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孔子“闻道”内涵的辨证考察
要解开孔子“闻道”之谜，需要我们对上述诸说做出进一步考察，厘清诸说与孔子“闻道”内涵究竟有何种内在联系，从而使我们能以更为全面的视角对孔子的“闻道”内涵做出诠释。首先，我们需要从《论语》出发，通过孔子对“道”的理解与诠释，进而对“道亡”说与“道行”说的合理性加以考辨分疏。其次，通过对思孟学派的典籍帛书《五行》篇与《孟子》一书相关内容的考辨，进而对“知道”说的内在理路加以厘清。然后，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对孔子的“闻道”内涵做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解读。
（一）对“道亡”说的辩证考察
《论语》中“道”字共有89处，仅词性用法就有多种，所表之义更是种类繁多。所以，此处仅就“道”释为“政治条件”来分析，孔子言“有道”为“政治清明”，言“无道”为“政治黑暗”，并且非常喜欢拿两者进行类比，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一类言论共有8处。通过对各章内容的理解可以发现，孔子之意实为君子在身处两种境遇时所应持有的态度与道德抉择。但是邦之“有道”与“无道”并不是普通人所能改变的社会现实，更不是可欲可闻可得者。所以，孔子所论世“道”，首先是对春秋乱世的社会现实的价值评判，其次是对君子所处此世应持有的态度与“道”的抉择指明了方向。但是，孔子有没有恨当世之无道而盼有道的期望之意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考察。
孔子一生立志为学，以能够恢复周礼为目标，并且积极入仕从政，寄期望通过自身的仁政理念以造福天下百姓。然其惶惶如丧家之犬，终不得志。面对伦常尽失、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的乱世，孔子的救世之心自然是急迫的，“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把我们置身于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去体味他传道济民的热诚，也许就能够理解何晏、皇侃等人对“闻道”内涵的解读了。我们并不能够否定在孔子之时对“道”的理解达不到具有本体意义的“大道”的高度，但是，从务实的角度出发，“道亡”说似乎更能够合乎孔子的原初之意。
（二）对“道行”说的辩证考察
《论语》中关于“道行”的章节共有3处，分别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前两处为孔子语，后一处为子路语。首先，我们考察这三处的语义内涵。第一句所言之意乃是孔子在面对道之不行的现实所发出的感慨，颇具隐逸意味，“吾道不行于世，还是乘木桴于海另寻出路吧”。那么，此处所体现出的隐逸思想是否为孔子心声？这就需要结合第三句的子路之语加以考察。子路所言是为了回应隐士荷蓧丈人之语，是孔子借子路之口以明心志，君子之仕，在于行义，在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于传仁爱之道。道虽不行，心已明知，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是孔子的道义担当。孔子言“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把“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与目标，孜孜以求。曾子言：“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面对不可变更的时局环境，明知“道”之不行而为之，其所为者并不是以“道”是否能“行”为标准，而是以该不该“为”为标准。至于道之行与不行，孔子则把它归咎为“天命”所定。孔子亦常言“天命”，“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孔子五十岁后入仕，以推行己道，历任鲁国中都宰、小司空、大司寇并摄相事，五十五岁去鲁适卫，开始周游列国，其间，虽饱经危难，仍不坠行道之志，匡地被围，以“斯文在兹”自任。遥想孔子之时，面对礼崩乐坏、列国纷争之境，其行道之心是恳切的，期盼其仁爱之道当行于世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然道之行与不行则实非孔子所能左右，亦非孔子之所重，其所重者唯有其坚毅不变的“行道”信念。我们亦可以从《孟子·万章》篇的一段话可以窥见孔子“行道”之心：
孟子曰：“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
孟子言孔子之为孔子者，在于孔子行道准则为“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孔子周游列国，推仁义之道，行礼乐教化，所重者是为民，而不为爵，爵位的得与不得则在“天命”。在名与利的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明确的，名利皆为小人所图，并非君子所能看得上的。所以，我们看孔子“行道”的信念是恳切、坚毅的，而在功名利禄上并无过多诛求，只是他把“道行”与否归之于不可言说的“天命”，这或许是一种自我慰藉。换言之，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明知“己道”已经不能行于当世。所以，“道行”之说在孔子那里应该是一种很遥远的事。然而虽然遥远，他内心的期盼却从未泯灭。
何晏等主张“道亡”说是叹世之无道，其潜在之意为盼世有道，而有道即“道行”的目标。两者的逻辑是相通的。因此，我们认为，就孔子本身的思想逻辑来看，“道亡”与“道行”两说都有其合理之处。
至于强调内在德性觉悟的“知道”说，将“道”解释为具有本体意义的“天理”，则在《论语》中很难找到太多的证据。在我们看来，那是宋儒为迎合禅宗挑战，吸收佛、道二教的心性论思想提出来的。宋人陈埴所说的“此闻非谓耳闻，谓心悟也，即程门所谓‘一日融会贯通处’”，应该只是宋儒的思想。它不是孔子那时的“问题意识”，甚至也不是何晏所处的玄学时代的“问题意识”。
[1]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41页。
[2]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52页。
[3]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552页。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0页。
[5]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8页。
[6]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7]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
[8]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9]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0]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页。
[12] 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3页。
[13]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页。
[14] 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五，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46页。
[15] 朱熹：《朱子语类》卷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6] 胡煦：《周易函书别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第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3页。
[17] 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4页。
[18] 汪淳：《论语疑义探释》，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9] 廖名春：《〈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