教会学校的教学方法是近代西方教学方法在中国封建社会举办的一次模拟展示，成为中国改革传统教学，创办新式学校，采用近代科学教学方法的模板，是中国新教育的蓝本。中国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从官学的改造到新式私立学校的兴起，在课程结构和教学方法上都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教会学校的影响。如外语教学，以京师同文馆为代表的一批官办外语学校，外语教学方法均仿照教会学校，采用语法—翻译法，重视翻译能力的培养。光绪二年（1876）朝廷公布了京师同文馆八年课程表和五年课程表。从课程表中可见，课程设置虽多为理科实用性科目，但核心是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翻译能力。同文馆在外语教学上“凡文字，先考其母以别异同。次审其音，以分轻清重浊之殊。次审其比合为体以成文。次审其兼通互贯，以识其名物象数之繁”。外语的考试内容也是中外互译：“初次考试将各国配送洋字照会令其译成汉文；覆试将各国条约摘出一段，令其翻译成译文。”[104]语法—翻译法对中国的影响远不止于洋务时期，甚至波及清末新政时期。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中，规定外语教学使用语法—翻译法。1904年的《奏定中学堂章程》对外语在教学方法上有明确规定：“当先审发音，习缀字，再进则习简易文章之读法，译解，书法，再进则讲普通之文章及文法之大要，兼使会话，习字，作文二。”[105]《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对外国语教学的学时规定最多，学习内容三年都是“讲读、文法、翻译、作文”[106]。

其次，教会学校实施分级分班教学，使得其教学组织形式具有近代年级教学和班级授课制的特征，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造。例如圣约翰书院分正馆和备馆两个学级，学制四年，正馆即正科，备馆即预科。[107]中西书院学制八年，实施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级教育，从低到高，依次展开教学。[108]大多数的教会学校借鉴西方国家的教学组织形式，实施班级授课制。新式学校教学组织形式的实施，推动了班级授课制在中国的推广，推动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

再次，教会学校开设物理、化学、算术等理科基础科目，设置实验室，安排教学进度。由于中国传统教学中以经义等文科课程为主，鲜见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理科课程，传教士着眼中国教育的不足，开设理化课程吸引社会的关注，获得较好的生源，增强与官办学校和中国本土的私立学校竞争的优势。例如山东登州书院建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和机械厂、发电厂、天文台等；[109]圣约翰书院建造的“格致楼”内安置了物力、化学等专门实验室。以鲜明的理科课程教学为特色的教会学校进入近代学校竞争的比赛场，从而刺激了中国官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发展，促进其课程和教学方法的近代化。

最后，中国近代教学方法产生变迁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其一是传统教学方法本身存在的不易操作性、学科适应的限定性等特征严重制约了近代新式教育的形成，无法适应晚清社会变迁导致的职业结构转变，以及随着社会可以提供的新职位增多、社会对专门理科人才的需求。其二是教会学校将西方的学科教学法引入中国，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为近代的教学方法改革提供了示范模板。其三是传统的实学教学方法体系是教学方法变革的内在动力，实学的教学原则是通经致用，在此基础上，近代实学家将西学纳入实学的范围，从而丰富了传统实学的教学方法体系。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学校教学方法开始调整，并创设了教会学校、新式学堂等新的教法改良基地。随着近代实学家逐渐掌握地方政权，拥有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其新式教学构想逐步付诸实践，拉开近代教学方法改革的序幕。

[1]（清）洪亮吉：《意言二十篇·生计篇第七》,《卷施阁文甲集》（卷1）,（清）洪亮吉撰，刘德权点校：《洪亮吉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6页。

[2]“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指中央机构的藏书之处，或者民间设立的读书场所。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形成和兴盛于宋代。其产生受到我国私学讲学传统和佛教禅林的影响。宋代出现了一批以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为代表的著名书院。——作者注。

[3]学田制是宋代书院的显著特征，政府赐予田产作为书院的办学经费来源，在物质层面促进了书院教育制度的形成，同时，学田制也是政府控制书院教育教学的一种有效手段。——作者注。

[4]国子监也称国学或国子学，始建于276年，属西晋时期，唐宋时期成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明清时期是最高教育机构，同时也是教育行政机构。在监读书的学生被称为监生，太学生或者国子生。——作者注。

[5]《论语·述而第七》,（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页。

[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页。

[7]王道俊、王汉澜主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233页。

[8]（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第二》，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38页。

[9]《论语·子罕》,（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1—112页。

[10]吴增芥：《小学教学法概要》,《教育杂志》1924年第16卷第1期。

[11]《蒙第四》，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7页。

[12]《论语·子罕第九》,（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