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保境以死，安民为天——宁都知县宋必达

宁都县位于江西省南部，东与福建近邻，西与井冈山隔县相望。这里曾是中央苏区的摇篮，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诞生地，是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指挥中心；这里曾爆发过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宁都人民曾为中国革命和共和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宁都人民也以为共和国建立做出巨大贡献而骄傲。从“宁都起义”部队中走出的开国将军多达三十多人；宁都物产丰富，是国家首批商品粮基地，古有“纵使三年两不收，仍有米谷下赣州”之说；宁都生态优美，矿产资源储量大；宁都文化底蕴深厚，被誉为文乡诗国。这里名人辈出，才俊有籍，这里不仅走出了不少名臣志士，同时也有一批清官良吏主政于此，二者交相辉映，使宁都文化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宋必达当是其中代表。

宋必达，字其在，湖北黄州人，也可能因官职卑微，以至于生卒年不载入史册，就连为他写的《家传》及《墓志铭》也无详细记载。《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六《宋必达传》记载：“顺治八年进士，授江西宁都知县。”还载：“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自福建出攻掠旁近地，江西大震，群贼响应，宁都……”云云。根据这些简短的记载，笔者不由得质疑：宋必达究竟在宁都知县任上干了多少年？为什么宋必达在一个岗位上能干那么多年？这与大清知县任期制度是否吻合？顺治年间，清兵刚刚入关，国家的政治局面还未完全稳定，大清版图不断扩大，更需要大量的有识之士出来帮助大清稳固政权，因此，到康熙初年，一些知县还从举人甚至举人副榜中任命。推测宋必达“顺治八年进士，授江西宁都知县”，应是当年进士，当年被任命为宁都知县。从顺治八年到康熙十三年，至少也已二十三年了，康熙十三年以后，史料上没有明晰的关于宋必达在知县任上的记载，何时被罢的官，也不得而知。然而，根据《清史稿》卷二百五十六《董卫国传》记载，董卫国也正是在康熙十三年被任命为江西总督，康熙二十一年调任湖广总督，董卫国见到宋必达时，宋必达已经挂印归田。《清史稿》中只说宋必达罢官原因，未谈罢官时间，我们姑且就按康熙十三年被罢官，那么，宋必达为什么能在宁都知县任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仍然是个谜。

宋必达虽然是一文职小官，却有大将的谋略与风范。

由于宁都特殊的地理位置，清初，这里的社会状况非常混乱，据史料记载，顺治三年，清政府才派官员进入宁都，到康熙二十年（1681）三藩之乱平息，在这三十六年里，发生在宁都的战乱就达十多次，平均不到四年就有一次。规模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五年，阳都彭贺伯与宁都彭达庆的反清斗争，顺治六年杀知县，其余官吏全部逃逸［事见《宁都直隶州志》卷六《兵事》宁都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升为直隶州，管辖石城、瑞金两县，故有州志］。第二次战乱在康熙十三年，正是《清史稿》与其他史料中叙述的宋必达在宁都任知县期间摊上的这次战乱。第三次战乱是在康熙十六年，吴三桂部将韩大任、陈尧年等率军攻打赣州诸县，杀掳甚惨，后被清兵击败（事见魏禧《朱参军家传》、《魏叔子文集》卷十七），可见当时宁都社会动荡之一斑。

保境以死。保境才能安民，境不保民何以安？康熙十三年的这次战乱，是福建耿精忠呼应云南吴三桂一次规模宏大的反清斗争，耿精忠从福建发兵，入江西后，宁都诸县成其要冲，因规模、范围都较大，故诸多史料中从不同角度都有记载。事关宁都保卫战，在《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六《宋必达传》、清人韩菼《宁都县知县宋君必达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及顾景星《宁都尹宋公家传》（以下简称《家传》）等篇中记述得更加详细，尤其是韩菼的《墓志铭》竟不按宋公生平年代记述，而是开篇就叙述这件事，意在突出宁都保卫战在其平生阅历中的重要地位，从而彰显一位知县的军事谋略，和誓死保境报国的忠勇精神，原文如下：

“康熙十有二年冬，贼三桂反云南，明年继茂子精忠从逆，自福栏出，攻掠旁近地，江西大震，群盗蜂结蚁聚相应和，州县大率破，守令或逃或死。独宁都贼攻不能下，时称贤令宋君能完城云。”

“先是宁都有南北二城，南民北兵。君始至曰：‘不可，一旦不虞，分守与合御俱不便，古有团练、保甲、弓弩社，民皆可兵也。且吾闻昔新建伯之讨宸濠也，守令皆领兵，邢珣出赣州，王冕出万安，王天与出宁都，强半皆保甲义勇。’遂以其法训练其民。及乱作，县城义勇已集二千，咸踊跃愿用命。贼前锋突至，北城营将刘趣君议事，南城民遮行，曰恐不测。君不顾，遂往。刘曰：‘众寡食乏奈何？’君曰：‘有死无二，人臣之义。贼本乌合，掩其始至，可一鼓破也。’刘遂率所部进，贼少却；君以义勇横击，贼大奔。寻复以全军压城下，巨炮堕雉堞，辄垒其处所，随方备御益坚。贼愕失气，会援军至，遂解去。”

这段记载交代了当时战乱的形势及宁都保卫战的结果，同时将宋必达这一人物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福建的耿精忠，为三藩之一，为呼应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做出了激烈的反应。耿精忠从福建出兵，一路北上西进，可以说势如破竹，江西境内一些抗清组织纷纷响应，赣南一带州县相继陷落，知州、知县及所属官吏非死即反，比如：饶州参将程风、广信副将柯升、南瑞总兵杨富均叛清，大有一夜之间江南改姓之势。形势如此危急，唯宁都一座孤城安然无恙，这有赖于守令宋必达的忠勇、胆识与智慧。

他有军事家的远见卓识。一个小小知县，他的权力是很有限的，但他的智慧是无穷的。上任伊始，虽为文官，基于他对大清社会状况了然于心，他认为战乱随时可能兴起，只有未雨绸缪，才能保境安民。因此，他调整了防御部署，以古之“藏兵于农”的道理加强防御措施，训练民兵，兵即民，民即兵，兵民鱼水相融，才能有效御敌。谁说文官不能领兵？他列举了明代新建伯讨宸濠的成功的例子。新建伯是明代大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又名王守仁）的封号。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发动叛乱，时任江西巡抚的王阳明手中并无军可用，但他命令赣州知州邢珣、万安县知县王冕、宁都县知县王天与组织兵力平叛，这些地方行政长官，关键时候都能迅速组织一支部队，并且亲自领“兵”与敌人交战，使王阳明很快拥有一支力量很强的队伍，运用他的智谋，结果叛乱被平，朱宸濠被俘，而这支队伍中的一半以上都是平时训练的民兵，各州县的守令也都变成了带兵的将军。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一个小小知县，刚一上任，就做好战乱如起，如何保境御敌的准备，而结果真是派上了用场，并取得了时人赞誉的效果，不能不佩服他具有军事家的卓识。

他有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宁都城从明代王阳明治兵，将城池功能分为二，南城主要居民，北城主要驻兵，当耿精忠的叛军突然兵临城下时，“北城营将刘某请宋必达到北城来议事，而南城民众云集宋公马首，曰：‘公毋往，恐不测。’公曰：‘岂有文武嫌猜，军民疑二，而可以御敌者乎？’策马驰赴。”（《碑传集》卷九十一顾景星《家传》）城里百姓的劝阻不无道理，首先老百姓对这位姓刘营将揣摸不透，周边州县相继陷落，守令、营将投敌、弃城逃跑者有之，再加上敌众我寡，这位营将是否有御敌信心，如果这位营将居有二心，宁都县城从守令到百姓其下场不可想象。然而，宋必达不这么想，他考虑的是大清的版图，百姓的安危，考虑的是军民团结共同御敌，并坚信只要军民融合，文武一心，定可战胜敌人。其胸怀、志向可窥一二。

宋必达作为一个小小的知县，在大军压境、粮草匮乏、援军无继、孤城倒悬的情况下，为大清坚守一座小城，信念坚定，毫不动摇，可谓大忠；众寡悬殊，以死报国，可谓大义；两军交战，营将刘某先驱迎敌，使宋公守城，公曰：“战，气也，语曰禽制在气。公前，我继之。”“公挥义勇横击，大败之。”（《家传》）身为文职，敢在战事正酣之时率民兵出城击敌，并大败之，可谓大勇；未雨绸缪，屯兵义勇，兵民相融，全城皆兵，加之战法得当，以少胜多，首战取胜，可谓大智。忠义怀内，智勇双全，官职虽小，可与古之名士比肩。唐代张巡守睢阳以御安史叛军，以七千人之军，御十三万之众，守城十月，其间取得不小战果，在矢尽粮绝情况下，最终虽城破身死，但确实起到了守一城而捍天下，守一城而撼天下的效果（事见《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一十七《忠义》）。明代王阳明在叛军突起，兵符已上交的情况下，利用属地有限兵力，组织民兵，民兵相融，以大智大勇歼除叛军，功耀千秋。这位小小知县与之相比可逊色乎？

宋必达守孤城而震天下，得益他的兵民结合，为什么宋知县能驱民如流呢？韩菼在他为宋必达作的《墓志铭》中，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作了回答：为什么宋公“能教民于未事之先，以自战守其地，又能戢于已事之后，以安定其民”？他的回答是“君之悉心民事……并独一时能用其民也”。

安民为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百姓之所以在关键时候愿与知县一起同心同德，抵御叛军，效命朝廷，是因为宋必达为百姓做的事情太多，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与爱戴，他把安民之事看得比天还大，请看这位小知县是如何安民的。

免赋役，招徕民。《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六《宋必达传》说，宁都“土瘠民贫，清泰、怀德二乡久罹寇，民多迁徙，地不治。请尽蠲逋赋以徕之，两岁田尽僻”。

兴水利，治水患。《清史稿》“同上”还记载：“县治濒河，夏雨暴涨，城且没。祝祷于神，水落，按故道疏治之，自是无水患。”

前面提到，清初，宁都地区战乱平均不到四年就有一次，其实明末农民起义战争对宁都影响并不大，影响宁都社会稳定的主要是两种形式：一种是宁都当地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和当地匪患的猖獗，另一种是清兵入关后宁都地区的反清斗争。不管是哪种形式，遭难的总是老百姓，战乱使数万百姓无家可归，有一首诗真实地描写了当时乱离的情景：

薄夜携妻女，往伏荒榛杞。

侵晨望四山，乃后归墟里。

哭声满中野，不敢直言指。

嗟汝资贼心，何太灭天理。

——《邱邦士（维屏）先生文集》卷十

在长年战乱的影响下，宁都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片萧条的景象。宋必达到任后，看准社会症结，采取精准措施，要解决土地荒芜问题，首先就要把流亡的百姓招回来，土地有人开垦，有粮食才能使百姓安居。然而，一些地区虽然土地荒芜，无人耕种，但官府的赋税仍然要缴纳，缴纳不起，还要欠账官府，这就使想回乡种田的农民，因惧怕拖欠的赋税而有后顾之忧，因此，要招来流亡，知县就得申请上级免除以往的赋税。田地开垦起来了，常会遇到旱涝之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于是宋必达再兴水利，使宁都永无水患。甚至有的农民初来乍到没有农具，知县便设法借给他们耕牛。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兴田的积极性，很快，宁都县由满目荒凉，变成“桑麻弥望”，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素有赣南粮仓的宁都县又恢复了生机。宋必达这些安民兴农的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百姓受益不小，乐于在此地安其居、乐其业。

修正盐政，便民便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国实行的是食盐专供政策。宁都县很早以前吃的是淮盐，自从明代王阳明治赣以后改食广东盐，虽广东距宁都较近一些，但淮盐可从水运转赣州，运费较低，而广东盐要走陆路，翻山越岭，反而增加了成本，老百姓偷偷地买淮盐吃，因为淮盐要比粤盐便宜。宋必达得知这一情况，请求增加若干淮盐份额，这样，吃淮盐由不合法变为合法，结果是淮盐运来后，百姓都愿买淮盐，因是配额，个别百姓在淮盐不够用的情况下，还有私下想其他办法的，造成粤盐滞销，宋必达也因完不成粤盐销售任务而被罢官，从此远离仕途。宋必达虽然丢了知县乌纱，换来的是百姓的受益和方便，换来的是宁都人民对他的拥戴与同情。

爱民护民。知县，时常被认为是一县的“父母官”，所谓“父母官”，其内涵就是当知县的对待一县百姓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爱他们，呵护他们，而这一点不是每个“父母官”都能做到的，有些甚至成为百姓的蛀虫，走到了百姓的对立面。宋必达作为宁都的“父母官”，名副其实。《清史稿》“本传”记载了两件事：“或言于巡抚，县堡砦多从贼，巡抚将发兵，必达刺血书争之，乃止。官军有自汀州还者，妇女在军中悲号声相属，自倾橐计口赎之，询其姓氏里居，护之归。”这第一件事是在叛军被平之后，有人报告宁都百姓中曾经有人跟随叛军造反，巡抚要派兵清剿。其实即有个别百姓曾经参加叛军队伍，一是人数极少，二是在当时情况下，各有各的原因，现在他们都是良民，如再剿杀，是伤无辜。因此宋公极力争辩：“若杀以示威，某一官可弃，七尺可捐。”（《家传》）声色俱厉，为百姓他可以不做官，甚至可舍弃性命。他以对子民满腔的爱，以孤注一掷的承诺，保护了千百个无辜者。这第二件事就更难办。军中掳有妇女，而且这部队还是大清平叛的有功者，宋必达官职卑微，惹不得这些军爷，要救这些妇女，必须智取，于是，自掏腰包诈称慰劳部队，借此将这些被掳妇女解救出来，并护送回家。《家传》中说，宁都人因此事为宋公建祠树碑，感激涕零。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老百姓最知道感恩，滴水之恩，报以涌泉。宋必达在宁都为百姓做的种种善事，百姓心知肚明，除了对这位“父母官”的热爱和拥戴，无以为报。但在大军压境危难万分的情况下，百姓愿为知县驱使效命，同甘苦，共患难，已经说明了一切。正像韩菼在《墓志铭》中所论，如果，一县长官“与民平日判然不相属，甚者仇视其民，一旦有急，民安得不仇吏！”更不会与知县生死与共。

修改盐政之事，方便了百姓，而宋必达也因此丢了官，宁都人为失去这样的好知县而惋惜，“哭而送之，饯贻皆不受”（《清史稿·宋必达传》）。送个礼物表达百姓的心意吧，但所有礼物都被宋必达婉言谢绝。在宋必达看来，为百姓办事就是一个知县的本分和应尽的职责，更不需要百姓的回报。

下面一件事佐证了俗语所述的善有善报。老百姓是善恶分明的，有善必报。宋必达被罢官，间道回南昌，途中被叛贼擒获，贼兵威胁劝降，“公瞋目大骂：‘我天朝清白吏，从汝鼠子叛逆耶！’贼分梏仆从，而系公于空屋，断饮食，恐吓不降当烧死。公啮指画壁：人生同百年，彭殇同一辙，唯此径寸丹，不共洪炉灭。守者窃供饭蔬曰：‘此民所自食，公食民食，无伤也。’系旬有七日，忽夜半踰垣排闼，持兵杖者数十人曰：‘宋爷安在？我等皆宁民。’并仆从拥而去，潜行达南昌”（《家传》）。宋必达被擒获，宁死不屈，彰显一位清官气节。当生还无望时，是看管他的仆从偷偷给他饮食，又是宁都百姓冒死深夜搭救，并一路护送至南昌。没有鱼水之情，百姓岂能以死相救，没有为百姓做的桩桩善事，百姓岂能不关注知县死活。善有善报，时辰已到。

恬淡之心，享受闲适生活。史料里没有记载宋必达罢职还乡的具体时间，只是说他考终六十有三。究竟挂冠归黄州后又过了多少年的田园生活，我们也不得而知，然《清史稿·宋必达传》只说他“褐衣蔬食，老于田间”。《家传》中说：“所居临皋江浒，茅屋一区，确田一顷，褐衣補紩，与农牧游。顾喜著述，有古文辞若干卷。”在长江岸边找一块平地，搭建一间茅屋，划定一块田地，穿着破旧的粗布衣服，种田、读书、交游，过起了平静而闲适的耕读生活。我们为这位忠、义、智、勇俱全的清官惋惜而不平。然而，宋必达罢官后并非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清史稿·宋必达》载：“既归里，江西总督董卫国移镇湖广，见之，叹曰：‘是死守孤城者耶？吾为若咨部还故职，且以军功叙。’必达逊谢之。既而语人曰：‘故吏如弃妇，忍自媒乎？’”董卫国为清朝大臣，顺治十八年任山西巡抚，康熙十三年加兵部尚书衔，同年改任江西总督，指挥各路人马抗击福建叛军，二十一年调湖广总督，距宋必达守城御敌已有八年之久了，但这位将军八年后见到这位名震江西的小知县时仍感慨万千，“握手泪下”，以为是个人才，如今罢官归田，实为可惜。于是承诺上奏朝廷，恢复原职，再作计较。我们推测，这位宋必达处境最艰难时期的长官的承诺是有望实现的，然而宋必达却以一颗平常而恬淡之心婉言谢绝了，这里可能最少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在知县任上多年，对国家对人民尽职尽责，政绩昭然，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失落、无奈、愤懑、失望等复杂的感情交织，使他不再留恋仕途；其二，还有封建社会一位正直士人面子所在，他形象地将自己比作弃妇，既然已经被丈夫抛弃，哪里还有脸面恳求别人再去为媒呢？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反映了宋必达自然的心态，而这种心态一方面从某一角度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宋必达高尚的人品和官品，在国家、百姓有难时，他可以连性命都不顾及，而论及个人得失时，他却羞怯地顾及面子。

宋必达，官职虽小，而其保境安民的精神却随着历史的推移在被不断地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