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市场开放与中国工业部门的进入退出状况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建立和退出是由政府部门严格控制的。在市场化转轨的进程中，行政性的进入退出管制逐渐放松：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一些消费品生产行业，到了90年代中期，外商投资企业获准并被鼓励进入中国工业部门的一些行业。随后，针对非国有部门的行政性的进入退出管制进一步放松。与此同时，产品和要素市场体系开始发育与成长，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这些方面的变化消除或减少了非国有企业进入的制度障碍，并使得新进入企业能够更加方便、更加低廉地获得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从而降低了非国有部门的进入成本。在这个背景下，大规模的进入、退出成为中国工业部门跨产业的一般模式。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全部426个四位数产业企业层面的数据，我们计算了各个四位数产业的进入率ER和退出率XR。这里，我们对进入和退出企业的定义建立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础上，从1999年开始，我们把第一次出现在数据库的企业定义为进入企业，相应地，曾经出现但从某一年份开始不再出现在数据库的企业被定义为该年的退出企业。用NEs（t）、NXs（t）和NTs（t）分别表示产业s在第t年的进入企业数、退出企业数和企业总数，进入率和退出率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出来：

ERs（t）=NEs（t）/NTs（t-1）XRs（t）=NXs（t）/NTs（t-1）

表2—1报告了中国工业部门426个四位数产业在1999—2007年跨产业的平均进入率、退出率以及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制度结构。为了考察大规模的进入退出模式是否普遍存在于各个产业中，我们还计算了两类不同产业的平均进入率和退出率，其中，第一类产业包含了1998年产业加总的纯粹国有资本的比重在10%以下的60个产业，这些产业市场开放较早并且资本和技术密度较低；第二类产业包含了1998年产业加总的纯粹国有资本的比重在60%以上的60个产业，这些产业市场开放较晚并且资本和技术密度较高。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于第二类产业组的多数行业中，政府仍保留了准入、投资审批等大量干预措施，力图扶持大企业特别是扶持国有大型企业，限制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表2—1 1999-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的进入退出状况

表2—1 1999-2007年中国工业部门的进入退出状况续表

注：括号中报告的是工业部门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资本总额中非国有资本所占的比重。

这些计算结果揭示了下面一些统计上稳健的典型事实。

第一，中国工业部门的四位数产业表现出非常高的进入率和退出率。在1999—2007年，平均说来，中国工业部门426个四位数产业的进入率为0.2188—0.9418，退出率为0.1490—0.4643。中国工业部门的进入率远高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根据Gable和Schwalbach（1991）的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工业部门产业间的平均进入率为3.2%—8.2%。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转轨过程中市场开放会带来高进入率，Broadman 关于俄罗斯转轨过程中进入问题的研究、Robert 和Thompson（2003）对波兰转轨过程中进入问题的研究，亦表明了这一点；本章考察的时间段内，中国工业经历高速增长，许多行业都处于快速成长期、市场规模急剧扩张，经历了大规模的企业进入。

第二，中国工业部门各个产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正相关。表2—1显示，中国工业部门不仅表现出非常高的进入率，而且表现出非常高的退出率。事实上，在1999—2007年，426个四位数产业进入率和退出率跨产业和跨年份的相关系数为0.51，且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表明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第三，中国工业部门的进入退出主要是由非国有部门驱动的。从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的资本结构中，我们看到，非国有企业构成了中国工业部门进入和退出的主体。在1999年，全部四位数产业非国有资本占全部进入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为71.88%，非国有资本占全部退出企业实收资本的比例为62.65%，随后，这一比例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并且，非国有资本的进入率始终高于退出率。因此，市场导向的非国有企业构成了中国工业部门进入和退出的主要驱动力量。