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我所从事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可不知什么时候喜欢上了历史，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文史不分家的缘故吧。

读史书，我喜欢读史书中的“列传”，尤其喜欢读“循吏列传”，那其中的每一位人物，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让你久读不厌；桩桩事件也让你印象深刻，回味无穷，浮想联翩。关于循吏，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开设“循吏列传”这一栏目，后世史家皆跟从效法。何谓循吏？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中用“奉职循理”四个字为“循吏”下了个定义，唐代司马贞《史记索引》谓循吏是“本法循理之吏也”。二十四史中，对“循吏”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循吏”就有不同的称谓，有称“循吏”，有称“良吏”，有称“廉吏”，还有直接把“循吏”解释为“清官”。不管怎么称谓，其核心含义没有变，上循国法、下顺民情的为官思想境界没有变。如果用两个字对“循吏”进行概括，那就是人们常说的“好官”。

从司马迁开设“循吏”专栏，到《清史稿》中的“循吏列传”，写循吏呈现出两大趋向。一是从数量上来说逐渐增多。《史记》记载了三千多年的历史，但司马迁按照他的“循吏标准”，仅选取了五人；大清名臣张廷玉，奉旨撰写明史，二百七十六年历史，他仅选循吏四十余人，至《清史稿》，不足三百年的历史则选取循吏一百一十六人，几乎是明史的三倍，数量上是一个突飞猛进，也标志着从张廷玉到赵尔巽作史思想之变化。二是从官阶上逐渐低化、下沉。《史记》中所选五位循吏，其中四位国相，一位是晋文公的司法官，这些人物都属于一个国家的核心人物，而到了《清史稿》，所选人物多为知县，尽管有些人后来晋阶知州、知府甚至更高的官阶，但这毕竟不占数量上的优势。这两大趋向彰显了史家对循吏这一阶层越来越重视，对于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认可。循吏还有广义上的意义，从官阶上不限于基层官吏，只要符合上循国法下抚民情者，有学者都称为循吏。《清史稿》中，一些没有被列入“循吏”这一栏目的上层清官也被后世学者称为循吏。

读《循吏列传》和那些清官传记，总有一种“高山仰之”之感，仔细思忖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他们身上，总能体现中华传统道德最优秀的部分。道德二字是一个合成词，“道”，指的是道路，后来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与发展所遵循的规律和准则，“德”和“得”相近，即对“道”的认识体悟所得到的。“道德”的含义有一个丰富和发展过程，比如道家有“尊道贵德”的自然道德观，儒家有“内圣外王”的人伦道德观，墨家有“重利贵义”的道德观，法家有“贵法不贵德”的道德观。考察各家学说的道德观，以儒家尊崇的道德与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观更接近，或者说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道德”的伦理体系，是综合古代不同学说的道德观的合理部分而形成的，而吸纳儒家的成分更多一些。因为儒家之道，把天道、人道合一，既是大自然本体，也是社会人生的终极价值；把“德”阐发为社会政治、人生操守的伦理内涵，忠、信、孝、悌、仁爱、谦让、忠恕等内容都成了道德体系的组成部分。那么，究竟怎么样去界定现代意义的“道德”呢？魏英敏先生在梳理古今中外对“道德”的阐释的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道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并依靠社会舆论和良心指导的人格完善与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规范体系。（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如果分析这个句子，道德是什么？道德是一个规范体系，规范的对象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观念、情感和行为习惯，凭借的是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也就是说用社会公众认可的观念、行为来引导人的观念行为并不断将其纳入规范体系之中，以此来完善人格，调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本书取名叫《大清县衙清风》，以《清史稿·循吏列传》作为选材的基础，所选三十多位循吏（包括于成龙、陈瑸等几位后居显位的清官），他们身上彰显着传统道德最光鲜的部分，体现着人性的高贵，品德、操守的纯洁无瑕。如三河知县彭鹏的有恩不忘：哭祭奶母，撕心裂肺；有节不屈：佯狂示疾，椎齿出血，坚拒伪职；台湾知县陈瑸的胸如大海，心平如镜，坦荡无私，慈善为怀；昌化知县陶元淳的以秤秤心，秤平心平；曾任七县知县陆陇其的要义不要利；合肥知县孙葆田的不恋名利，合则留，不合则去等，这些金贵的品格，乃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最光彩的部分，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精华，它永不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永不被世风的低下而被否认，这种人性的高洁，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中，永远都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自古以来，评价一个人的最基本的标准是“品质”，从古到今选人、用人的标准都是德才并举，其次序是先德后才，因此，在人类发展社会中，属于道德范畴的“人品”，从来，而且永远都会被尊为至高无上。

好人和好官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好人未必就是好官，好官在人品上也未必就没有瑕疵。大清康熙年间，曾官拜文渊阁大学士，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的李光地，称得上一位好官，然而，这个人物的“人品”却引起时人和后人颇多的争议。这些争议大多聚焦在他的“腊丸卖友”事件上。《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二《李光地传》中以大量的篇幅记载李光地顺风顺水的仕途和令人注目的政绩，然治史者也没有忘记给他的人生留下污痕。《李光地传》开篇就以浓墨重彩描述李光地拒绝叛臣耿精忠征诏，密探耿军虚实，上疏朝廷，献上破耿军之计，显示了他忠于朝廷的拳拳之心；然而，史者正在酣畅淋漓地大写其功绩时，笔锋一转，插进了另外一个人物——陈梦雷，“陈梦雷者，侯官人，与光地同岁举进士，同官偏修。方家居，精忠乱作，光地使日潜诣梦雷探消息，得虚实，约并具疏密破贼状，光地独上之，由是大受宠眷。及精忠败，梦雷以附逆逮京师，下狱论斩”。史家为什么正在写李光地突然插进一段陈梦雷的故事呢？笔者认为这段记载的目的正是体现李光地的人品：同学、同乡，又是同事，一同被耿精忠扣留，一同打探耿军虚实，一起密谋上疏朝廷，还有被腊丸封着的一张奏折，而李光地竟能只写自己名字（有资料说他腊封前将陈梦雷名字抹掉），所以，最后结果是李光地飞黄腾达，而陈梦雷却下狱论斩，这就是有名的“腊丸卖友”事件。史书对李光地总的评价是肯定的，算得上一位好官，但他损人利己、卖友求荣，还有后来有人弹劾他的“贪位忘亲”等行为，都被后人在他的“人品”上打了个大问号。与前面所述“以秤秤心”“坦荡无私”等高洁之操守形成鲜明对照。虽然李光地的官声还不错，但他在人品上的偏私和虚伪，无论如何也体现不了中华传统道德最光鲜的部分。

其二，循吏文化，或者说清官文化，传承了封建官场文化的精华。曾任四川大学教授、自号“厚黑教主”的李宗吾先生曾撰写影响深远的《厚黑学》，其中说道：“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而厚即在其中，给我们一颗心，而黑即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去，广不数寸，大不盈掬，好像了无奇异，但若精密考察，就知道它的厚是无限的，它的黑是无比的，凡人世间的功名富贵……无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这段话为《厚黑学》作了一个简单的注释，那就是“厚颜黑心”。还说道：“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李宗吾先生还著有《厚黑传习录》，其中大谈求官、做官和办事的要诀，当然仍以“厚黑”为基础。有人评价李宗吾的《厚黑学》绝对没有贬义，但在笔者看来，那是从某一角度对封建官场文化的讽刺。被称为谴责小说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也形象地解读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场文化。好像一提到我国封建社会的官场，贪污、腐败、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欺上瞒下、贪赃枉法等坏字眼就是封建社会官场文化的全部内涵，其实，二十四史用“一言蔽之”，也有欠科学。社会是一个万花筒，历史也同样千奇百态，封建制度下的官场文化也同样有其多样性。

清官文化就是封建官场文化中的精华。这种文化由封建官场一个个、一批批的清官、良吏的官品汇聚而成。本书所选清代三十多位清官、循吏，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清官文化”。

清苦朴素、亦廉亦俭是清官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金代元好问《薛明府去思口号》云：“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意思是说有能力的官员不少，但能做到廉洁守法，公平、公正者不容易。读《清史稿》，如此廉吏者不乏其人，他们布衣蔬食，男务公事，女务耕织，俨然一幅平常人家的画面，更甚者如罗城知县于成龙闲时日食两餐，忙时日食一餐，经年不知食肉；曾任古田知县，台湾知县的陈瑸，官厨唯进瓜蔬，有时以桂园和老姜充饥，被皇帝称为苦行老僧；任过江西五县知县的石家绍，一生俭朴，毫无官家排场，临终嘱托子弟、家人，如要为其立碑，“片石即可，不可费资”。这些官吏心中只有国家、百姓，他们的官品如一潭清水，清澈见底。陈瑸为官二十多年，当了二十多年裸官，皇帝诏见时，赴京竟无盘费；牛运震在甘肃任三县知县，前后十年，被罢官时因无资费，无法回山东老家，靠到书院教书两年才得以返里；曾任五县知县、七州知府的谢仲坃，为官五十年，离职后家中竟无立锥之地，只好寄居书院等等，例子不胜枚举。

品行方正，刚正不阿，秉公行政，无私无畏是清官文化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常言说：“公生明，廉生威。”为官者胸中装着一个“公”字，约己遵循一个“廉”字，那才敢直起腰来，做到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公”与“平”紧密相连，心中有“公”，官心自平，官心平才有民心平。昌化知县陶元淳正是遵循这一信条，以己心换民心，以民意定己意，因此受到百姓爱戴。他特意镶一杆秤挂在家里，时时提醒自己，以称己心，以称人心。合肥知县孙葆田胸无私字，秉直而行，不畏权势，敢于审理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家族案，并依法结案，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官训，表现可贵的为官品格；吴江知县郭琇，疾恶如仇，敢于怒掌提督派来的把总，百姓高呼“郭青天”。这种官品都以“廉”“公”作基础。

勤政爱民是清官文化核心部分之一。勤、慎、廉三字曾作为清代衡量官吏是否合格的标准，因此，一些清官、良吏就将这三字多加阐释，作为自己为政的准则。曾任过七县知县的陆陇其就写了一本《莅政摘要》，开篇就说到廉与勤，曰：“莅官之要，曰廉曰勤。不特县令应尔也。然县令视民最亲，故廉勤一毫，或亏害于政也甚烈。且人孰不知，廉，吾分内事也。……勤，吾职分之当然也。……其要，莫若清心，心既清，则鸡鸣听政，所谓一日之事在寅也；家务尽屏，所谓公而忘私也。勿以酒色自困，勿以荒乐自戕也。今日有某事当决……毋谓姑俟来日，则事无不理，而此心亦宁，此廉，勤之大略也。”大清水利专家，曾任浙江西安知县的陈鹏年，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结果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雍正皇帝赠谥“恪勤”，以表彰他勤政为民的优秀官品；做多年师爷后任宁远知县的汪辉祖在其《佐治药言》中也说到“勤”字，“古云勤能补拙，又曰业精于勤，故才钝而勤，则于事无滞；才捷而勤，则所为必工”。这些清官、循吏把“勤”字提到为政的高度，同时认识到“勤”字不仅是官吏必须遵循的工作准则，而且直接关系到国事的成败、百姓的祸福。

清官、循吏身上所体现的人品和官品，是中华传统道德和封建官场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宝贵财富，它贵就贵在不管什么年代，不管世风如何变化，它总像一朵出水芙蓉光洁夺目，令人叹为观止；它贵就贵在这种文化总是站立在时代的潮头，与先进的文化和良好的社会风尚高度契合，不仅推动着历史前进，而且引领着时代发展。

《大清县衙清风》首先试图以丰富的史料，使每一位清官、循吏形象更加丰满，使每一位人物背后的故事更详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其次，这本书是以述评的形式对每位人物进行探讨评价，书中所引资料大都出自正史、方志、碑传、年谱等，凡稗史逸闻尽可能不用，凡使用这些资料的地方，文中都予以注明，力求文章所用资料的严谨性及文章的学术价值。最后，这本书命名为《大清县衙清风》，所选人物对象重点是知县，即便有的是朝廷重臣，但所述之事仍侧重于知县任上之事，试图突出知县这一基层的官吏机构的社会作用、历史作用，突出知县在治理国家、安抚百姓中的重要性，期许这本书能带给世人以启发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