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陇右地域文化
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 聂大受
【摘要】陇右时期在杜甫一生的生活和诗歌创作生涯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时期的诗作具有与其他时期不同的显明的个性。其成就的取得有诸多的因素，其中陇右地域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应忽略的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陇右的独特自然风貌、胡汉民族浑融、文化多元情境及不时出现的边烽紧急情势对杜甫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多方面的影响：激发了杜甫的诗兴；影响了杜甫山水诗的创作；陶冶了杜甫的心灵，升华了杜甫的境界。杜甫流寓陇右的经历和诗作具有显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对陇右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记写了陇右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使历史上无人专门咏写过的陇右山川风物得到了全景式的描绘；为陇右文化艺术的拓展延伸提供了一个“武库”；对陇右地区的文化建设、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关键词】杜甫 陇右之行 陇右诗 地域文化 影响
杜甫的一生充满着坎坷与悲辛，尤其是晚年的飘泊流寓生涯，是他生活的极大不幸，然而他此时的诗歌创作却取得了巨大的收获。究其缘由，得益于地域文化的影响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而他的经历与诗作又对流寓之地的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乾元二年的陇右之行及诗歌创作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
一 陇右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立秋过后，杜甫携眷西行，先后来到秦州、同谷，岁末又转徙成都。陇右半年，在杜甫的一生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冯至先生说：“在杜甫的一生，759年是他最艰苦的一年，可是他这一年的创作，尤其是‘三吏’、‘三别’以及陇右的一部分诗却达到最高的成就。”[1]对此，论者多以“诗穷而后工”概之。这固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但陇右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杜甫此时创作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应忽略的方面。
（一）陇右地域文化对杜甫心态的变化，诗兴的勃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陇右半年，是杜甫一生创作中最为旺盛的一个时期，五个多月作诗117首，超过了他困守长安十年诗量的总和（约110首）。尤其是寓居秦州的三个月，写诗95首，平均每日一首，这在他的创作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诗作有一半以上是以组诗形式写的。117首诗中，明确标为组诗的就有10组52首，其规模、数量是其他时期所没有的。这些变化，自然与诗人的经历、思想有关，但陇右的地理形势，诗人新处的与以前不同的自然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秦州位于陇山的西面。陇山是六盘山的支脉，为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界，山势险峻，自古为艰险难越之地。《三秦记》载：“陇西关，其阪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俗歌曰：‘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杜甫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中首先记写的就是陇山给他的感受：“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其一），紧接着看到的秦州则是“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其七）。这一“愁”、一“孤”，便是陇右的地理环境给他造成的心理反应。来到秦州后，他又一再写到这里的山川形势，自然环境：
清秋望不极，迢递起层阴。远水兼天净，孤城隐雾深。（《野望》）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风随断柳，客泪堕清笳。（《遣怀》）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遣兴三首》其二）
本来，仕途的蹭蹬，生计的暗淡已经使他陷入愁苦的情境之中，而与关中迥然不同的秦州的地理环境又使他多了一层孤独之感。显然，作为地域文化空间依托的自然环境的改变，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心理，愁苦、孤独构成了他陇右时期的基本心态。然而，“孤独心态是一种通向精神自由的心态，它有助于作家进入创作的自由天地”[2]，有助于诗人把写诗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此时的杜甫，把“诗是吾家诗”提升到更为重要的位置之上。陇右时期诗歌创作的空前旺盛，超常丰产与此是不无关系的。“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即是诗人自己的清楚表白。
同时，高峻的陇坂将秦州、同谷置于一个避远、抑塞的境域，使杜甫远离了中原的战乱和关中的喧嚣，而处于一个相对清闲、平静的环境之中。这样，就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个人的际遇，反省自己的经历，思考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地僻关塞，信息不通使他格外思念亲友。采药晒药的乡居生活，置身于山野之中的流徙生涯使他靠近了自然，甚至完全融入了自然。陇右独特的地域物质文化，民风习俗，山水风光，一方面使他感到新奇、惊异，激发了他的诗兴；一方面又给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材，如麦积山、太平寺、隗嚣宫、南郭寺、秦州驿亭、禹穴、仇池山、法镜寺、凤凰台、万丈潭等名胜古迹；飞将军李广、寻源使张骞、陇右的监牧、赴边的使节等各类人物；西出流沙的驿道，兵戈不息的凤林关等通接西域的路隘；“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七）的天象；“胡舞白题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羌女轻烽燧”（《寓目》）的民风习俗以及本土及外来的动物、植物、器物等，琳琅满目，千汇万状。“秋来兴甚长”的杜甫把它们一一熔铸于笔端，记写在纸上，构成了一幅幅多彩的画卷。忧时伤世，遣兴抒怀，思亲怀友，登临观览，咏物寓意，求田问舍，山水纪行，无所不有。“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3]这在此前是没有的。那些被认为是标志着杜诗最高成就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月夜忆舍弟》《天末怀李白》《梦李白二首》，以及《发秦州》《发同谷》两组纪行诗，无不渗透着陇右地域文化的痕迹，呈现出陇右地域文化的鲜明色彩。
（二）陇右地处边塞，秦州一带自古胡汉杂居，处于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
唐王朝在文化上采取的兼容开放政策，使秦州这里成了胡汉文化交流融汇的大舞台，但同时也成为西北少数民族伺机窥探中原、争夺疆土的前沿。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民族浑融和文化多元的情境与不时出现的边烽警急的情势让第一次走进陇右的杜甫感到新奇和惊异，同时也新增了一层忧虑。这样的社会氛围无疑影响了杜甫的思想，也影响了他的创作。他把在中原地区难以见到的文化景观一一写进了诗篇之中，有居民之杂：“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有物产之异：“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寓目》）；有风俗之奇：“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有人性之悍：“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寓目》）；有地气之殊：“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寓目》）。
与此同时，边郡秦州所面临的吐蕃威胁的形势，则使杜甫十分忧虑。他在诗中多次写到了这种危急，表达了他的深切关注和担忧：
万里流沙道，西行过此门，但添新战骨，不返旧征魂。（《东楼》）
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他日伤心极，征人白骨归。（《秋笛》）
羌妇语还笑，胡儿行且歌。将军别换马，夜出拥雕戈。（《日暮》）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
地僻秋将尽，山高客未归。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八）
花门天骄子，饮肉气勇决，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花门既须留，原野转萧瑟。（《留花门》）
华夷相混合，宇宙一膻腥。（《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
同样的内容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七、其十九，《遣兴三首》其一，《蕃剑》《捣衣》等许多篇章中，也都屡屡出现，它们构成了陇右诗的又一华章。就“穷年忧黎元”这个主题来说，这些诗和“三吏”“三别”等入秦前的诗作是一脉相承的，都表现了人民的深重苦难，但这些诗的题材内容则是全新的。“忧虑边烽”的集中表现是此前不曾有的，这给杜甫忧国忧民的诗史又增添了新的一页。还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杜甫把目光不止投向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具体痛苦，而且对“封疆不常全”（《遣兴三首》其一）的国家民族的整体命运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反复地表达他的忧虑之情。显示出杜甫思想的发展、境界的升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所以能如此，是与他一以贯之的赤子心和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分不开的，但陇右地理形势所造就的胡汉交汇的独特文化环境则提供了感发的基础，产生了直接的引导作用。
（三）杜甫山水诗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陇右时期山水诗创作是其高峰之一。
寓居半年所作117首诗中，写山川风物的就有一半以上，超过了他入秦前（48岁以前）山水诗的总量，而且有不少创新。其中从秦州到成都的两组纪行诗标志着杜甫山水诗的最高成就，历来为人称道。韩子苍说：“子美秦州纪行诸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学者宜常讽诵之。”[4]陆时雍说：“老杜《发秦州》诸诗，首首可诵。凡好高好奇，便与物情相远。人到历练既深，事理物情入手，知向高奇者一无所用。”[5]两组诗共24首，写陇右的有16首：《发秦州》《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这两组纪行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实录性。各组除第一首外，均以行程地名为题，突出了时空的连续性。所写的是只有在当地才能见到的山川、风土、人情，完全是实地、实景、实情的抒写，而不是像谢灵运和盛唐山水诗那种理想之境和共有之景的表述。它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写出了山水的“个性”。所写峡谷、山岭、石台、古镇、崖寺、渡口，各具神态。如：
硖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铁堂峡》）
行迈日悄悄，山谷势多端。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寒峡》）
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石龛》）
它们无一不显示出各自特有的景致，独具的风貌。它们只属于陇右。这两组纪行诗可以说是对南朝山水诗的超越，对盛唐山水诗的发展。苏轼说：“老杜自秦州越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心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6]予以了极高的评价。其之所以能“殆无可拟者”，除了老杜非凡的观察力、雄健的创造力及独特的审美情趣以外，“数千里山川”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只有秦陇、夔巫那样雄奇伟丽的高山巨川才能真正拨动杜甫的心弦”，“只有秦陇、夔巫那样奇雄伟丽的高山巨川才能与诗人的才思笔力相称”。[7]杜甫的成功，无疑是得到了陇右的“江山之助”。正如江盈科所说：“少陵秦州以后诗，突兀宏肆，迥异昔作，非有意换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独能象景传神，如春蚕结茧，随物肖形，乃为真诗人，真手笔也。”[8]
同时，陇右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杜甫的创作风格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杜甫早年的山水诗大多写得雄浑、豪迈，如“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登兖州城楼》）。入秦以后，则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情形。秦州诗作中，出现了一些清新精丽的小诗，如《雨晴》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作：
天外秋云薄，从西万里风。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农。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
这首诗与这一时期的大部分诗作的情调明显不同，色泽亮丽，笔调明快，使人真切地感受到久雨初晴的秦州秋景的艳丽夺目给诗人带来的欣喜愉悦之情。再看《赤谷西崦人家》：“跻险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回日气暖，径转山田熟。鸟雀依茅茨，藩蓠带松菊。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写景清新阔远，写人欣然自得。杨伦说它有“王、孟之清幽，在公集中亦为变调”。[9]
杜甫还善于“以丽句写荒凉”。《山寺》一诗写道：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何义门说：“麝以香焚，逃窜无所；鹦以言累，囚闭不放。非此山高峻，人迹不至，安得适性如此。三四以奇丽写幽寂，真开府之嗣音。”[10]赵汸说：“‘鹦鹉’二句，本状寺之荒芜，以秦陇所产禽兽花木言之，语反精丽。”[11]在由秦州往同谷途中所作的《法镜寺》也是清丽、鲜明而为人称道的别致诗作：“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神伤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婵娟碧藓净，萧槭寒箨聚。回回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泄云蒙清晨，初日翳复吐。朱甍半光炯，户牖粲可数。拄策忘前期，出萝已亭午。冥冥子规叫，微径不敢取。”轻快明畅然又变幻多姿。
此外，还有一些诗作则呈现出一种峭拨奇崛的风格，《秦州杂诗二十首》中写边戍的诗及两组纪行诗比较突出。如：
地僻秋将尽，山高客未归。塞云多断续，边日少光辉。警急烽常报，传闻檄屡飞。西戎外甥国，何得迕天威。（《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八）
山风吹游子，缥缈乘险绝。硖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威迟哀壑底，徒旅惨不悦。水寒长冰横，我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盗贼殊未灭。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铁堂峡》）
塞外苦厌山，南行道弥恶。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林迥峡角来，天窄壁面削。溪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魑魅啸有风，霜霰浩漠漠。昨忆逾陇坂，高秋视吴岳。东笑莲华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壮观，已谓殷寥廓。突兀犹趁人，及兹叹冥寞。（《青阳峡》）
杜甫陇右时期诗作中呈现出来的这种奇险峭拔的风格是此前所没有的。它的出现，自然与杜甫独特的艺术感受和高超的艺术与法有关，但秦陇独特的山川地理形势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四）陇右独特的地域文化对杜甫心灵的陶冶，境界的升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仁民爱物是杜甫的一贯思想，这是他最伟大的精神，由此而生发的平等意识，和谐思想在陇右诗中比比皆是，体现得非常充分。概括说来，主要有这么两个方面：一是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赞美，一是对人与人和谐的祈愿。
秦州地处秦岭东麓，气候温和，林木茂盛，自然风光十分优美。身心疲惫的杜甫来到秦州后，被陇上景致殊异的山川所吸引，为边地纯真质朴的民风所感染，用大量的笔墨记写了他的见闻感怀。如《秦州杂诗二十首》：
传道东柯谷，深藏数十家，对门藤盖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阳坡可种瓜。船人近相报，但恐失桃花。（其十三）。
东柯好崖谷，不与众峰群。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野人矜绝险，水竹会平分。（其十六）
边秋阴易夕，不复辨晨光，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车马何萧索，门前百草长。（其十七）
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军中幕，牛羊岭上村，所居秋草静，正闭小蓬门。（其十）
所记之景，疏淡恬静；所写之人，恬然自得。诗人笔下的东柯谷是如此的美好：户户人家，都在藤萝苍翠之中；处处溪沙，皆有丛竹掩映之趣。土地虽然瘠薄，但偏宜种植谷子；山坡温暖向阳，尽可栽培甜瓜。这里，有幽雅的环境可以怡养天年，有山地阳坡可以栽谷种瓜，有农夫村妇可以开怀畅叙，有新鲜空气可以自由呼吸。虽然粗茶淡饭，但也乐趣无边。一切是那么自然、那么随意、那么融洽。诗人在这里将人与自然置于平等的位置，彼此容纳、相互适应，没有侵夺、没有伤害，处于一种完美的和谐之中，它如：“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山寺》）；“鸟雀依茅茨，藩篱带松菊”（《赤谷西崦人家》）；“野人寻烟语，行子傍水餐”（《寒峡》）；“山头到山下，凿井不尽土，取供十方僧，香美胜牛乳”（《太平寺泉眼》）。麝香、鹦鹉各取所需，鸟雀、松菊各得其所，野人、行子随心所意。一幅自然图景，一派和谐气象。《雨晴》《遣怀》《寓目》《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二首》《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九、其十等许多诗中也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抒写。这些诗表现了作者对自然的认识、抒发了对自然的赞美，表达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在对自然长时间的直接体验中，杜甫体味到了人与自然的同形同构，感悟到了人生的哲理，宇宙的真谛。“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木皮岭》），即是陇右山川赐予他的珍贵礼物。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到“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可以说是杜甫思想的发展，境界的升华。陇右再一次给了他“江山之助”。杜甫的心灵与陇右山水的融通，鸣奏出了一曲美妙的和弦。
与此同时，杜甫还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平等和谐关系的思想和主张。杜甫寓居秦州后，脱离了皇朝政治的漩涡和安史之乱的战火，环境的变化使他得以对社会人生重新认识审视，一连写下了五组十八首以“遣兴”为题的诗作。在这些诗篇中，他对当时社会不平等不和谐的情状表示了不平和忧虑、愤慨和批评：“北里富熏天，高楼夜吹笛。焉知南邻客，九月犹
绤”（《遣兴五首》其一），通过对比，揭露贫富之悬殊。在另一组诗中，他借古喻今，对当政者的不公表示了不平，进行了指斥：“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遣兴五首》其二）；“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遣兴五首》其三）。
陇右地处边塞，杜甫来到秦州后，亲身感受到了吐蕃威胁的战争气氛。他对当时的严重局势无比忧虑，十分关切，多次表达了他反战爱民的思想与民族和谐的主张：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风悲浮云去，黄叶坠我前。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遣兴三首》其一）
杜甫反对吐蕃对唐王朝的侵犯，“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但他也不赞成天子恣意开边。因为双方争战，势必封疆不全。因此他主张“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留花门》），双方和平共处，平等往来。杜甫对吐蕃觊觎蚕食唐王朝边土是坚决反对的，但他对归附的夷民被征东调迎击叛军造成的“壮健尽不留”、“死人积如丘”的结果则深感不安，大声疾呼“老弱哭道路，愿闻甲兵休”（《遣兴三首》其二）。这种同情心、怜爱心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它突破了那种偏执的狭隘的民族观，体现了平等、博爱的伟大精神。杜甫胸襟之宽阔，境界之高远，由此亦可一见。这是他的平等意识、和谐思想无比生动、无比真实的体现。
冯至先生说：“秦州就用这座山（指陇山——笔者注）来迎接杜甫，杜甫也以这座山起始他另一个段落的别开生面的新诗。”[12]陇右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深厚而广远的。
二 杜甫陇右之行及诗歌创作的文化意义
朱东润先生说：“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13]杜甫的陇右之行及诗作在他一生的经历与诗歌创作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陇右诗能取得极高的成就，与陇右地域文化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看到，他的陇右之行及诗作，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对流寓之地的文学和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诗圣杜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影响广远。
杜甫的经历，成为人们认识历史、了解祖国河山的一条独特途径，在这方面，他的陇右诗尤为突出。
唐代陇右的历史资料散布于《新唐书》《旧唐书》《元和郡县志》等几部史志中，一鳞半爪，很不完备，所记只是战事、灾荒等内容，而杜甫陇右诗的大部分篇章，则直接记写了秦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等多方面的状况：
州图领同谷，驿道出流沙。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年少临洮子，西来亦自夸。（《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三）
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
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八）
一县葡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寓目》）
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鼓角凌天籁，关山倚月轮。官壕罗镇碛，贼火近洮岷。（《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
云气接昆仑，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
陇右地处边塞，秦州一代胡汉杂居，处于中原文明的边缘地带，唐王朝在文化上采取的兼容开放政策，使这里成了胡汉文化交流融汇的大舞台，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民族浑融和文化多元的环境与不时出现的边烽紧急情势，杜甫在诗中都有形象的描绘。居民之杂、物产之异、风俗之奇、地气之殊，一一可览；驿道关隘、烽燧军檄、使节边将、胡人胡物，历历在目。
相关的内容在《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四、其八、其十三、其十八以及《东楼》《日暮》《赤谷西崦人家》《盐井》《龙门镇》《石龛》等诗中也都作了记写。这些诗对了解和研究唐代秦州的历史面貌、民族关系、地理交通、气候状况、社会生活及文化特征等，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具有证史、补史的作用。同时也构成了他“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杜甫在寓居陇右期间，还用大量的诗篇描绘了独特的陇右自然风貌，记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人文景观，呈现出了显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如写自然风光：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七）
塞柳行疏翠，山梨结小红。胡笳楼上发，一雁入高空。（《雨晴》）
落日邀双鸟，晴天卷片云。野人矜绝险，水竹会平分。（《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六）
边秋阴易夕，不复辨晨光。檐雨乱淋幔，山云低度墙。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七）
秦州地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交汇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它独特的自然风貌。山城云月的奇观，边塞秋日的异景，许多与中原地区迥然不同的景致在杜甫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塞云”、“塞柳”、“山梨”、“胡笳”、“边秋”等作为中心意象，展开的是一幅幅陇上秋日图。在这里，写景已然亦是记事，透过杜甫的诗句，我们窥见了秦州昔日的风貌。
再如写名胜古迹：
秦州城北寺，胜迹隗嚣宫。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叶露，云逐度溪风。（《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
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秋花危石底，晚景卧钟边。（《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二）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山寺》）
秦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名胜古迹众多。隗嚣宫、南郭寺、麦积山都是秦州著名的胜地。在唐代，隗嚣宫与南郭寺同为秦州南北二山相映成趣的名胜。如今隗嚣宫已荡然无存，南郭寺则风姿犹在。借助杜甫的妙笔，我们方知现在只能看到残痕瓦砾的隗嚣宫有过昔日的辉煌，而南郭寺则因杜甫的诗作而声名大振，至今不衰。麦积山是我国四大石窟之一，被称为“东方雕塑馆”，闻名遐迩。而对它最早进行咏写的我国古代著名诗人的诗篇就是杜甫的这首《山寺》。这里所写，虽然是当时的震后情状，但我们依然强烈地感受到它的殊胜之景。除此之外，秦州驿亭、东楼、太平寺等古迹的信息也都靠杜甫的诗篇保存了下来。
又如写山川奇景：
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铁堂峡》）
林迴峡角来，天窄壁面削。溪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青阳峡》）
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石龛》）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泞非一时，版筑劳人功……白马为铁骊，小儿成老翁。哀猿透却坠，死鹿力所穷。（《泥功山》）
乾元二年十月，杜甫离开秦州前往同谷（今甘肃成县），同年十二月一日又由同谷南下成都，前后历时三个月，这期间写了两组共二十四首纪行诗。朱熹说杜甫“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朱子语类》卷一四○）。杜甫将陇右山川的奇崛险丽、异姿独态做了全方位的展示，让人震撼，令人惊叹。
杜甫的诗作描绘山区的自然景致，记写边城的人文景观，或清新明丽，或箫瑟疏凉，或壮阔幽远，或奇险峻峭，展现了不同于平原地区的边塞风光。让人惊心动魄，又赏心悦目；既感神奇莫测，又觉自然舒展。这类诗在陇右诗作中比比皆是。宋人刘克庄说：“唐人游边之作，数十篇中间有三数篇，一篇中间有一、二联可采。若此二十篇（指《秦州杂诗二十首》——笔者注），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网山《送蕲帅》云：‘杜陵诗卷是图经’，岂不信然。”[14]对一个地方进行如此全面而集中的记述，这是前所未有的。杜甫的诗作使历史上无人专门咏写过的陇右山川风物得到了全景式的描绘，把陇右神奇独特的风貌展示在了世人面前，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清初诗人宋琬《题杜子美秦州流寓诗石刻后》云：“夫陇山以西，天下之僻壤也。山川荒陋，冠盖罕臻，荐绅之士，自非官于其地者，莫不信宿而去，驱其车惟恐不速。自先生客秦以来，而后风俗景物，每每见称于篇什。”[15]精辟地指出了杜甫的流寓及诗作对陇右扬名于世的独特贡献和重要作用。即如《山寺》一诗，是古代诗人中最早咏写麦积山的诗作，秦州胜景南郭寺则借助杜甫的诗作名扬四方，不少人就是吟诵着“山头南郭寺，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二）等杜甫陇右诗句了解秦州，走进陇右的。
（三）杜甫的陇右诗对陇右文化艺术的拓展、延伸提供了一个充盈丰富的“武库”。
书法、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都从杜甫陇右诗中“猎宝”，创造出了许多新的艺术价值非凡的珍品，为陇右文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清初宋琬在秦州主持刊刻“二妙轩碑”，以“诗圣”陇右之诗，集“书圣”之字，使二圣之妙品珠联璧合，韵辉墨映，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享受，一种高品位的文化熏陶。在杜甫流寓之地，这是绝无仅有的，也是迄今唯一所见的“诗圣”与“书圣”联袂之妙品。“二妙轩碑”由有“南施北宋”称誉的清初大诗人宋琬任分巡陇右道备佥事，驻节秦州时主持所建。原碑已不存，现有拓帖流世。碑帖长1516厘米，高24厘米，集王羲之诸书法名家之字，刊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山寺》《初月》《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陇右诗作60首而成。书体以行书为主，正楷、行草、章草、草书兼备，丰富华采，艺术价值极高。诗书二妙，堪称一绝。“二妙轩碑”的刻立，使杜甫的诗歌在书法领域里大放异彩，为文学艺术的发展开辟了新路，为陇右的文化艺术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1998年，“二妙轩碑”重新刻立于南郭寺杜公祠东南的“北流泉”前，碑廊全长35.6米，高4.36米，气势宏伟，庄重典雅，已成为现今南郭寺的一个标志性文化景观，而重印的《二妙轩碑帖》也成了对外宣传、进行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
杜甫诗意画历来为画坛名家所看重，研习摩绘，源远流长。国画大师徐悲鸿在所绘的诗意画中，精心挑选了杜甫陇右诗中的《佳人》和《秦州杂诗二十首》的第五首予以描摩，对诗意画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传达的神韵，其意义甚至超出了绘画本身。被徐悲鸿题为《立马》的这幅画作，取材于《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五，原诗为：“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画中一匹骏马昂首挺立，威风凛凛，势不可挡。这幅画是1943年徐悲鸿写赠少帅张学良的，其时徐悲鸿居贵阳，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禁闭在贵州桐梓。款识中徐悲鸿摘录了杜甫这首诗的末二句“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落“汉卿先生教之。壬午岁尽。悲鸿贵阳客中写少陵诗”。这幅作于抗战期间的《立马》，寓意深远，耐人寻味。秦州宝马“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的英勇气概体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感召力至今不衰。
杜甫的陇右诗还登上了音乐殿堂，而且走出了国门。1980—1984年，苏联作曲家捷尔尼科夫选取杜甫诗19首，谱成了两部大型合唱套曲，并于1986年由苏联国立室内乐合唱团隆重上演。在这19首诗中，《梦李白》《促织》等陇右诗作入列其内。透过这些诗作，异国他邦的人们也领略了杜甫的陇右情思和陇右文化的绵远意蕴，这是杜甫对陇右文学和文化的又一贡献。
（四）杜甫的陇右遗迹和诗作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对陇右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文化建设、经济发展起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杜甫在陇右的足迹所涉与诗作所记，遍及陇右的胜地殊境，俗风异情。麦积山、南郭寺、太平寺、同谷草堂等一直是人们旅游观光、陶冶情操的胜地，“南山古柏”、“东柯草堂”、“麦积烟雨”很早就被列入了秦州八景之中。因杜诗而声名大振的南郭寺现已成为秦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一个标志性的旅游景点和重要的文化场所。杜甫寓居东柯的传闻、民谣流传广远，妇孺能诵。《秦州杂诗二十首》则很早就被用作秦州学童的启蒙课本内容，一代又一代人受到感染熏陶，对秦州城乡重文重教风气的形成及扩展起了重要作用。天水素以文化底蕴丰厚而为人称道，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杜甫及其诗作起了重要的支撑和充实作用，长期积淀所形成的杜甫陇右诗文化已成为陇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特定文化的开发利用方兴未艾，杜甫纪念馆的筹建，以杜诗文化为特色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内涵相融合的文化旅游格局的开创，杜诗文化产业的兴起，等等，将为陇右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生机和亮点，获得社会与经济双重效益。
杜甫的陇右之行是不寻常的，他的陇右诗作也是不寻常的。陇右成就了杜甫，杜甫也成就了陇右。即如霍松林先生所说：“治中华诗歌者，无不注目唐诗；攻唐诗者，无不倾心杜甫；而读杜诗者，又无不向往秦州也。老杜倘无秦州之山川胜迹以发其才藻，固无以激扬创作之高潮；秦州倘无老杜之名章隽句以传其神韵，又安能震荡海内外豪俊之心灵，不远千里万里，来游兹土，以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乎？”[16]
[1] 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2页。
[2] 周晓琳，刘玉平：《中国古代作家的文化心态》，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10页。
[3]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6页。
[4]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5页。
[5]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77页。
[6] （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48页。
[7] 程千帆、莫砺锋：《崎岖的道路与伟丽的山川》，《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
[8] （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页。
[9] （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
[10] （清）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
[11] （清）仇光鳌：《杜诗详注》，第603页。
[12] 冯至：《杜甫传》，第73页。
[13] 朱东润：《杜甫叙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14]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第176页。
[15] （清）宋琬著，辛鸿义、赵家斌点校：《宋琬全集·安雅堂文集》卷二，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73页。
[16] 霍松林：《天水诗圣碑林序》，1997年，见天水南郭寺东院西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