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讲习录》序

——兼谈“新经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学习中国古代经典，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很多经典，篇幅不长，少则两千字，多不过几万字。而其格言警句俯拾即是，脍炙人口，以至传承至今达几千年。而今日之论文动辄万言，著作几十万字、几百万字者比比皆是，洋洋大观。然而你去读它，大多卑之无甚高论，可传世者极少。以致有学者自嘲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古今著作何以有这样大的差距？这是因为古人志在“求道”，其著述是对“天道”“人道”的体认，而今天很多学人把著述当作获取学位、职称的“敲门砖”，门敲开了，砖也就没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对古人的经典深入研究，汲取其智慧，琢磨其方法。

近年我在岳麓书院给硕、博士生讲授儒家经典，先是于2012年讲《易经》，讲稿《易经讲演录》于次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其后于2014年讲《诗经》，讲稿《诗经讲演录》于201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次讲演都由我一人主讲。

2015年讲《论语》，换了讲授方式。我先做一个示范，用两堂课的时间讲“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并讲我是采用什么方法来研读的。我随即要求同学们按照我的方法，从《论语》中选出一句名言，考察历代学者对它作过何种解释，探讨它所蕴含的哲学道理，思考它对现代社会有何种意义，要学生写出8000—12000字的讲稿，在课堂上宣讲，然后由老师和同学加以评论，提出修改意见。令我特别感到欣慰的是，参加学习的二十几位硕、博士生都做得非常好。其中有三篇论文在全国性的高校征文比赛中获得大奖。其后，我们将讲稿加以汇集编辑，就是这部《论语讲习录》。

这部讲习录共有20讲。这20讲所援引的《论语》注本及相关古籍种类将近三百部之多。当然，《论语》的思想并不是这20讲所能涵盖的。但就《论语》中一句名言所作的讨论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做法是很有广度和深度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也因此，我们所做的这个新的尝试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同时我也有理由相信，如果今后经学研究沿着这个路子发展下去，无疑将会开显出一个现代“新经学”的壮观局面。

下面是我在《论语》开课时讲演的主要内容，其中大致介绍了《论语》其书及其注本情况，提出了“新经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

一 《论语》其书及其历代注本

我们研读《论语》，首先要对《论语》其书及其历代注本有个大致的了解。《论语》这部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记录中国的大圣人——孔子言行的最直接而可信的资料。1978年，我读研究生时，曾问邱汉生先生：“《论语》之外，还有许多文献，如《中庸》《表记》《缁衣》《孔子集语》等文献大量引用孔子的话，可否当作研究孔子的资料？”邱先生对我说：“研究孔子，主要还是靠《论语》的资料。”

《论语》这部书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结集而成，成书年代大约在战国初期。《孟子》中引用孔子的话，大多出自《论语》，说明此书在战国中期已经流行。

秦始皇焚书，《论语》当然也在焚禁之列。西汉时，《论语》有三个原始传本，在齐地流行的叫《齐论语》，在鲁地流行的叫《鲁论语》，汉景帝末年又在孔子旧宅屋壁中发现一部《古论语》。这几个传本大同小异。汉元帝时，安昌侯张禹做太子（即后来的汉成帝）的老师，教他《论语》。张禹以《鲁论语》为基础，用《齐论语》加以校正，而成一个新传本。这个新传本很快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被称为“张侯《论》”。到了东汉时，大经学家郑玄又将《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加以合校和统一，并在此基础上作《论语注》。郑玄遍注群经，《论语注》是其中之一。

魏晋时代的学者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迷信权威。他们对郑玄经学的“一统天下”很不服气，纷纷重注经典，向郑学发起挑战。王肃撰《三礼注》，以挑战郑玄的《三礼注》；王弼撰《周易注》，以挑战郑玄的《周易注》；何晏撰《论语集解》，以挑战郑玄的《论语注》。其后，晋代杜预撰《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挑战服虔的《春秋左氏解谊》。其实服虔之学也是郑学。郑学与非郑学的竞争，一直持续到宋初，互有胜负。胜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哪一家注本最后被选为官学定本。入选者继续传承下去，而落选者后来大都失传了。20世纪初，人们在敦煌藏经洞和吐鲁番古代遗址发现了唐写本的6件《论语郑氏注》残卷，王素先生编著《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于1991年在文物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可以帮助我们做何晏《论语集解》与郑玄《论语注》的比较研究。我的学生禹菲正是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初步研究发现，何晏的《论语集解》明显要比郑玄的《论语注》好。

这里，不拟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只是要说明，为什么大经学家郑玄撰有《论语注》之后，何晏执意要做一部《论语集解》。

传世的《论语》注本，当以何晏的《论语集解》为最早。这部书选择汉魏时期八家注释，这八家是：孔安国、马融、包咸、周氏、郑玄、王肃、陈群、周生烈，加上何晏自己，共有九家之说。何晏单注本的《论语集解》早已失传，流传后世的都是注、疏合编的《论语集解》本。第一个为何晏《论语集解》作疏的是南朝梁代的皇侃，其书名叫《论语集解义疏》。这部书在中国曾失传千余年，到了清代乾隆时期才又从日本传回来，经过鉴定是真本，现在看也很有价值。到了北宋，邢昺又为《论语集解》作疏，其书名叫《论语注疏》（或《论语正义》）。这部书被收在后人编的《十三经注疏》中。《论语》何晏集解、邢昺疏，代表了汉唐经学的观点。邢昺虽然是北宋初期人，但他所代表的是汉唐经学，不是宋代经学。

宋代以后，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儒家经书很快在社会上普及开来，读经解经的人都很多。当时关于《论语》的解释，大家公认讲得最好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论语集注》。此书所集各家之注，主要是二程及其弟子的见解，再加上朱熹自己的解释。关于儒学各部经典，宋人都有其代表性注本。与汉唐儒者重视训诂制度不同，宋人更重视经典中蕴含的哲学义理。

到了清代，学者回归汉唐经学。相比于汉唐经学的十三经注疏而言，清学也有其注疏十三经的代表性著作。其中关于《论语》的代表性注本，就是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汉唐学者的经典注疏，经历了上千年的传承，宋代学者的经典注疏也经历了数百年的传承。在经学传承的过程中，学者已经对之有较充分的了解。清代的各经注疏，有的刚刚做完，有的还没来得及做完，国内政治文化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后学术界对于清人注疏十三经的成果，未能经历一个充分了解和消化的过程。后人也没有相应的学识去认知和评价它。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学习和研究。

关于《论语》的注疏，我在这里仅仅举出了何晏、皇侃、邢昺、朱熹、刘宝楠等人的注解本。这些注解本分别代表汉学、宋学和清学的最高水平。其中，何晏、邢昺、朱熹的注本都是官定注本。以前流行的看法认为，官定注本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由此便认为它不好。事实正好相反，正因为它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它才被作为官定注本。从经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应该首先关注的就是反映其时代最高水平的代表作。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历史上关于《论语》的注本还有许许多多，各有优点，各具特色。它们的优点和特色不应被埋没。朱彝尊的《经义考》所提到的《论语》注本不下350种。然而这个数目只是历史上众多注本的“冰山之一角”。近来，我读王学泰先生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一百人心中有一百种读法——说说〈论语〉的几个注本》（《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16日第9版）。他说，1916年日本学者林泰辅刊行的《〈论语〉年谱》，著录了《论语》注本3000余种。他又说，历来的《论语》注本可分两大类：一是阐释经义，辅导阅读；一是借注释《论语》以发挥自己的思想，这就是常说的“六经注我”。他举出6种注解《论语》的著作：康有为的《论语注》；杨树达的《论语疏证》；台湾林觥顺的《论语我读》；台湾程石泉的《论语读训》；姚式川的《论语体认》；赵纪彬的《论语新探》。而各书所举之例，多为“别解”。其意不是说，这6本书堪作读者学习《论语》的“辅导阅读”书，而似乎只是要证明“一百人心中有一百种读法”。

王学泰先生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我们做经典诠释，有一种带有悖论式的追求，即追求作者的原意。但中国的墨子、韩非，以及西哲伽达默尔都认为“作者的原意不可知”。如果“作者的原意不可知”，那你凭什么“阐释经义”呢？伽达默尔的回答是各种不同解释的“视域的融合”。这也就是说，在你关注经义所谓的“正解”的同时，也要参考和比较各种不同的“别解”。

以上大致介绍了《论语》其书以及历史上的注本。现当代关于《论语》的注解本也有很多，其中有不少很好的注本，如钱穆的《论语新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等。但是限于注释的体例，《论语》中很多名言警句，未能充分地研究和讨论。我们今天不再作这样的注本，而要开创一个古来从未有过的体例，从《论语》中选出若干名言警句，每一名言警句写出8000—12000字的讲稿。这种文章怎么做呢？我们下面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 “新经学”概念的提出

关于经典的注释，无论《论语》也好，其他经典也好，都受到注疏体例的限制。注解一句经文，不能像我们这样，要作8000—12000字的长篇大论。如果这样，那整部书就没法读了。

传统的“笺注体”要求“简当而无浮义”，即注文要简洁恰当，而无浮诞之语。可是，笺注中的话，当时人还能理解，到后来人们就不理解了。这就需要对“笺注”再加解释，因此，南北朝以后经学家创造了一种“义疏体”，“义”即“经义”，“疏”即“疏通”，对经注作进一步串讲和疏解。“义疏体”要求“详正而无剩义”，即对经注文义的解说周详明正，而能通贯其大义。

但经典注疏不过是理解经典文本的一种手段，对那些蕴含深刻哲理的名言警句而言，这种简单注疏的方式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古代经典，文字简严，有所谓“微言大义”之说，这就留下了巨大的诠释空间，引起后世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表面上看来，经学总是围绕经典文本翻来覆去地做出解释。但是，不要因此而误解经学是一门保守复古的学问。其实，经学也是与时俱进的，每一个时代经学家都会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但经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守护底线，比如“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一代一代接着讲，不能放弃。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与时俱进。

既然经典诠释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问，这就需要我们对历代的经典解释加以汇集和整理：一方面对前人的研究做一个总结；另一方面对今人的思想有所启迪。所以，现在有志于发展和研究经学的人要有一个新理路、新方法。这个新理路、新方法，我们可以用“新经学”来概括。

“新经学”与传统经学是相对的概念。谈经学，首先要以传统经学为基础，不能脱离传统经学的学术规范来标榜“新经学”。但“经以载道”，经学的目的在于传承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并服务于其时代。今日中国随着世界大潮已进入了全新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经学当然也要有新的发展，新的面貌。因而建设“新经学”，便是今后经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方向。

“新经学”的想法，也许要追溯到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谈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对乾嘉学风颇有微词，因而提出一种模糊的“新经学”的想法，他说：“平心论之，清代风尚所趋，人人争言经学，诚不免汉人‘碎义逃难’‘说三字至二十余万言’之弊，……依我看，这种成绩只好存起来，算做一代学术的掌故。至于整理经学，还要重新辟一条路”（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0年11月版，第203页）。至于怎样“重新辟一条路”，当时梁启超并未提出具体方法。后来梁启超又提出做学问要小题大做，做“窄而深”的研究。

从20世纪末开始，我心里一直就存有建设“新经学”的构想，这个构想写在《经学思想研究的新方向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中，此文后来成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一书的《序言》。我所理解的“新经学”，是把经学作为价值观传承的载体来看待的。《序言》开篇即说：

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这是因为由它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生活于某一社会共同体的民族都有一定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通过文字形式表现出来，便被视为该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以往的经学研究，着眼于记叙经学发生、传承、演变的过程……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经学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是什么？推动经学发展的持续的历史动力是什么？它所反映的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抑或也是社会共同体价值规范的反映？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经学当作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不只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轨迹作跟踪式的记叙，而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原因作出解释；不只是流连那汗牛充栋的经注的书面意义，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脉动来理解。

我后来所承担的经学研究课题，都是秉持这样一种理念来进行研究的。我对经学的研究，与传统经学有很大不同。这个不同主要在于：我在做经学研究课题时，特别注意发掘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三 “新经学”的研究方法

从前禅宗大师曾说：“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里的“金针”指的是方法和秘诀。禅师是不轻易将禅宗秘诀教给别人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方法，方法对了，事半功倍，方法不对，事倍功半。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都是方法。做学问也不例外，要善于发现方法，总结方法，掌握方法。过去一些当师傅的不愿把“金针”传给别人，是因为过去流行一种观念，叫“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其实，这不是儒家的理念。孔子曾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孔子毫无保留地将学问和治学方法传授给学生。我教学生也从来不保守，常常是在第一时间先教给学生治学方法，目的是让大家少走弯路。下面先来讲一下我所总结的“新经学”研究方法。

（一）独具只眼，以微见著。研究方法服务于我们的学术追求。前面讲到，我们是把经学作为价值观传承的载体来看待的。价值观不是简单的口号，它是需要人们的社会历史生活来印证的。因此，我们在处理经学史的一个个问题时就要独具只眼，以微见著。反映在学术课题的研究上，就常常表现为“小题大做”，以小见大。

这里我讲一个小故事：20世纪末，我在台湾大学文学系演讲《“文王演周易”新说》，历史系的阮芝生教授也来听讲。其后阮教授通过我的朋友夏长朴教授约我一起吃饭，我们聊得很投入。阮教授表示，很佩服我能就“文王演周易”这样一个题目讲得这样深入。阮芝生教授大概很喜欢这样的研究方式。他在台湾讲演“司马迁之心”，提出问题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那司马迁之心，有谁知道呢？他认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是千古第一书信，因而通过此书信来层层剖析“司马迁之心”。这一讲演在台湾学术界传为美谈。这次相聚，阮教授对我讲：“你们大陆学者做学问不规范啊！”这话挺重，我听后心里一惊，这不是给大陆学者“扣帽子”吗！于是便问：“您觉得哪里不规范呢？”他讲：论文字数太少了，一篇文章只写一万字，怎么能说深说透呢？他认为一篇文章至少三万字才能说深说透，写到三万字的论文才算规范。我向他解释：大陆学人很多，但学刊的容量却很小，一个人发了三万字，别人就发不了了。不像台湾，很多刊物一期就几篇文章。引证材料很多，论证也很充分。

后来我经常会想到阮芝生教授的话，认为写文章在字数上要过关。这不是说一篇文章一定要写到三万字。而是论证要充分，关键是要言之有物，不能泛泛而谈。若言之无物，五千字也会冗沓。

这里我以拙作《“文王演周易”新说》一文作例子，又以阮芝生《司马迁之心》一文作例子，是强调做学问要独具只眼，见微知著。

（二）善于使用电子数据库搜索资料。“新经学”的研究方法，要有可操作性。我们今天提出“新经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得益于研究手段的“新”。李存山教授曾对我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有一部《四部备要》，张岱年教授有一部《四部丛刊》，被青年教师羡慕得不得了。”可是在今天电子数据信息时代，我们普通学生的电脑中，差不多都装有四库全书等大数据软件。大家可以快捷而方便地查找古籍资料。

当年，顾炎武、阎若璩、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考据学家的成绩是令人艳羡的。那些考据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博闻强识，过目成诵。他们的大脑有点像今天的“电脑”。他们除了有这种过人的天赋外，还异常勤奋，他们的每一份考证成绩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阎若璩曾说，为了寻找“使功不如使过”典故的出处，曾费了二十年的时间。

类似的问题，当代人利用数据库信息技术很容易解决。利用数据库信息技术进行历史考证，被称作“E考证”。我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尝试是从1992年开始的，那年刚刚开放大陆学者到台湾学术参访，我到台湾中研院作学术访问，参观史语所“二十五史”数据库，利用该数据库搜索有关“实学”的史料，从正史中搜出44条与“实学”直接相关的材料，后来我阅读“集”部文献，又搜集到100余条与“实学”直接相关的材料。我利用这两部分资料写出了《实学考辨》一文。在学术界，这可能是用“E考证”方法取得的最早的学术研究成果。“E考证”可以将我们带入较快、较深、较准确的研究，从那时我就尝到了甜头。

用电子数据库去搜集资料，其最大的特点是快而全。比如我讲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传统学人很难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去穷尽研究资料。而今天我们在电脑上搜索四库全书数据库，以及其他电子数据库，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穷尽研究资料。用方以智的话说，这叫“坐集千古之智”。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借助今天这种强大工具，即数据库信息技术，我们大家才能做到在较短的时间内，就经典中的一句名言警句作长篇大论。

但使用电子数据库也有几点值得注意之处：第一，用四库全书电子版搜索资料，要养成耐心的习惯，比如说一下搜索出几千条材料，不要被吓住，要一条一条耐心地看。第二，搜出来材料后，我建议先看后面的材料，从后往前看，“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后世的人一般说得更明白。

资料搜集好后，就是对资料的进一步阅读、取舍、标点、分类（我戏称之为“合并同类项”）。分类的方法视情况而定，比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首先把解释“人”的材料分作一类，“人”是专指贤哲学者，还是泛指所有人？再把解释“弘”的材料分作一类，“弘”是扩充、发展之意，还是含弘、包容之意？再把解释“道”的材料分作一类，“道”是指“普遍真理”，还是指“理论学说”？第一步就是弄清关于“人”“弘”“道”的字义解释。解经要逐字逐句解释，不要以为这很简单，学问要做在哪里呢？就是大家以为很平常的地方，你能发现不平常。要训练自己的思维，超凡脱俗，避免同别人重复。

以上所讲的是要善于利用“E考证”的优势，来解决资料搜集与训诂考证的问题。

（三）高屋建瓴的理论视角。对思想史研究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哲学义理的解释。这要考验你的哲学思维的素养，包括对中国哲学的素养、对西方哲学的素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素养，以及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照等。在理论的参照系方面，与传统的经学家相比，我们有更高的理论视野。但要注意的是，更高的理论视野，只有在你对传统学术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才有用，否则容易犯“放空炮”的错误。

平时缺乏哲学思维的训练，缺乏对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照，要深入进行“新经学”的学术研究是有困难的。如果你在这个方面有欠缺，就要在今后的学习研究中补课。

研究思想史，要善于给自己提出具有理论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话，你可以提出“人何以能‘弘道’”？然后你去回答这个问题。你还可以用质疑的方式提出问题，孔子为什么提出“非道弘人”，难道一种伟大的理论学说不能帮助个人成长、使之成就大器吗？提出问题是对自己的理论挑战，你要能应对这个理论挑战。

（四）关于“现代意义”问题。有人可能会问，是否我们选定的每一个研究课题都要讲“现代意义”。那倒不一定。但是我们在筛选题目时，已经把有现代意义的题目优先考虑了。像我讲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句格言，它就应该有其现代意义。有现代意义而不讲，岂不遗憾？

上面讲了我提出的“新经学”的研究方法：一是字义解释；二是哲学解释；三是现代意义。当然，“现代意义”问题不一定单独列出，也可以并在“哲学解释”中来谈，夹叙夹议。我以为，如果你对选定的《论语》名言，按这个程序做足了功课，那你就有可能在这个局部问题上“坐集千古之智”，超越前人的研究。

经学原本是一门繁难的学问，《汉书》曾说：“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我希望通过现在的学习和训练，使同学们能较好、较快地掌握经学研究的方法。

以上所述主体内容是我在《论语》开课时的讲述，学生吴国龙根据录音整理，权为此书序言。

姜广辉

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2016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